什么样的城市化才算“有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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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刊《中国财富》探讨了城镇化的问题，无独有偶，今年4月上旬举行的博鳌亚洲论坛，也开设了一场主题关于“城市化的质量”的分论坛。经济学家胡祖六在一片讨论“绿色城市”、“设施建设”的发言中直指户籍制度。

他说，90年代整个农业作为一个产业，占中国GDP的比重不到15%，但有70%的劳动力人口在农业。你说政府非常关心农业，“三农问题”每届都提，但农民的生活永远不能改善，因为70%的人只能分享15%的附加值，所以农村的绝对贫困是永远不能解决的。

胡祖六以为，城市化不应仅仅是横向流动，而是垂直流动――更好的收入、更好的就业机会。如果户口制度延续，尽管人可以流动，你还是“二等公民”，子女不能就近入学，没有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你甚至不能买房子，所以只能住棚户，相当于中国的贫民窟。“户籍制我只能想到奴隶制可以和它相比，你要改革户籍制？就是取消，没什么好改革的。比如说‘改革奴隶制’这种说法行得通吗？要‘废除奴隶制’！”

在理性安静的博鳌会场，即使嘉宾发言精彩，见多识广的听众们也通常不会鼓掌，而胡的发言赢得了现场的掌声。我在内心喊了句：真棒！

去年，我作为中国唯一的记者代表，参加美国东西方中心的Jefferson Fellowship项目，主题正是城市化。在和来自全世界的同行分享中国城市化率超越50%这样一个了不起的成就时，我总觉得还缺点什么。一个月的项目里，我们看到，美国夏威夷的议员因为无法证明是否有必要花纳税人那么多钱，20年都未能通过地铁修建计划；我们看到，弹丸之地新加坡完善的垃圾回收和水循环处理系统；我们还看到，首尔大都市中心将古籍和村落保全得非常完好；当然也看到，广州领先全亚洲乃至全球的BRT系统、绿道、开发区和知识城。

我突然明白，缺了什么。所谓“城市化”绝不仅仅是“硬件”建成了一座座“城市”。我们当然需要地铁、高架路、BRT、开发区，而我们应该更多去关心的恰恰是“软件”。

第二代农民工早已远离土地，也不再像他们的父辈那样远离家乡来城市打工只为了赚些钱便回去，他们的身份认同日渐模糊，他们渴望“融入”，渴望被接纳，渴望“平等”。但是，他们得不到。他们永远是城市里“被遗忘的一群人”，他们微薄的打工收入（即使如此还常被拖欠）根本无法负担大城市的生活成本，他们看着万家灯火却感到无比冰冷和疏离，他们成了城市的“蚁族”和“鼠族”。

每年的春节，看看那一张张疲惫、忧伤却无比朴实的面孔，他们只为买一张回家的车票，他们没有电脑、不会上网，他们积蓄不多，节俭不舍，他们能做的只有排队，一个通宵、两个通宵，因为这是一年中唯一与家人团聚的时刻。

还有孩子，国家和社会的未来。除了中国，全世界找不到任何一个国家有“留守儿童”这么一个语汇。他们的成长是孤独的，自卑的，谨小慎微的，他们不敢奢望受到良好而又完整的教育，他们一年甚至N年才能见到自己的爸爸妈妈一面，于是会问出：“妈妈，你家在哪里呀？你能带我去看看吗？”

在论坛上，我的演讲和PPT使得许多外国同行沉默和流泪，他们问我：那么，你觉得什么才叫好的城市化？

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中国人的命运从他出生的那一刻起便被决定了，那本小小的户口本，隔着一条深深的鸿沟。在我看来，弥合那条鸿沟，才是真正的――“城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