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入与隔离:从打工妹到女的角色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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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从社会学的视角，运用个案研究方法，通过对某市收容教育所女学员的非结构式深度访谈，描述和分析这些流动女童／女青年从普通的打工妹向女的角色转变过程，笔者将这一过程分力三个阶段，最后探讨了影响她们发生角色转变的原因。
[关键词]，角色转变，过程，原因
[中图分类号]C912.1
[文献标识码]A
一．研究问题视角
(Prosntutmn)是指出卖肉体换取金钱或物品的行为。它从有历史记载之日起就已存在，并在世界的几乎所有地方依然兴盛。建国初由于采取了强有力的社会政策，现象曾一度绝迹。上世纪80年代，又死灰复燃且来势十分凶猛，给社会带来了，严重的危害。对于这一现象，众多的学者从不同的学科视角进行了研究。其中包括从犯罪学的视角进行的关于活动的现象、趋势、原因和对策研究，从治安管理学的角度对查禁活动的立法和执法问题的思考，从心理学的角度对女性心理特征的分析。
尽管活动是一种社会现象，或者说是一种社会问题，但是除了极少数的社会学家对这一问题进行过实证研究，如潘绥铭采用观察、访谈和社区调查的方法对“小姐”做的实证研究，较少有学者再涉足此问题。分析原因，这与研究对象――女较为隐蔽，资料收集困难有关。但是在社会学领域对流动人口、外来民工的研究非常多，有关庄外来民工生存扶况的，有关庄“农民工”身份认同的，有关庄农民工情绪倾向的，当然更多的学者将研究重点放在了外来民工在城市中的社会融入状况。
在笔者与被访对象的接触中，发现这些年轻的女子，最初来到城市从事的都是正当行业。她们象千千万万的外来民工一样，带着对大城市的憧憬和向往来到这里，希冀着通过自己正当的劳动在城市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因此在本研究中，笔者将运用社会学的视角，对流动人口中的一个特殊群体――女进行研究，探讨她们在社会流动中是如何发生了角色转变。尝试找寻以下问题的答案究竟是怎样的社会进程使一个最初的外来打工者逐渐变成职业娼妓的？在这个转变过程中经历了哪几个阶段，她们对于融入城市主流社会有过哪些努力和尝试，受到哪些阻碍？有哪些关键事件促成了她们从打工妹到女的角色转变？
二、研究方法和资料收集
在现实生活中，从事或其他的女性，多处于暗处，作为普通的研究者是很难有机会近距离地接触她们的。为了使研究能够顺利进行下去，我们在多方支持下，来到了某市收容教育所，这里关押的都是因为被抓进来接受再教育的男女学员。根据研究设计，我们采用个案研究方法，对21名女学员(由于从事被抓的)进行了非结构性的深入访谈。
也许有人会发出这样的疑问，难道通过对这样少数几个个案的研究，就能够代表群体了吗?在此，我想解释一下，个案不是统计样本，它并不一定需要具有代表性。个案研究的目的不在于要把某一个或几个“点”具体、特定的发现推演到其他的点或面，其优势在于借着对某一个“个案”的分析，从微观出发，了解人与人，人与群体，或人与文化、政治、经济机制的互动关系。
在本研究中，笔者通过对被访者的观察和聆听，了解她们的家庭背景、第一次外出打工的情景、以及在城市中的生活变化，直到最后沦为女的过程。
三、角色转变的过程
角色是社会地位的外在表现形式，而地位则是一个人在社会关系体系中所处的位置。任何一个人在社会中承担的角色都不是单一的，而是多重的，这也意味着一个人会拥有多重地位。绝大多数的地位可以在财富、权力和声望等方而与其他地位想比较，而被划分到某一等级。对于社会中的成年人来说，职业通常是人们的首要身份。从农村、小城镇来到大都市的女性，她们一方面要努力在城市找到谋生的手段，另一方面．她们也想真正融入到城市的主流文化中。“社会融入”是移民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概念，由于迁入地与迁出地的文化差异，移民在迁入后一般表现为马赛克般的群体分割状态、文化多元主义和远离主体文化三种状态“隔离”是指将人们的居住地、社会服务或其他设施隔离开来，也指与主流社会相分离的过程。通过对收教所女学员的访谈，笔者发现这些来自异地的年轻女性，从普通的打工妹转变成为受人鄙视的女，决不单纯是为了金钱不顾道德和廉耻的突然决定。这两种角色之间的转变是一个逐渐沦落的过程，包含了对融入城市主文化的努力和受挫，以及对亚文化的抗拒和接纳；从游离于城市主文化的边缘到对娼妓社群的归属和融入。笔者将这一过程分为三个阶段：
(一)打工妹：对融入城市土文化的渴望、努力与挫败
1．求职
在笔者的调查中发现，这些年龄幼小且缺乏经验的女青年(女童)，她们的社会流动是非常盲目的，并多数使用非正规的流动渠道。对于大城市过于美好的想象，是促使她们大胆而莽撞地走出家乡，来到这个陌生城市的最大动力。至于在流动中遇到的困难，工作的艰辛以及城市社会的冷漠和排斥则是她们根本没有想过的。
如一位被访者告诉笔者，她中专毕业后在家乡的一所幼儿园当老师，生活过的还算安逸。但她总嫌生活太平淡，后来和男朋友分手后，感到很痛苦，就不想再待在那个城市：“想象当中南方应该很好，没有北方那么冷，_当时想出来找一份与自己专业对口的工作。”当问到她，你了解这个城市吗?有没有熟人在这边，找不到工作怎么办?她说：“当时就没想那么多，想着这里是沿海发达地区，一定很好吧！2004年过完春节跟中专时的同学(也是幼师同事)一起南下”。可是在火车站转车时，她们就被两个看似和善的中年妇女骗走了身上的路费和行李。
“当时什么都不懂，不知道去哪里买票，有两个看起来非常亲切的中年妇女，走过来问我们是不是要买车票，很好心地告诉我们“火车站很乱的，你们又不熟，很容易受骗，我们带你们去买车票吧”，走了一会儿又跟我们说“把你们的包都给我吧，我去买票，你们在这里等。“之后就一去不复返了。现在想想当时真的很傻，怎么这么容易相信她们。后来我们向路人借钱打电话回家，叫父母寄钱过来，这才来到这里”。(访谈对象05)
通过亲戚、老乡的介绍，中专学校的推荐，工厂外面的招聘启事，是她们找寻工作最常见的途径。由于教育水平不足、语言沟通技巧欠缺、关系网络的局限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她们能够找寻到工作的地方就是那些分布在城市周边大人小小的工厂。作一名生产流水线上的女工，成为大多数女孩来到城市里找到的第一份工作。
“16岁的时候，我便在邻居的介绍下来到这里的一家电子厂，邻居夫妻俩是这家电子厂的饭堂师傅。在这家电子厂，每月工资五百元左右，包吃住。”(访谈对象20)
“我是在2005年3月来的，我有个朋友在这边，刚来的时候是住在朋友那里。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鞋厂做工人，我是看到围墙上的广告后自己去应聘的。”(访谈对象17)。
2．工作状况
在和访谈对象的交谈中，她们都提到了对打工生活的不满。超负荷的工作强度，无休止的加
班，流水线上枯燥而机械的操作，微薄的工作，这些都不断地吞噬着她们对工作的热情。
“2005年3月我找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个鞋厂，月工资在800-900元之间。感觉工作辛苦，劳累，经常加班到晚上十点多，有时甚至加班到晚上12点多。”(访谈对象17)
“我在一个塑胶厂待了半年。我们没有技术，每个月才几百块，根本存不了钱。工资低又很辛苦，但是需要钱，没办法。(访谈对象09)
对于工作现状的不满足，使得这些打工的女孩，频繁地变动工作，渴望能够找到一份让她们更为满意的工作。有时，工厂的老板为了减少员工的流动性，会扣下一个月的工资，可一旦她们觉得前面有更好的机会时，往往会不假思索地放弃现在的工作。
“开始的时候，在一个玩具厂，一个月就400元左右。后来觉得工资太低了，这时有老乡介绍就去了一个大型的制衣厂，一月也有600、700块钱吧。”(访谈对象01)
由于受到社会和自身因素的限制，这些打工妹能够流动的范围，是非常有限的。尽管她们也希望能够在社会结构中获得向上流动的机会，取得被社会普遍认可的某种成功，但是就她们个人来说，在现实生活中，实现目标的手段是非常缺乏的。
“在这边很难找到好工作，学历比不过别人，人家都是本科生。我也换了三四个厂，都是一些电子厂、玩具厂之类的。工资都不高，底金大概五百多，加上加班费不到一千快钱，所以每个月除去吃穿零花后，根本没什么剩余。工厂的工作很累也很单调，想尝试点新的。”(访谈对象05)
当这些年轻女性完成了从农村、小城镇向大城市的流动后，在大城市中，她们的垂直流动渠道非常有限，甚至是封闭的。尽管她们想通过频繁地变动工作来找寻机会，但我们可以发现，她们的工作变动，也仅仅是从这个工厂到那个工厂，从这条流水线到那条流水线，实现的仍是一种水平流动。
3．生活状况
在传媒信息业高度发达的今天，在她们到城市打工之前，已经形成自己对城市的想象和对未来生活的憧憬。但是进城后，她们发现现实的城市生活远没有想象中的那般美好。由于工厂都设在这坐繁华都市的，所以这些在工厂里找到工作的女孩，其实并没有真正走近城市中心，她们的社会位置和她们的地理位置一样被排斥在城市的边缘。
工厂里打工的生活单调而枯燥，“2004年，我在一家鞋厂，月工资也有800―900，就是觉得厂里的生活非常枯燥，感觉无味，在厂里每天上班，吃饭，睡觉，又上班”(访谈对象12)。
由于工作时间很长，每天下班之后，这些女孩最想做的事情就是回宿舍休息。当厂里活少的时候，她们也会三五成群地走出工厂大门，在附近买些零食、衣服。
由于精神文化生活的贫乏，漂泊异乡的孤独和无助，加之这些年轻的女工，又正处在青春懵懂的阶段。所以相对于那些仍留守在父母身边的同龄群体，她们在爱情道路上也先迈出了一步。她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从周围的异性中寻觅到了自己的感情依靠，所以未婚同居现象在这些年轻的女工中是非常普遍的。
“我的男朋友是湖北的，在工厂时认识的，离开厂以后，我们就生活在一起了。”(访谈对象13)
“第二次辞职后，我有一段时间没有找到工作，和男朋友生活在了一起，经常和朋友们打牌。(访谈对象14)”
但是这些女孩们的感情道路并非是一帆风顺的，由于年纪小涉世不深，个性还没有完全成熟，对爱情的理解还很肤浅和幼稚，对待感情的态度也非常的草率，而过早的同居生活使得她们对表现出了不应有的麻木。
“我的男朋友是湖南的，在社会上混的，和男朋友交往时是16岁，那时候小，不懂什么感情，和男朋友生活了3个月，在一起时间一长，感觉就烦了，于是就分手了。”(访谈对象12)
“本来刚出来时，谈一个男朋友都很慎重，总是担心受骗。出来时间长了，交了三四个男朋友之后，觉得心都麻木了，感情什么的也不可信。虽然我是比较容易找到男朋友的那种(长相很好)，但是自己的脾气很臭，别人和我相处之后，也会受不了的。”(访谈对象06)
这些年轻的女工，在经历了工作和生活中的一连串挫折之后，对于城市的想象已经完全破灭，她们开始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在城市中所处的边缘位置。
(二)缓冲阶段：城市主文化与亚文化的碰撞
1．朋友圈――与亚文化的接触
在对这些被收教的女学员的访谈中，她们都会提到朋友对她们的影响。而这些让她们接触到亚文化的朋友有两个来源：一是自己结识的从事的女性朋友，有工厂的旧工友，有偶然认识的好姐妹。二是自己男朋友的朋友圈，许多被访者的男朋友会主动介绍的朋友给她们认识。当这些被排斥在城市主文化之外的女工们，在感到孤独和被城市所遗弃的时候，这些所谓的朋友一方面给她们带来友情和社会支持，另一面也在给她们灌输亚文化，和对的肯定态度。
“这一行()，可以说与我的一些女性朋友有关系吧。那是我在‘的高’认识的一些人，我喜欢到的高去玩，刚开始跟她们一起去玩的时候，也不知道她们是干这一行的，后来玩了几次，就知道了。她们也有人劝我做个，刚开始我还是不敢。不过后来，可能是我第一个男朋友的事情吧。”(访谈对象01)这个女孩又讲述了和男朋友的感情问题，由于和男朋友的分手，让她感到特别痛苦：“感到整个世界都好假，我就跟我那些朋友在‘的高’疯，疯了一个礼拜，几乎每个晚上都喝酒，一般要喝到晚上4点多。第一次开始做是和我们一起喝酒的男的，那一次，我们先在“的高”玩了，喝酒，喝多了就有点晕晕乎乎，后来，就一起开房了。每次都有一两百块钱，然后再用这些钱去喝酒。”(访谈对象01)
在这些女孩从打工妹到女的角色转变过程中，男朋友的意见起了很大作用。在远离亲人的异地，男朋友成了她们最大的精神支柱，在做出重大决定时，她们往往会去询问男朋友的意见，得到男朋友的认可，也让她们减轻了自己内心的负罪感。
“问：为什么做这个呢?答：想挣点钱给爸爸治病。问：男朋友同意啦?答：同意。问：为什么?答：可能是因为他身边很多朋友都是这样。是他朋友介绍的。问：这个决定是谁先提出的呢?答：(沉默然后说)两个人一起商量的吧。(访谈对象21)”
2．角色中断――失业或换工作
通过被访者对自己整个生命历程的描述，我们可以发现，从打工妹向女的转变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其间还存在一个缓冲阶段。在这个阶段中，这些女孩已经主动或者被动地离开原来的工厂，也就是说她们已经退出了打工妹这个角色。
这些外来女工，经过了在不同工厂之间的流动以后，对于打工妹这个角色已经彻底地厌倦和失望，因为她们意识到，工厂里的工作是不可能让她们有机会真正融入城市生活，更不可能为她们今后留在城市提供保障，包含物质和精神的双重需要。但是当她们匆忙地离开工厂后，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没有了收入来源。
“在厂里认识的一个男孩，不久就跟他在一起了，后来，也是因为他，我也没有在工厂里上班了，我们两个人不在工厂里上班，就没有生活来源，后来，他的一个朋友的女朋友在一个发廊
里做小姐，当时，我们没有钱，他就劝我也去那个发廊去上班。(访谈对象03)。
对这些女孩来说，她们能够在短时间内顺利找到的工作，就是城市中多得数不清的发廊、洗头城、桑拿按摩中心、夜总会等娱乐休闲场所。而这些工作场所，许多都设在城市中心地带，相对于工厂的工作，能够使这些女孩们在地理空间上感到更靠近城市。工作更轻松，赚钱更多，而且还可以见世面，这些令人心动的条件加上朋友的游说，促使她们毫不犹豫的去尝试新工作。
“在我的那个厂里，有小妹做这行的，于是我就被带出来了，事先没有跟我们透露说要做这一行的，只是说做很正规的工作，在发廊洗头(现在才知道她们早就跟那边联系好的了，而且从中拿取介绍费)。我在一家中档发廊给客人洗头，洗一个头拿回扣三块钱，这样收入一个月大概1000元左右。”(访谈对象05)
“一开始在厂里做了几年，月工资六七百元，04年的时候换了工作。同厂里的一个朋友一起，在市内的一个桑拿房里做服务员，就是做倒倒水什么的，很轻松，一个月大概550左右，还有一点小费，估计一个月也能有一千块左右，包吃住，收入虽然不比工厂高多少，但是比较轻松，没有工厂那么累。(访谈对象06)
这些女孩可能并没有意识到，她们的这次工作选择，决不是一次简单的跳槽，而是一个重人的人生转折点。因为，在这种地方工作，无疑是将自己陷入到了一个亚文化群体中，也预示着她们距离城市的主流文化越来越远。最关键的一点是，在这里工作其实已经给她们贴上了“女”的标签，即使她们洁身自好，也要承担女这个污名。
(三)女：对亚文化的认同和融入
1．认同――找寻合理化的解释
这些进入娱乐场所工作的女孩们，在真正决定是否要和其他的姐妹一样去从事活动时，她们必然会经历一个内心的自我说服过程。在此过程中，这些女孩必须摆脱掉从小习得的一些主流价值观，学习到一套特有的合理化的说法，而这些合理化技巧使她们能够暂时离开社会主流规范参与行为。
在她们对自己从事活动进行合理化解释时，她们都会提到“钱”的问题。因为缺钱、经济上处于贫困状态，孤身一人在外闯，没有亲人的帮助，自身又没有一技之长，很难找到好工作，从而把自己看作社会环境中的弱者、受害者。再加上父母生病、弟妹读书、男朋友也没有经济来源等因素，使得她们感到自己从事并不是因为个人贪图享受、爱慕虚荣，而是为了家人必须要做出的牺牲。
“因为老公是搞小装修的，上半年的时候，没有什么生意做，钱很少，而我婆家爸爸没有工作，弟弟又要读书，实在没有经济来源，没有什么办法。”(访谈对象02)
“很难一下子找到工作，可是家里又很需要钱，心里很着急。同事的朋友有作小姐的，他们就劝我说做小姐赚钱很快的，又有很多的KTV，工作轻松。(访谈对象08)
当她们在内心进行自我说服时，她们也会刻意地缩小现在的角色和女之间的差距。她们会强调自己过去的性经历，自己从事过娱乐场所的工作等，会认为即使没有去，别人也未必知道自己的清白，同样会将各种污名贴在自己身上，那还不如破罐子破摔。另外自己又远离家乡，究竟在外面做什么，家乡的人也不会知道的。
“他(男朋友)说反正你以前也谈过男朋友，而且在足浴城工作过。(访谈对象21)
“这附近(指村里的邻届)很多的人都在外面做这种事情，赚这样的钱也没什么人敢当而说闲话，毕竟没有几家是干净的。很多的妇女也在外面做这种事，很多小姑娘也接二连三点出来了”。(访谈对象11)
通过找到合理化的解释，让她们在行为与自己从小习得的一些传统价值观之间获得一种平衡。有时候她们也会通过鄙视者的方法，来获得心理安慰。因为这些者大多数都是有良好职业，有一定地位的人，代表了城市的主流社会，而这也让她们减轻了对行为的羞耻感。
2．融入――在亚文化社群中找寻归属感
当她们置身于娼妓这个特殊群体时，她们将接受该群体的一整套规范，制度和规则。她们的参照群体也随之发生变化，她们不再以城市中的主要社会角色为参照对象，而那些和她们一起从事活动的同龄女子则成为她们竞争、攀比、仿效的对象。
有一个被访的女孩，是被自己的男朋友从老家带出来的，男朋友把她安排在一些休闲会所，让她去赚钱，她后把赚的钱全都交给男朋友，而且她的男朋友还同时控制几个和她一样的女孩。笔者当时很疑惑，为什么她要这么听从男朋友的安排呢?“经我男友的舅舅介绍到休闲会所上班，一开始自己也不知道去，就是洗头、按摩，当然收入就不会高了。干了几天，看到其他的女孩都大把大把地挣钱，很奇怪，问问周围的女孩子，知道是做易得来的。慢慢地，受着周围人潜移默化地影响，一个多月后，我也开始做了。当时就有一个攀比的心态，我比较要强，看到别人挣那么多钱自己心里很不舒服。而且，把赚来的钱交给男朋友，心里有一种优越感，感觉自己养着男朋友。有时候自己挣的比别人少，就会觉得让男朋友很没有面子。”(访谈对象04)
在这个特殊的行业中，也有它一整套的利益分配制度，从而制约着女与老板、妈咪、皮条客等多个角色之间的关系，使得参与这种交易的人都能够遵守这些制度，也使得这种交易能够长久地存在下去。
“每个客人，讲好一般是130块左右，30块给老板，剩下的是自己的。不熟的150、200多都有可能。碰到自己不喜欢的那种男人，自己可以不做，特别是喝酒喝得很多，就不怎么想做。最多是自己拿30块给老板而已。”(访谈对象01)
“那时只是觉得干了这一行，就别想那么多了。家里也需要这钱，所以只想尽量多赚点。后来我就去酒店作(原来在一些发廊里做)，因为钱多一些。一般我们就在家里等电话，电话一来告诉我去哪个酒店哪个房间，都不远，都是附近的酒店。要给酒店里的妈咪一天五十块，给拉皮条的就要更多一点了，如果客人给500元，我就给拉皮条的200元，(问：你会不会隐瞒自己的所得，给拉皮条的少点呢?)不会这样的，我跟他们关系好一些，他们就会帮我多介绍一些的”(访谈对象08)
当这些女孩开始远离城市社会的主文化，逐渐认同和融入到亚文化中，并在亚文化群体中找寻到自己的参照对象，接受该群体所特有的一套规范的同时，她们在内心上也找到了对社群的归属感。而这种归属感则可以弥补她们在遭受城市主文化的排斥和隔离后，带来的心理上的失落和孤独感。
通过这些被访者的描述，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她们从一个普通的打工妹到女的整个转变过程。这个过程概括起来包括了融入(城市主文化)一隔离一融入(亚文化)。如图示：
四、进一步的讨论
除去对这些女的道德批判外，通过分析她们角色转变的过程，从制度、经济、文化的角度来解决此问题应该是更客观、更有效方法。
(一)制度背景
三重制度分割――二元社会结构(城市与农村)、二元经济结构(公有与非公有)、二元劳动
力市场(专业人员与非技术性)――使得这些流动女童／女青年被隔离在了整个社会等级的最底层，在一些私营或三资企业从事着较少人力资本的工作。工作劳动强度大、时间长、环境恶劣、缺乏劳动保护、收入微薄，更让她们感到心灰意冷的是，这些工作没有给予她们发展的机会，比如教育和培训的机会、职业经历累计和晋升的保证机制。在制度背景中，应该逐渐缩小横亘在二元结构之间的鸿沟，更应该避免不同领域的二元结构相互重叠。加强流动人口输出地和流动人口输入地的信息沟通，扩大正式流动渠道，使更多进城务工的女孩，能够进入到正式经济领域。输出地要做好外出务工女孩的就业指导，使她们的流动更加理性；增强法律意识和自我保护的意识，使她们的流动更安全。输入地要做好对外来女工的职业培训，不要将她们仅仅锁定在单纯的劳动力上，多给她们一些岗位交换和晋升的机会，增加她们工作的积极性。同时要加强社会福利政策，让这些外来女工和城市的其他劳动者一样，享受劳动保护、医疗和失业保险等各项福利。
(二)文化因素
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正经受着新旧价值观念的交替，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碰撞。这种交替和碰撞对人们的心理产生强烈的震撼和冲击，造成心理失衡。一方面，女性渴望经济上的独立，追求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她们主动走出家乡到外面找寻发展的机会；另一方面，在现实社会中，能够给女性提供实现目标的手段与男性相比是相对缺乏的，这也直接造成了女性的相对贫困感高于男性。面对现实的困境，这些女性又甘愿沦为娼妓，将自身作为商品出售。从她们对待爱情婚姻的态度上，更能看出“传统”与“现代”两种价值观的杂糅。一方面，她们追求并实践着自由、开放的婚恋观，谈恋爱、婚前同居等行为，对于这些女孩来说，都是很普通的事情；可一旦出现感情危机，她们又会受到传统价值观的影响，觉得自己失去，害怕别人看不起自己，于是产生自暴自弃的想法。为了使这些女孩尽早摆脱文化冲突的困境，需要社会尽早建立一种更符合时代的主流价值观念，帮助这些女孩增加是非分辨能力，树立起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的个性特征，同时学校和社会也要加强对青春期女孩的婚恋观和性健康教育。
(三)社会化和市场的形成
由于、活动的社会化，使得不管是在农村还是城市，人们对、活动的容忍力普遍增强，形成了见怪不怪，习以为常的态度。场所的普遍，进入的便利，与正当工作的稀缺和进入的苛刻(许多工厂在进入时都要交纳押金、扣身份证等)，形成鲜明对比，也促使这些被排斥在城市边缘的年轻女孩，转而投靠这种为世人所不耻的行当中。在金钱与性的交易中，已经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卖方――者获得金钱，买方――嫖客获得性满足，中间环节――“妈咪”和“拉皮条的”收取管理费和介绍费，酒店、歌厅、发廊则从连带的受益中获得场地费。但是目前对活动的控制，无论是国家制度的正式控制手段还是社会舆论的非正式控制手段，针对的都是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女。这种单一的治理模式，其结果只能是治标不治本。在活动的社会化和市场化趋势已经形成的情况下，对它的治理必须找寻一个恰当的切入点，动员全社会的力量，从教育、医疗、劳动保护、司法制裁等多个方面齐抓共管。只有彻底破坏活动的产业链，才能避免更多的女性卷入到这个行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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