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双转移”战略下的合作开发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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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以广东“双转移”战略指导下的产业转移园为研究对象，利用演化博弈论讨论影响地方政府合作开发的关键因素，并从经验层面验证了合作开发对产业转移的机制性作用，以期为优化产业转移实践提供有益参考。

关键词：产业转移；合作开发；广东

一、 文献综述

现有文献对产业转移的关注点随着工业化发展阶段、地区资源禀赋差异和跨国公司全球化经营的发展而变化。总体来看，多集中在产业转移的动因、影响和机制等方面。

首先，在产业转移的动因方面。弗农（1966）认为，产业转移是发达国家回避成本劣势顺应产品生命周期的有益选择，且产业转移呈梯级、分阶段进行，直到产业承接国的基础设施、人力资源、技术水平、市场信息等与产业移出国相类似。刘易斯（1977）强调，发达国家的劳动力不足引起了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要转移对象的产业转移。普雷维什（Prebisch，1981）指出，产业转移的根源是发展中国家的进口替代战略，发展中国家利用发达国家产业移入加速自身的工业化进程也创造了产业转移的需求。Klimenko（2003）从土地、资源环境成本等非贸易品价格的提升论述了当集聚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造成产业外溢。产业转移先后取决于产品投入产出结构及产业的前后向关联度。

其次，在产业转移的影响方面。陈建军（2002）认为，产业转移是一个要素和商品流动的时空动态过程，是国家和地区之间开展投资贸易、形成生产分工的重要因素，同时是转移国与承接国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重要途径。王文成、杨树旺（2004）指出，产业转移是一个加速资源流动、优化资源配置的过程。史耀媛（2005）研究了中国西部地区的发展，提出产业转移是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过程的需要。温铁军（2008）对珠三角地区进行调查研究后提出，只承接了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价值链局部转移形成产业发展的地区要进行内生型经济结构调整的可能性并不太大。

再次，在产业转移的机制方面。已有研究主要体现在国家间产业转移机制和国内区域间产业转移机制两个层面。第一，国家间产业转移机制。赤松要（Akamatsu，1935、1962）提出了“雁行形态论”。他认为，后发国家产业发展一般遵循“进口—进口替代—出口”的模式，产业结构从低附加值产品向高附加值产品逐步演进，国际间投资的驱动在国际间具有传导性。小岛清（Kojima，1978）从资源禀赋差异角度出发，结合雁行模式和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提出了“边际产业扩张论”。波特（1985）认为，价值链可拆分，使产业链的不同环节得以在不同的地区或国家分开进行。中国东部沿海外向型经济承接的是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价值链局部转移，所以在当地比较优势丧失时，产业难以自发的成规模的对外转移，而各地方政府加快经济增长的强烈诉求，又促使政府在产业区际转移中扮演更加主动的角色。第二，国内区域间产业转移机制。魏后凯（2003）认为，区际产业转移是一个多方动态博弈的过程，既是企业同转入区与转出区政府之间的动态博弈过程，也是地方政府间的环境竞争过程。任浩（2007）总结了中部省份融入长三角过程中面临的投资、招商和管理三大瓶颈，提出产业移出地和移入地政府开展合作的“飞地经济”模式具有集约型用地、优势互补和承接产业梯度转移的特点，是打破瓶颈的有效模式。蒋蓉华等（2009）指出建立既有制度约束又有利益驱动的合作机制可使封闭的区域经济充分利用要素和市场，实现优势互补。刘友金等（2012）研究了东部产业往中西部转移，指出产业转移具有梯度陷阱，建议中西部创新承接模式，以化解产业转移的约束条件。

综上，现有文献尚未对产业区际转移的政府合作开发机制及其约束条件做深入的理论分析和案例研究，本文分析了广东地方政府在产业区际转移中的合作开发机制，指出其关键影响因素，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

二、 合作开发机制的模型分析

为了从理论层面探讨合作开发机制如何推进广东产业转移，本文引入演化博弈论，分析地方政府选择积极合作和消极合作的影响因素。演化博弈论认为，纳什均衡是在经过多次博弈的动态调整后达到的，均衡的达到依赖于初始状态，而且是路径依赖的。演化稳定策略（Evolutionary Stable Strategy，ESS）是具备有限信息的参与者为了最大化自身利益，在重复博弈中不断以较高支付的策略取代较低支付的策略，直到不再有参与者愿意改变策略从而进入均衡状态。合作开发产业转移园的地方政府双方，为了最大化自身收益，其行为机制与演化博弈是一致的，其决定以何种程度参与开发高度依赖于合作开发的初始条件。基于此，本文通过建立演化博弈的动态复制方程，研究演化稳定策略实现的条件，以探讨地方政府参与合作开发的关键影响因素。

假设政府A、政府B合作开发产业转移园，在具备有限信息和不完全理性的条件下，进行非对称演化博弈，其策略集合为S={S1，S2}，S1指双方积极参与合作开发，建立稳定的合作开发基础和良好的利益分享机制，S2指双方消极参与合作开发，缺乏稳定的合作开发基础或单方面违反合作协议等；Ri（i=1，2）是双方参与合作开发带来的收益；Pi（i=1，2）是双方均积极合作产生的额外收益；M为上级政府对积极合作行为给予的优惠政策和资金支持，该支持是竞争性的，消极合作不能获得支持；Ci（i=1，2）为双方积极合作需要投入的直接成本；L为双方采取消极合作需要付出的显性与隐性成本。其支付矩阵如下：

假定政府A选择积极合作的概率为a，则消极合作的概率为1-a；政府B选择积极合作的概率为b，则消极合作的概率为1-b。

政府A积极参与合作开发的适应度为：

UA（S1）=b（R1+P1+M-C）+（1-b）（R1+M-C）

政府A消极参与合作开发的适应度为：

UA（S2）=b（R1-L）+（1-b）R1

当UA（S1）≠UA（S2）时，合作中收益较少的参与者将改变自己的策略，模仿收益较好的参与者。

政府A的平均适应度为：

UA（S）=aUA（S1）+（1-a）UA（S2）

政府A的动态复制方程为：

Δa/Δt=a[UA（S1）-UA（S）]=a（1-a）（bP1+M-C+bL）①

表示政府A的积极合作策略随时间变化的程度。

同理，政府B的动态复制方程为：

Δb/Δt=b[UB（S1）-UB（S）]=b（1-b）（aP2+M-C+aL）②

令①、②式均为0，可获得五个平衡结点：E1（0，0），E2（1，0），E3（0，1），E4（1，1），E5（，），其中，当0

利用该演化系统对应的雅克比矩阵，分析各平衡点的局部稳定性。假设E5点存在，综合①、②式可得雅克比矩阵：

J=（1-2a）（bP1+M-C+bL） a（1-a）（P1+L）

b（1-b）（P2+L） （1-2b）（aP2+M-C+aL）

根据雅可比矩阵信息判断这5个平衡点的局部稳定性，计算结果见表1。

由表1可知，在5个局部平衡点中E1（0，0）和E4（1，1）是局部稳定的，其对应策略分别是合作开发双方同时积极合作或同时消极合作。

图1为合作开发双方博弈的动态演化过程：E1点和E4点分别是双方消极合作和双方积极合作的局部收敛，它们和为1。双方选择积极合作的面积OE2E4E3取决于O点的位置，积极合作的可能性随着该面积的增大而增大。系统演化的长期均衡结果既可能是双方积极合作也可能是消极合作。演化的路径与最终状态取决于博弈发生时的初始状态以及博弈的支付矩阵。由此，需分析博弈双方收益函数的参数值及其变化情况。

（1）合作成本C对合作开发双方积极合作的影响。如果合作成本C值很大，则地方政府合作没有积极性，即图中O点向E4点移动，OE2E1E3面积增大，政府A和B消极合作概率增加，并演化为稳定策略。在产业转移实践中，由于产业转移园优惠政策相似，产业园的合作成本（具体包括区位交通、政府服务和投资成本）成为地方政府确定合作开发的重要依据。

（2）额外收益Pi对合作开发双方积极合作的影响。如果双方积极合作能产生巨大收益，则合作双方积极性将提高，即O点向E1点移动，OE2E4E3面积增大，政府A和B积极合作的概率增加，并演化为稳定策略。实践中表现为，园区规模越大，产业集聚度越高，产生的合作收益就越高，即园区的发展空间越大。

（3）上级政府给予的支持M，包括政策优惠和财政补贴。良好的政策条件和财政支持将推动政府A和B开展积极合作。即M值增大，O点往E1点移动，政府A和B积极合作的概率增加，并演化为稳定策略。可见，争取到省级转移专项支付资金对促进园区开发具有重要作用。

（4）消极合作付出的显性和隐性成本L。在图1中，OE2E4E3的面积随着L值增加而扩大，即系统收敛于E4的概率增加，积极合作成为演化稳定策略。在以GDP为主要指标的考核体系中，消极合作不仅导致显性的经济损失，更可能带来隐性的政治风险。

上述分析基于E5点存在的情况，即01的特殊情况（见表2），然而，演化系统在这两个特殊情况下都将收敛于E1（0，0）点，即双方均采取消极合作成为演化稳定策略。因此，只有在0

三、 合作开发机制的现实经验

为了从经验层面验证合作开发对产业转移的机制性作用，本文选取了3个典型的合作开发转移园进行对比分析：石龙（始兴）转移园（以下简称“石龙（始兴）”）是广东首个产业转移园，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中山（河源）转移园（以下简称“中山（河源）”）是全省发展最好的园区之一，产业集聚已形成规模；顺德（英德）转移园（以下简称顺德（英德）是全省最具潜力的园区之一，设施逐步完善，成规模的产业转移正在进行。

（1）石龙（始兴）积极合作成本较高。在区位交通方面，石龙（始兴）距离珠三角的行车时间约为3小时～4小时，接近其他两个园区的两倍，运输成本方面不占优势。在政府服务方面，石龙（始兴）由东莞石龙镇投资2 600万元与韶关市始兴县共同组建管委会，并由石龙方设立管理机构代表园内企业与始兴方进行对口管理，沟通协调成本较高。中山（河源）由中山市投入1.27亿资金，并采取委托包干的形式给予河源充分的自，并派员进驻给予管理支持；顺德（英德）由顺德投资300亿元交换了园区25年完全开发权，自主程度最高，园区管理水平得到充分保障。在投资成本方面，三个园区水、电成本基本一致，大约仅为珠三角地区的60%。

（2）中山（河源）合作收益突出。在发展空间方面，中山（河源）可开发面积为75 000亩，是石龙（始兴）的11倍以及顺德（英德）的1.4倍。在产业发展方面，中山（河源）已形成通讯和机械装备产业集聚；石龙（始兴）在一园四片区的基础上发展四大产业，产业集聚程度低；顺德（英德）主要承接顺德本地的家电制造产业，产业集聚度较好。

（3）中山（河源）转移园得到上级政府大力支持。在上级政府扶持方面，中山（河源）是全省首个地市级的合作转移园区，并采取了起点相对较高的“园中园”模式，两次共得到上级政府10亿元资金扶持，使1.4万亩土地的基础设施和相关配套投入强度达到9.9万元/亩，是省财政资金注入前的3.6倍。相比之下，石龙（始兴）在申请专项扶持基金时竞争力不足，故园区开发因资金短缺而进度缓慢。顺德（英德）成立较晚，未得到财政专项扶持。

（4）消极合作的成本对比分析。在消极合作的成本方面，首先是显性成本，顺德（英德）将由顺德注资300亿进行园区开发，成本最高，仅首期开发区基础设施和相关配套的投入强度就达18.0万元/亩，分别是中山（河源）和石龙（始兴）的1.3倍和4.2倍；其次是隐性成本，中山（河源）是全省首个地市级合作的转移园，其隐性成本最高；石龙（始兴）是全省首个县级合作转移园，其隐性成本低于中山（河源）；顺德（英德）是全省第35个产业转移园，隐性成本低于前两者。

四、 结论与建议

合作开发机制已成为广东创新产业承接模式、化解转移约束条件的有益经验。合作开发的成功与否主要依赖以下四方面条件。第一是积极合作的成本问题。仅凭政府意志，忽略区位、合作方式和投资成本等要素，往往很难推动园区的可持续发展。纵观广东目前开发比较成功的产业园大多建设在当地原有的开发区内或交通要道周边，合作双方政府层级较高，注重合作方式的顶层设计。第二是合作开发的收益问题。具备良好的产业发展空间，并通过加强规划，引进龙头企业才能带动产业集聚，才能将发展空间转化为可均分的合作收益。第三是上级政府优惠政策和资金扶持问题。即使有珠三角政府共同投资，启动资金短缺仍然是困扰粤东西北地方政府开发转移产业园的最大难题之一。第四是消极合作的显性和隐性成本问题。合作开发园区的GDP和税收分成对珠三角政府来说比重较小，如果合作的政府层次也较低，则珠三角政府将因显性和隐性成本都较低而选择消极合作。

由此，本文提出四点建议：第一，转移园建设应充分考虑园区的初始条件，对条件较差的园区应更谨慎审批用地指标，防止土地圈而不用，企业占地观望。第二，转移园规划应更注重产业集群的打造，引进与园区资源禀赋和发展空间相适应的产业，增强对本地经济的带动效应和对本地劳动力的吸纳能力。第三，加强对园区基础设施建设的竞争性扶持，探索社会资本深度参与转移园建设的有效机制，如“让入园企业参与基础设施建设来置换土地款”、“向社会转让基础设施经营权获取开发资金”等形式，缓解园区启动资金瓶颈，提升滚动开发能力。第四，加大对合作开发的考核力度，将珠三角地方政府的消极合作成本显性化，打破其路径依赖的定势。

参考文献：

1. Vernon R.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nd I- nternational Trade in the Product Cycle.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66，（80）：190-207.

2. 陈建军.中国现阶段产业区域转移的实证研究.管理世界，2002，（6）.

3. 蒋蓉华，王娜.区域经济合作的演化博弈分析.技术经济与管理，2009，（6）.

4. 陈英杰，陈效林.科研导向对科研产出的影响：基于高校教师社会资本的研究.科技进步与对策，2013，30（12）.

作者简介：张欣怡，北京语言大学国际商学院讲师，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博士生；马文浩，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

收稿日期：2014-0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