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英汉禁忌语异同看中西文化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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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英汉禁忌语异同的视角，探讨和发现蕴含在禁忌语表层下的中西方文化中社会习俗、宗教政治、价值观念等深层文化内涵的相似与不同，以便顺利交流信息，避免误会与矛盾。

关键词：语言；禁忌语；跨文化交际

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并对文化起着重要作用，二者既密切联系，又互相区别。语言是文化的载体，通过语言，文化得以体现和传承；而文化的发展变化又促进语言的丰富和完善。禁忌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一种复杂的文化现象。它是指社会力图避讳的某些行为、事物或关系。在西方，18世纪之前就已经出现禁忌和禁忌语。英语“taboo”一词源于波利尼西亚的汤加语，当地的习俗严禁人们接触神圣的或鄙贱的东西，而且还禁止人们谈论这些事物，taboo就是指这种现象。汉语音译为“塔布”，即“禁忌”。在中国，“禁忌”一词的历史更为悠久。西汉班固《汉书・艺文志・阴阳家》记载：“及拘者为之，则牵于禁忌，泥于小数，舍人事而任鬼神。”可见，“禁忌”一词早在汉朝就已出现在一些史料典籍中了。《中国礼仪》也曾指出过“人竟(境)问禁”的重要性。禁忌语是一种复杂的社会心理现象，表现了人们对自己言行的束缚，与一定的社会、历史、文化因素有关。

一、社会习俗中的禁忌

在社会习俗当中，人们更多地禁忌凶祸词语、亵渎词语，死亡是人们最恐惧、最忌讳的了。本来人的生老病死是无法抗拒、无法回避的自然现象，可是自从人类有了对“生”的崇拜，就有了对“死”的禁忌，所以从古到今，“死”是不能随便提到的。在人们日常的语言文化交流中，死亡总是一种使人不愉快的主题，因此在与英、美等西方国家的人士进行的语言交际中不能说“死”，应委婉地说“离开”、“去天堂”、“睡去了”、“和上帝在一起”等等。

在中国古代，天子皇帝之死被委婉称作“驾崩”；士大夫阶层称死亡为“疾终”、“不禄”、“溘逝”等；庶民百姓对于死的别称更是五花八门，如“卒”、“没”、“下世”、“谢世”、“升天”、“老了”、“走了”、“翘辫子了”等等。而如今，在战场上为国家、民族和人民战死的人，则被称做“捐躯”、“牺牲”、“就义”、“阵亡”，以这些满含褒义的赞词来避讳开“死”字。

语言与文化间的影响制约是相互的，而这种影响制约是在同步进行的，因此对于许多现象应该进行双向考察。比如除了死亡，中国人还非常忌讳离别，因此连“离”的同音字“梨”也被列入了忌讳之列，这正是“悲莫悲兮生别离”这种文化心态对语言的影响。因为忌讳“离”，所以吃梨时要整个儿吃，不能切成一片片来吃。至今中国人的传统都保持着夫妻情侣吃梨时忌讳分成两半，因为它象征着“分离”，这样的传统反过来又是语言对于文化的影响，是“梨”的语音产生了梨子不能分着吃的文化习俗。

二、宗教政治中的禁忌

中国是一个宗法社会，尊祖敬宗、讲求不同身份是中国的一贯传统。出于崇敬或恐惧的心理，人们主观地赋予很多称谓超常的力量，并避免使用它们。如：中国自古就有“子不言父名，徒不言师讳”的传统，人们不能随意使用君王或尊长名字中的字。如唐高祖叫李渊。因此在唐代把东晋著名诗人陶渊明叫“陶泉明”。唐太宗名世民，为避讳，唐人以“代”顶“世”，以“人”替“民”字，观世音菩萨也只称观音菩萨。众所周知的成语“只许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也是因为宋代知州田登自讳其名“登”字而产生的。此外在中国，在宗教上，语言禁忌出于人们相信语言有一种特殊的“召唤”力量，一旦说出来就会真的如此这般…所以要求人们在神圣对象、神圣场所、神圣时间内，禁说污秽不净、亵渎神明的言词，或不吉利的话，非说不可的术语常用谐语或隐语代替，以避其讳。如有些船家禁忌说“翻”、“沉”等字眼；有些人忌讳说“棺材”而改称为“寿材”、“寿器”或“长生板”等。

在西方文化中，凡是与神灵和上帝崇拜有关的词语以及带有宗教含义的词语都被看作是神圣的、庄严的，不能随便提及，否则就是亵渎神灵。人们对“Jesus”，“God”，“heaven”等宗教词语充满了敬意。《圣经》就规定：不可妄称耶和华上帝的名字；妄称上帝者，耶和华必以他为有罪。因此英语中关于上帝(God)的委婉称谓特别多，有的采用语音手段：将God读为Gad，Gosh，Golly，虔诚的犹太教徒诵读“Yahweh”(耶和华)时总是读作Adonai；更多的是通过语义手段构成的委婉语：“万王之王”、“造物主”、“我们的父亲”等等。

三、价值观念中的禁忌

1.关于年龄的禁忌。在西方人的眼里，个人利益神圣不可侵犯。在这种价值观的影响下，谈“老”变成了一个极为敏感的话题，尤其是在女士面前更是忌讳。因此，人们在交往时，总是力求避免old这个词。另一方面，西方注重竞争、讲究效率，由于老人年纪大了，不论精力还是能力都已今非昔比，远不及年轻人的那股干劲。所以，老年人往往遭到冷遇。例如，西方的老人不喜欢被人说成“old people”因为他们往往将“老”字与“体弱”、“变丑了”等词等同起来。所以，英语里常用“senior”(年高者)、“getting years”(年岁在增大)、the longer-lived(生活经历较长的人)及seasoned men(历练的人)来代替“old Imople”(老人)。

对“老”的禁忌主要是由于西方社会老人的地位下降，怕“老”成了整个西方世界的社会心理定势。然而在中国，情况正好相反。因为中国历来有“敬老尊贤”的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念，同时中国传统的紧密的家庭结构及“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使得中国人“重家庭”、注重祖先崇拜、提倡伦理人情。老人在社会中普遍受到尊重，年老并不可怕，因此这方面的委婉语也很少。常见的也只有“风中之烛”、“年事已高”、“这把老骨头”或“这把岁数”等寥寥几个。而且中国的老人多以“老当益壮”、“老骥伏枥”为荣，甚至还倚老卖老，如：“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我走过的桥比你走过的路还长”。老人不惧怕谈老，社会自然不忌讳“老”字。如：“老人家，您贵庚啊?”中国人习惯把“老”字放在姓氏前后表示尊敬和亲切，如：“老王”、“郭老”等，前者表示亲切，后者表示尊敬，且敬意较之前者更深一层。在中国，“老”字还带有敬意，意味着权威和智慧，“姜还是老的辣”、“老成持重”，所以“老师傅”、“老总”、“老首长”、“老中医”等都成了尊称。

2.关于性别的禁忌。性别歧视语言主要是指歧视妇女的语言。英语是男子中心语言，特别偏袒男性，贬低女性。例如：说话或写文章性别不明时，常用“he”(他)而不用“she”(她)；主持会议的人尽管是妇女，也用“chai rman”；表示“人类”用“manMnd”，而不用“Womankind”；等等。这些词里都含有词根“man”(男人)，而不用“woman”(女

人)。这些词在潜意识里都含有对女性的歧视。汉语中也有歧视妇女现象。从前，人们认为妇女愚昧无知、地位低下，比如“妇人之见”、“男子汉不同妇人一般见识”之类的话就反映了人们瞧不起妇女的态度。丈夫把妻子叫做“家里的”、“我们家做饭的”，或称“贱内”、“糟糠”等等，表明妻子无非是在家里干点家务活儿的人而已。旧时妇女一般没有大名，只有娘家姓，出嫁后，再加上婆家姓，婆家姓还要加在娘家姓的前边，称作“××氏”，这就算是妇女的名号了。可见不论是在社会上还是在家庭中，妇女都是受歧视受压迫的。对妇女的性歧视和性压迫甚至转化成为道德问题。封建社会里，男子可以娶三妻四妾，女人则要“从一而终”，不得有任何失节的事情发生，所谓“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现代时期，男女平等的观念日益深入人心。

3.关于财富的禁忌。众所周知，英美两国是科技和工业高度发达的国家，同时也是贫富极其悬殊的国家。Poor在英语中是一个可怕的字眼，它意味着生活困苦，也表示社会地位低下。因此，在交际中，穷人用out of pocket，m reduced circumstance代替no money或说的更委婉是in difficulties，把时常面临的失业unemployment形容为lay off，getthe walking ticket，除了穷人怕谈poor外，政府更忌讳贫穷，尤其是英美发达国家的政府。在这些国家的“官方文件”中，他们自称没有poor people，只有low-income group(低收入阶层)。而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贫穷”并不像西方那样讳莫如深。在期间越穷的人思想觉悟越高，有钱的人被认为是资本家、财主，还要被“割尾巴”。受这种思想的影响，在这过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人们都还认为“越穷越光荣”，还以“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津津乐道。自然不必忌讳“贫穷”。“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种‘士不理财’的观念。千百年来，人们抱着‘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观念，形成了读书人羞于言钱的心态”。读书人视钱财如粪土，诗人屈原不畏权贵、不屈贫贱，而陶渊明也“不为五斗米折腰”，他们以清风亮节为荣。可见，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人对同一事物的态度可能截然相反。

作为一种语言的普遍现象，语言禁忌的产生是有各种原因的，而原因也往往因为民族、文化、地域和时代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当我们在与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人交往学习的时候，应注意尊重对方的文化语言习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