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研究不是研究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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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谈到做科学研究，一定涉及科研经费，似乎经费成了科学研究的决定因素，是否真的如此呢？

我们先来看看大科学家爱因斯坦是如何做科学研究的。1900年，爱因斯坦进入瑞士专利局任三级鉴定员，在瑞士专利局的七年是他辉煌的科学创造时期，分子的布朗运动、光电效应及狭义相对论就是在这个时期诞生的科学成果。但如此震惊全球科学界、开创物理学新纪元的成果，却是在没有花费瑞士国一分钱经费的情况下做出来的。

经济学的主要创立者亚当·斯密也是如此，1751年～1764年他在格斯哥大学担任哲学教授。在此期间发表了他的第一部著作《道德情操论》，确立了他在知识界的威望。1764年他辞去大学教授的职务，专心于著书立学，经过12年的艰苦研究，1776年他的伟大著作《国家康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发表了，该书一举成功，给他带来了不朽的名声，使他在余生中享受着荣誉和爱戴。如此重大的经济学研究成果，他并没有向国家、大学和其他人申请一分钱经费，但却做出了杰出的成果。

联想到当今从事科学研究的一些人，他们作研究的路线却和爱因斯坦和亚当·斯密截然相反，他们作研究的目的不是为了分析和解决问题，而是和评奖，说直白点，就是为了评职称和出名，获得金钱财富和名誉。

中国目前的现状是，科研者先拟定一个大家都在研究的热门题目，然后大吹特吹，写成洋洋洒洒的课题申请书，再向国家经费管理部门狮子大开口，伸手就是成百万上千万，甚至上亿元的人民币，而不管科研项目是否真正需要那么多钱，是否能做出成果。他们心中想的是先把钱弄到手再说。也有一些科研项目，完全可以自己一个人完成，根本不需要经费或仅仅需要少量的经费，但申请者大笔一挥，写上一长串合作者的名字，申请一笔不菲的经费。如社会科学的一些研究项目，根本是在书斋中就可以独立完成的，不需要什么经费，研究者往往罗列一大笔开支，要到多少算多少。

更令人惊讶的是，科研经费正成为“洗钱”的新目标。几年前《望新闻周刊》就透露，我们国家已经发生不少国家科研经费被转出境外涉嫌“洗钱”的事情。“洗钱”的黑手竟然已经伸到了国家用于科学研究的经费上，这并非危言耸听。科研经费用于洗钱的方式有多种：第一，购买设备，例如国家下拨700万元，只购买500万元设备，200万回扣进了小金库或者个人腰包；第二，大量购买汽车房子及其他消费品，最后纳为私产；第三，购买保险，例如，“我今年55，买5年养老保险，每月2000元，5年就是12万，等我退休后，这笔钱我可以取回，至少可以拿回本金，将来可以获得更多的收益。”买保险有发票可以在科研经费中报账；第四，合作研究，例如，“一个亿的总课题，我说需要和外单位进行合作研究，跟对方私下约定，让他开个高价，把5000万元钱打过去，对方返回4000万，一起地下分赃吃回扣”；第五，用科研经费投资产业化或者其他营利性实体，或者自己建立公司，拿科研经费作股东；第六，将科研经费用于旅游消费；第七，将科研经费投资到股票期货甚至房地产业盈利。同时，院校争取来的科研经费还有可能成为向官员、专家行贿的来源。

现在我们国家的状态是，实验室建设得越来越豪华，越来越高级，占地面积越来越大，有的科学家办公室可媲美总统办公室。笔者曾经专访过很多仪器设备跨国企业，他们都对中国市场非常重视，因为中国市场已经超过日本成为安捷伦、热电集团等跨国仪器设备供应商除美国外的第二大市场。中国市场之所以有如此大的魅力，就是我们的科研经费很多都被用来购买重复建设的设备而不是耗材上，而实际上我们国家用于研究的钱少而又少。我们的实验室负责人对在科学研究一线工作的博士、硕士十分的苛刻，每月仅发给几百元的生活费用。而在国外，博士、硕士的补贴每月达上千美元。因此，这些学生谁又能沉下心来脚踏实地地作研究？实际上，大部分的博士硕士，都把大部分的精力放在外语和联系出国上，他们是身在实验室心在欧美啊!而实验室的中坚力量就是这些硕士和博士们，如果他们不安心实验室工作，那科学研究又何来突破，何来创新？在这种思路上进行的科学研究必然是低水平重复或者走向造假，这就难怪国家每年立了那么多项，拨了那么多经费，最后弄出一大堆无用的泡泡来，真正独创的有价值的东西少而又少，大科学成果更是和大熊猫一样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