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话语权的重要性及其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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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译者缺失话语权是不争的事实。主要体现在译者对翻译作品的选材缺乏主动权，翻译方法受到主流思想的束缚以及翻译理论研究缺乏创新等方面。这可以归因于翻译作品原文化的强势、原作者的强势、国内外翻译理论的强势以及主流意识形态的强势。论述了译者话语权的重要性，分析了译者话语权缺失的原因，探讨如何在翻译领域建立译者的话语权。
关键词：话语权；归化；异化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1101(2011)01008105
收稿日期：20101116
基金项目：安徽理工大学校级教学研究项目基金资助
作者简介：程少武 (1969-)，男，安徽枞阳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哲学和翻译。
On the importance and construction of discourse power for translators
CHENG Shao-wu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hu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uainan, Anhui 232001, China)
Abstract: It is an inarguable fact that translators are lacking in discourse power, which is mainly embodied in their lack of initiative in choosing translation materials, their method being constrained by mainstream thoughts, and their lack of innovation in the research in translation theory. This can be attributed to the superiority of the original works, of the original writers, of translation theories at home and abroad, as well as of the mainstream ideology.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importance of translators’ discourse power, analyzes the causes of their lack of discourse power, and explores methods of constructing their discourse power in the realm of translation.
Key words: discourse power; domestication; foreignization
翻译是作者、译者与读者之间的对话，是两种语言、两种文化之间的交流，因此，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译者与作者和读者之间、外来文化与本地文化等诸多话语权矛盾。近年来，翻译理论界也兴起使用话语权理论探讨译学问题。金敬红、张文娟论述了译者话语权的主体性和主体间性；王东风、孙伟探讨意识形态对译者话语权的影响；杨柳以勒菲弗尔的“三要素”论论述了原作者话语权的隐形、译者话语权增强的的必然性；陈秀，贾顺厚等论述译者话语权存在的客观性；李洁平、李修群、朱聪等人则运用话语权理论分别分析了《雨中的猫》、《红楼梦》、《浮生六记》等文学作品的翻译。《译者的隐身》作者韦努蒂论述了话语权缺失导致的西方文化泛滥的不良后果；《译者登场》则开启了重视译者因素的研究潮流，使译者的主体性逐渐得到相应的重视。中外学者强调了政治、文化因素以及意识形态对译者翻译行为的制约作用，然而并没有系统的论述译者话语权的重要程度、缺失的原因以及建立译者话语权的途径。
一、译者话语权的重要性
话语权在翻译活动中具有重要地位。福柯指出,人与世界的关系是一种话语关系。话语既是解释和理解世界的一种手段和方法，又是掌握和控制世界的一种工具和武器。如果话语完全中立，所有社会组织和个人都接受它，对整个社会最有利。如果话语被垄断，其他社会组织和个人的声音都被掩盖［1］。话语权力体现了一种不平等或不平衡关系，由于话语活动参与者的社会身份、地位有所不同，因而对话语的控制程度也不尽相同。翻译活动中确立译者的话语权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 确保译者的地位
对于翻译工作者来说，长期以来面临着话语权缺失的困窘。译著创作权得不到认可，被某种无形的强势力量束缚着，译者在社会中处于弱势的地位，缺乏对翻译理论的发言权和作品解释能力。确立译者的话语权可以保障译者的主动性。通过译者的话语权，确立其社会地位，从而使自身的价值得到认可。翻译不仅是一种工具，也是一种原创活动。不同的语言之间具有不可译性。不同的语言和文化都有着一定的特殊性,因而不同的语言之间在移译时自然会存在某些不可译性。正如德国语言学家威廉•洪堡所说:“任何翻译者毫无疑问是试图完成不能完成的任务。因为每个译者必须要触到两个暗礁中的一个而遭沉船,或者是过于严格地遵循原著,损害了本国人民的口味和语言；或者过于严格遵循本国人民的特点，结果损害了原著”［2］。翻译作品不同于机器翻译，总是在众多的原作者表达意图中，根据自己的理解选择合适的目标语表达方式。这也就是古希腊的文学作品经过文艺复兴运动的翻译，焕发出新的生命力的原因。
(二) 促进翻译事业的健康发展
译者话语权的确立也是促进翻译事业健康发展的关键。确立译者的话语权可以发挥译者的主体性和创造性，译者的创造性可以赋予原作一个崭新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次崭新的文学交流，赋予它第二次生命，延长作品的生命。事实上，翻译史上，出现许多译著超过原作的现象。奈瓦尔用法语翻译的《浮士德》，歌德读后的印象是其文字比原作的文字还要清晰。弗赖利格拉斯用德语翻译的《草叶集》，连惠特曼也不否认可能胜过他的英文原诗。培根从拉丁文译成英文的《随笔集》，无论是文学价值还是流行面都超过拉丁文原作。这些成就离不开译者话语权的表达。
(三)确保本土文化的健康发展
翻译的过程实质上是一种文化传播和文化交流的过程。历史上，翻译孕育了许多新文明，也毁灭了许多古老的文明。例如希腊文化孕育了罗马文化，罗马人用拉丁语翻译或改编荷马的史诗和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米南德等人的希腊戏剧作品。由于不同文化相遇时或是征服，或是教化，或是毁灭，或掠夺，或是交流，所以，翻译活动中只有确立译者的话语权，才能抵抗外来强势文化的侵略。译者的话语权反映着和折射出翻译主体-译者的文化身份、文化意识、文化立场和文化态度，同时，也体现着译者的翻译目的和时代精神，确保本土文化不仅可以吸收外来的新鲜血液，同时保持本土的主要特色。
二、译者话语权缺失的表现及其原因
在国内学术界，译者缺乏话语权，至少可以说，话语权处于弱势。译者对自身的社会身份与地位似乎没有自信，不敢承认自己所做的贡献。评论界也容忍不了译者加、删、改。译作的著作权得不到认可。即使是马丁•路得也不得不抱怨，爱看不看！自己想好了怎么译就怎么译，绝不屈服。
译者话语权的缺失主要体现在翻译实践和译论研究两个方面。在翻译实践方面，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译者地位不高。译者对翻译作品的选材和翻译策略的选择无法拥有主动权，直译法盛行一时，强调译者的隐身；二是翻译实践的贡献不被承认；三是翻译实践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束缚，对文化移植的方向举棋不定。在译论方面主要表现为：相对于强势文化，弱势文化的译论缺失话语权；相对于译学评论界，翻译工作者缺失话语权。
造成译者话语权缺失的原因很复杂，主要在于作品原文化的强势、原作者的强势、理论研究的强势以及西方译论的强势。
（一） 原文化的强势
翻译本是双向的交流，既有外译中也有中译外，然而我国翻译界却存在着“一边倒”现象。国内翻译界注重的是从外文翻译成中文，中文作品的对外翻译没有前者活跃。50年代对苏俄革命理论作品以及80年代以后对美国经济文化书籍的的大量译介就是典型的例子。国内“西学东渐”一直甚于“东学西渐”。如今，中国经典作品的对外翻译虽然日益得到重视，大量的工作也正在进行，但就其数量和影响力来讲，远远不及外译中作品对我们的冲击那么大。
受到当时经济文化发展以及娱乐需求的影响，译者在作品选择方面缺少发言权，多是出版商或者赞助人指定的文字翻译任务，赞助人会利用话语权强势对翻译过程进行直接干预。从译语文本理论角度来说，翻译活动实际上是由译语文化里的各个系统所决定的：什么会被翻译出来，怎样去进行翻译，都是由译语文化的需要或译语文化的规范决定的［3］。翻译服务于本土兴趣时，就会从意识形态上处理外国文本的语言和文化差异。而且，译者的主体行为还要受到翻译时间的限制。
翻译“一边倒”现象表面上看是由翻译任务决定的，实质上反映了译者话语权的缺失。译者话语权的获得取决于意识形态等软实力因素,与国际机构的参与程度、导向力、吸引力等紧密相连。当今的科技发展格局和经济现状造成了西方文化的强势地位，翻译的主要任务是学习西方的科技发展成果。西方文化的渗透策略也使得出版商提供给译者的作品带有一定的目的性。弱势文化不得不臣服于强势文化。而原语文化的强势势必造成译者在选材上话语权的缺失。由于语言、文化之间的不平等关系，使得译者话语权的行使空间相对狭小。
殖民时期翻译的不平衡系统理论解释了原语强势现象，它包括四个假定［4］。第一，弱势文化总是大量翻译强势文化的作品，远远超出后者对前者作品的翻译；第二，即便强势文化翻译弱势文化的作品，也总是使之显得艰涩，神秘，难以理解，需要学者进行诊释。第三，强势文化在翻译弱势文化作品之时，总是挑选符合他们偏见的作品。第四，处于弱势文化的作家，为了拥有大量读者，倾向于为强势文化写作，这使他们的作品有刻意迎合强势文化的成份。
(二) 原作者的强势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强势
译者的隐身反映了原作者的强势。译者地位隐身的原因从根本上来说是受到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正如韦努蒂所指出的那样，“译者的隐身是一种文化历史现象，是民主政治需要，是进行民众教化的人道主义思想，民族中心主义暴力，同时又通过归化策略掩盖了其暴力行为，让人们觉得他们所读的不是译著，而是外文，是外国作者的思想的灵活再现。在他们的控制之下，译者要顺从，又要抵抗。可是抵抗最终被取代”［5］。
译界盛行原语中心论。这种理论认为译者应该隐匿在原作后面，译文要以原作者的面目出现，即“译者要决定性地从属于作者、译文必须从属于原文、翻译应该从属于创作。译者作为原语的仆人，被禁锢在原语的意义、语法、结构、文体和原语文化之中，译者的创造性必须在原语的控制之下”［6］。在这样的意识下，“译者为了增加译文相对于原文的忠实感和逼真感，不遗余力地将自己隐藏起来，尽量抹去语言与文化的差异，采用归化策略，用目的语的语言特征和价值观念同化外来文本，从而出现了译者的隐身”［7］。译者的弱势地位体现为没有话语权。与原作者相比，原作品的作者往往早已功成名就。翻译作品的创造性得不到承认，译者不享有翻译作品的版权，翻译作品不能作为成果参与职称评选，翻译稿酬低于创作仍是普遍现象。翻译工作和翻译工作者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在地位、待遇、人才培养、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译作无法同原作相比。
译者的隐身的结果，就是使译者地位边缘化，作品得不到认可，没有版权，没有著作权，译者必须服从外国作者或出版社的安排。
(三)翻译理论研究的强势
国内翻译界，研究翻译理论的地位高于翻译实践。由于翻译工作者面临的任务繁重，时间紧迫，要求严格，没有过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理论研究中去，他们谈论的更多的是自己的翻译心得和对具体细节的处理方法等。这使得深层次、有系统的研究难以展开。理论研究与实践活动相脱节，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削弱了译者的话语权。
国内译论研究的弱势也是译者话语权的缺失的原因之一。由于当代西方文化在科技、经济、军事方面的强势，当代西方的意识形态的扩张或渗透,在这种全球话语霸权的语境之下，译者要想得到文化认同，有时不得不借用西方译论的学术话语。20世纪后期，国内翻译界大量大量引进西方国家关于翻译的思考方式和理论表述，使用西方翻译理论术语来评析翻译作品阐述自己的翻译思想，原创性话语建构基本上是欠缺的。虽然学者呼吁要以古代文论为母体和本根来建立自己的话语，但是多数人都在争先恐后地使用国际流行的学术话语阐释自己的翻译思想。这表明，翻译工作者和翻译研究人员一方面急于要跟上国际思想潮流，另一方面又迫切希望表达自己的话语，渴望在翻译界确立自己的一席之地，因而希望提出自己的译介学思想。我国译论的研究方向，在复制性思维与创造性思维、复制能力与创新能力之间徘徊，在继承中国古代译论和借鉴西方译论之间努力实现古代译论的现代转型，努力实现中国译论走从“西方化”到“化西方”的转变之路。我国译论的失落从侧面体现了我国译者面临的窘境，处于西方翻译理论话语的强势语境之下，多数翻译工作者选择了默认或无力的抗争，在当代翻译理论的发展上没有权威的表述话语。
(四)意识形态的强势
20世纪90年代，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制约作用逐渐强化。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越来越带有强烈的政治倾向，翻译被视作一种“政治行为”，受到权力、政治因素、意识形态等的制约，翻译可以进行重写、操控、颠覆与抵抗等。译者的重写或操纵实质上是意识形态所赋予的权力。例如，于洁指出，“20世纪中国的文化翻译存在两种价值取向，一种是满足政治的需求，另一种是满足文学和社会发展的需要。那些不能符合当时意识形态的作品自然会受到抑制。翻译顺应上层意识形态就意味着它将成为精英文化的一部分。翻译中的伪译、创译、伪作都是合乎正道的并且是合法的” ［8］。
翻译中的意识形态中心论来源于奥古斯丁的二元论。奥古斯丁强调精神的幸福，认为意义好比精神。意义是永恒、固定不变的。反映在翻译中，就是结构等值比感受等值更真实有用。二元论的结果就是翻译的工具论，译者是作者及原文的工具，译者处处为原作者着想，传达他的意图，研究其生活及时代，研究如何传达作者所要表达的意义［9］。
三、译者话语权的建构途径
译者缺失话语权势必造成译者受外力的制约和操控，不仅束缚翻译实践创作，而且翻译理论的研究也可能缺乏创新。译者话语权的重建势在必行。从理论上说，译者话语权的建立有两个必要条件：一是译者的权威性；二是翻译作品内容的可信性。
支运波认为，遏制当代文论成功建构、导致古代文论转换失败的因素是，学术机制、中西文化差异与文学变迁共同作用的结果。他指出，要解决这个现状，必须“充分认识文化差异，立足中国当下场域，提炼属于时代智慧的理论形态，方可生成当代文学理论的体系”［10］。同理推知，译者的话语权重建应从译学理论、评价体系、学术导向和主体意识等方面开始。。
(一)译学理论的非理性转向
现行翻译理论体系注重非实体研究，体现理性规则，忽视译者个性的非理性规则。传统的翻译理论，从奥古斯丁（包括纽马克）的原文至上、作者中心，到路德（包括奈达）的读者反应、读者中心，从歌德（包括德里达）的浪漫主义救赎，再到无中心也好，无论是作者中心，还是读者中心，或者浪漫主义救赎，都是强调理性至上，忽视译者的非理性创新。
理性分析高度抽象简约化，注重翻译与纯粹思维的关系，翻译被视为可机械操作的过程。然而翻译活动不仅是注重理性的过程，更是注重非理性的过程，同样的原作，经过不同的译者翻译，有着不同的韵味。基于语义或语法结构的机器翻译发展的窘境证明了理性规则的失效。基于一定的语言规则，经过语义或语法结构的分析和转换，生成目标语的句子，表面上理性而合理，结果是句子的无意义、译作的不可读。基于统计的机器翻译，承认译者的非理性，打开了机器翻译的发展通路。
译论的非理性转向来源于现代西方人本主义哲学思想。人本哲学强调非理性以及人类个性的解放，强调主体性和个体性。突出感性与理性的对立，认为理性压抑了人的本能，限制了人的自由，强调非理性因素对人的认识活动和行为的决定作用，认为本能、直觉、意志、情绪等非理性的直接生存状态才是人的真正本质。注重个体的生存状态，认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个人经历、内心体验和自由意志［11］。人本哲学引入译学界，出现了“翻译身体学”等推陈非理性规则的理论。
鲁宾逊的“翻译身体学”力求联合长期以来被理性主义强行分割的敌对双方，如感觉和思维、直觉和系统化等，将它们合为一体，重新纳入翻译研究的视野。理顺了长期被颠倒的译者和作者、读者的关系。把研究的焦点和出发点重新落实到“人”身上，关注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所受的影响和制约，宣扬作者、译者、读者双层面的平等对话机制，力图使人们更好地认识翻译的本质［12］。
由于人文主义主流思想意识的影响，译界对译者地位的讨论最终使译者取得了一定的话语权，译者地位、身份发生了一定的转变。译者的一仆(译者自己)二主(原语作者和译语读者)的身份和心理得以转变。原语的权威地位受到挑战，译者的主体性地位日益显现。不仅翻译理论研究出现了“语言文化译者”的转向，出现了大量研究译者的学术著作，对译者的任务、目的与素质提出了新的看法，而且译者的主体性（能动性）地位得到了伸扬：译者既是奴仆更是主人。在翻译策略的选择上更加自由。
（二） 正确的学术导向
抗辩西方译论的话语霸权，离不开正确的学术导向和学者的努力。一方面我们要从容面对“西学东渐”对学术界的冲击，对西方的译学理论进行消化吸收。何刚强教授对中国译学的大本营问题提出了反思，他认为“中国的翻译‘学’研究若真的要在世界上产生影响，若真的要掌握一定的所谓‘话语权’，还离不开有中国特色的翻译研究成果。而这个研究成果的产生必然又是深深扎根于中国国学的土壤之中。没有对中国几千年文论传统的认识、把握、批判与继承，要建立走向世界的中国译学大概只能是一种空想”［13］。
另一方面我国译者的话语资源必立足于民族文化的异质性，并结合现代翻译理论与实践的客观现实发展状况，认识当下翻译发展中的根本性问题，大力推行“国学热”，推崇中华民族文化的经典的传播，从中国古典译论出发，挖掘整理古代经典译论。建立属于自己的话语规则，坚持本土文化身份，解构知识霸权和话语垄断。曹顺庆认为，西方文论“中国化”是解决话语权缺失的文化困境和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又一有效途径，西方文论应该与中国自己独特的传统言说方式相结合，并以中国的学术规则为主来创造性地吸收和利用［14］。
(三) 合理的译学评价体系
译者话语权的建立离不开合理的学术评价体系。评价体系以经济为导向，势必造成译学的工具性，经济效益孕育学术的浮躁，翻译沦为糊口的工具；评价体系以政治为导向，势必造成译者的奴仆地位，译作具有明显的政治目的和操控性；评价体系以文化为导向，势必造成异化理论盛行，怪异的表达、非土非洋句式的结构、晦涩难懂的译文，势必损害汉语的完整性。
合理的译学评价体系应鼓励潜心钻研的人，应营造译学的学术气氛，创建民族特色的学术术语，确立民族的话语权，避免跟风盲从，避免西方话语理论对我们翻译实践的误导。提高译学的实践能力和研究水平，保障译者的合理地位和理想的待遇，鼓励创新，从根本上解决国内话语枯燥与话语沉默的现象。
(四)恰当的翻译策略，加强译者主体意识
译者在翻译活动中必须体现自己的主体意识，不能一味的归化或异化，应该根据不同的翻译目的而采取归化与异化相结合的翻译策略，要自觉摆脱意识形态等社会力量的左右。
适当的归化可以抵制原语文化的话语权力，体现译语文化的话语权，为翻译活动带来活力。文艺复兴运动是以翻译古典希腊作品为主的一场翻译活动，当时的译者无论从地位、文化等各个方面，都处于弱势地位，主要采取归化的翻译策略，选择适合于归化翻译的文本，有意识地采取一种自然流畅的目的语文体，插入解释性资料；删去原文中的主观材料；协调译文和原文中的观念。这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译者的话语权。
适当的异化，既有助于保留原文的异国请调，又可以发挥译者的话语权，增强翻译活动的生命力，改变译作的二流地位，改变译者的隐身状态，提高译者的身份，使其最终能与原文作者享有同等的权威。译者可以写前言，表明自己的翻译策略，提醒读者文本中存在明显的文体特色。让读者感觉到译者的存在,体现译者的创造性,彰显译者的角色。
不同的译学大家有着体现自我的不同途径。歌德指出，译者要摆脱自己的工具地位，就要勇于维护自我权利，成为有事业心的译者，以自己的方式去翻译，而翻译的效果则可以不断演进，直至完美。鲁宾逊提出了外向翻译法理论。他认为，翻译是译者与原作者及读者的对话行为，翻译过程有内向和外向两种方向，以体现译者压抑或表达自我的态度。内向伦理（introversion）表现了工具论倾向，它要求译者尽量压抑自己的个性；而外向伦理(extroversion)则要求译者将自己的想法和感受充分表达出来。它不是为了表达而表达，为了差异而保持差异。译者有权以游戏的态度进行翻译，改变原文的内容，使翻译呈现出多样性［15］。
四、结语
译者为王，既要与作者抗争，又要征服读者，同时还要彰显译者的个性。适当的话语权有益于建立其合理的地位，摆脱社会所带来的不合理的无形束缚，促进译学的繁荣和发展。然而，译者话语权的确立还需要社会和翻译界的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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