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的基督教和儒家在人性论方面的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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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督教和儒家分别是西方文明和中华文明的源流，所以对基督教和儒家的研究也成为了中西文化研究的中心。本文以早期的基督教和儒家对人性的研究为出发点，分别从人的原始之性、现实之性和人性的完善中探求中西文明的异同。

关键词：人性 善 恶

引言

基督教作为希伯来文明和希腊文明的结晶，是西方文明之源，构成了西方社会两千年来的文化传统，其“教义的核心是挽救人类，使人类免于邪恶”（麻天祥，2004：92）。而儒学或儒家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主流，在中国社会中长期占统治地位和起主导作用，儒家学说的核心是“仁”――“仁者人也”（《礼记・中庸》转引自刘玉明，39）、“仁者爱人”（《论语・中庸》同上）。所以对于基督教和儒家的研究就构成了中西文化研究的核心之所在，尤其是早期的基督教和儒家对于人的研究。本文就以早期的基督教和儒家对于人性的研究为中心，谈谈基督教和儒家两种不同文化的异同。

虽然耶稣和孔子都没有在理论上抽象地提出人性善或人性恶的问题，但是他们却都提到了如何使人行善的问题――究竟是通过礼教弘扬人固有的善的本性，还是通过礼教启发（原本性恶）人的善？（秦家懿、孔汉思，1990：110）此外，无论是基督教还是儒家都承认人有善有恶，只不过两者对善恶的侧重点不同。但基本上可以断定“人性有两个侧面：一面是善的神圣的‘本质的’人性，一面是可善可恶的物质的‘存在的’人性”。（孙尚杨，1992）本文就先从这两个方面进行比较，然后再从人性的完善方面进行比较，谈谈它们的异同。

1.原初之性

基督教关于人的学说是从神人关系的角度来谈的。按照基督教的说法，人是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出来的。上帝用尘土创造了人的身体，并把自己的气息吹进人的鼻孔，所以就有了人的身体和灵魂。根据《旧约・创世记》的故事，亚当是上帝创造的第一个人，接着上帝用亚当身上的一根肋骨创造了夏娃。上帝创造夏娃是为了不让亚当感觉孤独，让他们永远幸福地生活在伊甸园，所以上帝是善的。假如没有后来的夏娃被引诱偷吃了智慧果，人类的始祖将永不知善恶，没有生死，在混沌状态中永远幸福地生活在伊甸园中。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人之初并没有恶的根源，可以说是向善的，此外，“人类始祖是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并赋予的人性，所以说原始之初的人性是善的”。（孙善杨，1992：81）

从这一点上来讲，儒家的思想和基督教的思想是非常相近的。在中国儒家的思想中虽然没有上帝造人这一说法，但却谈到了人和万物是怎样“化生”的问题。在儒家最重要的经典《易经》中，我们可以看到下面的一段话：

“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媾精，万物化生。”（《系辞下》转引自张庆熊，2003：197）

在《易经》中也可见到用父母来称呼天地的句子，但并没有明确的人格神的意思。“乾，天也，故称乎父，坤，地也，故称乎母”。（《说卦》转引自同上）这里的“父”和“母”也被称为男和女。“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系辞下》转引自同上），用更抽象的术语来说就是阴阳，即人和万物都是由阴阳化生的。在儒家思想中虽然没有提及上帝造人，但却说人禀阴阳、五行之精纯、灵秀之气而生。所以儒家也承认人有身体和灵魂。此外，儒家认为人心和天心相通，相信天理和人伦之间存在一定的对应关系。按照《中庸》的看法，人的本性就是“诚”。“诚”即是天道，也是人道。对儒家来说，“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中庸》转引自刘光耀，2003：69）既然儒家主张人的本性为“诚”，而“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故可以看出儒家认为人之初的性为善。当然无论是基督教还是儒家，这里所说的人性善是指善的神圣的“本质”的人性，即人的原初之性，在这一点上，两者是相同的。

2.现实之性

在基督教中，虽然有人类始祖的混沌状态，但它并不是基督教教义的核心，而强调人的堕落，即原罪，以及人的罪与恶，还有人如何赎自己的罪以达到永生，才是基督教教义的重心。奥古斯丁尤其强调人类始祖由于滥用自由意志而堕落，人性自此腐化了，人类丧失了以自由意志选择善的能力，此后的自由意志只是选择恶的自由意志。这种神学理论极易使我们认为基督教主张人性恶。（孙尚杨，1992：81）罪和恶相伴而生，是值得辨析的两个概念。在基督教神学中，“罪”不仅是指一种错误的行为，而且还意味着人与上帝的一种疏离状态。“恶”包括道德上的恶和自然的恶，前者指道德上的恶的动机和行为，后者指造成人类痛苦的自然秩序上的偏差，如地震、风暴、瘟疫等。罪和恶联系在一起；恶即被理解为罪的原因，也被理解为罪的结果。神学家试图从恶的势力和倾向中找到人犯罪的原因，并把人受苦受难的恶果归因于人犯罪。（张庆熊,2003：227）人犯的罪包括原罪和不同程度的本罪。原罪的观念是通过对《圣经》中亚当故事的反思而形成的，指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中不听上帝的告诫，在蛇的引诱下，偷吃智慧果，从而一方面获得了识别善恶的能力，被上帝惩处，从此过着艰苦的生活。造成了人与上帝的分离，这便是人性中原罪之初的意义，也就是说，原罪说最初主要还不是道德意义上的人性善恶论。当然，后来人们认为原罪使人性腐化了，原罪说便演变成了人性恶的道德命题。（孙尚杨，1992：81）此外，原罪不仅仅是指亚当和夏娃个人的罪，他们的子子孙孙将继承这罪及其恶果，原罪的一个严重恶果是死。这一点可以从下面的一句话中判断出：“这就如原罪是从一个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人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罗书出5：12转引自同上229）那么，亚当和夏娃冒死犯原罪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他们希望能和上帝一样有智慧，希望自己成为上帝”，（同上）这就是罪的本源，即人类的恶，“人不信上帝而信自己，人相信自己能像上帝一样全知全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建立幸福的生活，然而，人的这种傲慢态度和固有的脆弱性，更容易使人受到邪恶势力的引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污秽，犯下更大的罪行而更深地堕落”（同上229）。本罪指“违背上帝的律令”（同上），行不义之事，知善不行，本罪同样是起源于人性的恶，即人性的腐败、堕落。中国儒家的主要思想也并不否认罪和恶的存在，如孔子在《论语》的“尧曰第二十”第一章中，有一段关于商汤在战胜夏桀后，回商之国都亳时，对来朝觐的诸侯的公告，其内容如下：

“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臣帝不蔽，简在帝心！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转引自张庆熊，231-232）。

在这里出现的“罪”与基督教圣经中的“罪”基本相似，指人对天即人对上帝所犯的罪。天（或上帝）对此一清二楚，并通过降下灾害等方式加以惩罚，但儒家思想里没有原罪的概念，也不用原罪来解释仁善之人也会受苦的问题，为了解释人犯的罪，也说到了恶，但儒家的核心并不是强调人的恶与罪。而是强调人的“仁”。仁学是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也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孔子谈“仁”最多，一部《论语》讲到仁的就有109处。他在不同的场合对“仁”的解释往往不同（钱逊，1992：26）。关于人性，他只说：“性相近，习相远也。”没有与仁联系起来，也没有对人性做出他的说明。但他实际认为性是善的。“在孔子，善的究极便是仁，则亦必实际上认定仁是对于人之所以为人的最根本的规定”（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97-98转引自杨适，183）。“对于孔子而言，仁以外无所谓天道”，“性与天道的贯通合一，实际是仁在自我实现中所达到的一种境界”（同上）。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仁”的思想，以心善言性善，提出了人性善的命题，所以他说：“仁，人心也。”实际等于说：“仁，人性也。”（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99-100转引自杨适，183-184）孟子认为人性中有着道德的萌芽――善端，善端与生俱来，扩充则为道德，因此，孟子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善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善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孟子・告子3.人性的完善

不管是基督教倾向于人性恶的说法还是儒家人性善的说法，都没有完全否定恶的存在，当然基督教和儒家对恶的理解各不相同。基督强调人道德上的恶，儒家强调人政治上的恶而非道德本性上的恶，这就使得两家在对如何使人去恶从善上有不同的看法。

基督教认为，人深陷于罪孽之中，心性败坏，靠自身的力量不能自拔，正如豹不能改变它的斑点一样，习惯行恶的人，也不能自觉行善了。沾满了罪污的人，无法用自己的手把罪污清洗干净。但是上帝仍然怜悯人类，“上帝是热爱世界的、人类的，为了拯救人类，作为上帝的一个位格的圣子化成了人，这就是耶稣基督”（张庆熊，2003：14），耶稣为了替人类赎罪，解除令人类受苦的根源，被钉十字架流血牺牲，用他的身体和血救赎人类，洁净了我们的罪。所以在基督教中，赦罪不是靠人的善行和功德、吃斋修道、祭祀或放生等做法换来的，而是上帝的恩典，所以基督教认为人只有靠耶稣的拯救才能克服罪。

在儒家中，也有类似耶稣赎罪的说法。如上文商汤在战胜夏桀后的文告中说：“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在此，商汤认为自己是天子，并认识到，君王有罪非民所致，而民有罪实君王治理无方所为，现在自己掌握着管理天下万方的大权，权重者责任也重，因此自己要承担最大的责任。但他是出于责任感，而不是出于“赎罪”的意识。（同上，234）所以，正是由于儒家没有“原罪”思想，孔子把去恶的重点放在人的努力上，即放在道德修养和政治修明上，而不是放在对天子祈祷上。因此孔子说：“为仁由己。”“我欲仁，斯仁至矣。”“未见力不足者。”强调了仁的修养全靠自觉修养，只要自觉努力便可达到仁的境界。（钱逊，1992：85-86）

结语

综上所述，早期基督教和儒家在人性论上既有相同之处，也有相异之处。这些相同之处使得西方基督教与儒家有可能在道德领域中的善恶问题中寻找早期基督教和儒家的最佳结合，而那些不同之处又可表现出中西文化的特色。这就使得中西方文化在相互融化的过程中保持各自的特色不断向前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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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秦家懿,孔汉思著.吴华译.中国宗教与基督教[M].三联书店，1990，12.

[6]孙尚杨.基督教与明末儒学[M].东方出版社，19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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