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使我和群众打成了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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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我下乡参加了一年的劳动锻炼，到生产队的第一天，队长就分配我跟老贫农刘大伯在一起劳动。

不久，我看到别的同志很快地就了解到周围的一些情况，认识了很多贫农、下中农社员。而我却相反，无论是劳动还是去串门儿，他们总是对我很客气；他们热情地拉别人唱歌，却不拉我。我心里总憋着一股闷气，跟社员谈不来。我和社员之间，无形中像隔了一堵墙似的。起初我想，是不是这里的群众脾气怪呢？他们似乎就爱批评人。要不，我对他们也没有什么不好的，他们怎么总是那样跟我淡淡的？

我带着满心的疑虑，到大伯家里去串门。大伯见我去拜访他，挺高兴，就跟我聊起来。他说：“旧社会城里来的人，不是骑马的，就是坐轿的；不是抓丁的，就是逼债的。现在可不同了，干部下乡就跟俺一样，泥里滚、土里泡。”大伯的话就像一阵雷声一样，在我的心里响开了。回到住处，我就想：“广大贫农下中农看我们是全心全意为他们服务呢，还是半心半意？首先就是看我们是不是跟他们一个样参加劳动，因此，要取得他们的信任，就必须认真参加集体劳动，诚心诚意跟他们一起泥里滚、土里泡。再说，我们下乡锻炼就是为了改造自己，如果不和贫农、下中农一起认真劳动，又怎么能达到改造自己的目的呢？我越想越觉得大伯的话对。原来群众对我客气，问题不在他们，而在我自己身上。我还没有做到刘大伯说的和社员一个样参加劳动。

在麦收的时候，我和社员一起拔麦子。前面一片望不到边的黄熟的麦子像火烤的一样，后面是烈日的暴晒，真是汗流浃背。社员们像一条龙一样地排开，大伯冲在前面。我手上起了血泡，累的直不起腰来，但在“麦熟一晌，与天争粮”的口号鼓舞下，还是坚持地拔下去。这时群众对我的看法也不同了。大伯不断问我累不累，要我注意身体。我说：“不累，要锻炼锻炼。”他听了笑笑地点头，满目是称许的光芒，接着他又兴致勃勃地对我说：“当我像你这样年轻的时候，正给地主当长工，一年四季，两手剩下的还是那把破锄头。现在咱们贫农、下中农做了主人啦，咱是给集体干，给国家干，为了社会主义，那可就不一样啦！”大伯一边擦身上的汗水，一边接着说：“你看，咱这劳动也是个大火炉，是钢铁是木炭，一见火就分出高低来了。”听大伯讲完以后，我又想起了在选生产队长的时候，社员一致同意前任队长继续连任。社员们说：“他当了干部还和我们一样地劳动。”“他是咱们贫农、下中农一个藤上的瓜，一条板凳上的人。”劳动人民热爱劳动，因此也要求他们的干部必须是劳动好的人。这些事实给我的教育很大，使我认识到：劳动态度好不好，是关系到我们是不是能真的和群众相结合，还是假的和群众相结合的问题。不能以火热的阶级感情参加集体劳动，就不是同群众坐在一条板凳上的人。因此，要做到真正的和贫农、下中农交朋友，首先应当从参加集体劳动做起。

这个道理，对于我这个“吃蜜糖长大的人”来说，以前是体会不深的。我虽然下乡参加劳动，但思想上仍然轻视体力劳动，干起活来拈轻怕重，和群众格格不入。现在，当我知道干部参加集体劳动的重要意义之后，干起活来就不一样了，思想感情也变了。每当我看到大伯领在前面干活儿时，就感到这是贫农、下中农的革命坚定性，浑身也增加了勇气和力量。我和社员的关系也慢慢融洽了。有一次，一个社员对我讲了许多有关生产队的生产情况和阶级斗争的情况。我问他：“我刚来的时候访问你，你为什么不对我讲心里话呀？”他笑着说：“那时候还不知道你是谁的板凳上的人呢，和你说什么呀！”他的妻子也说：“你跟俺在一起干活儿，俺有话才说得出口，不跟我们一个心眼儿的人，跟他说不到一块儿。”是呵，不参加劳动，社员就把你当作和他们不是一个心眼儿的人，群众的眼睛真是看得准。

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大伯积极参加运动，可是劳动一直也不停歇。在冬天，他担任积肥员，每天把各家积攒的人粪尿收来，送到麦田里沤起来。有一天，刮着凛冽的西北风，我正好开会回来，看见大伯顶着风推着粪车出村，我赶快跑过去帮他拉粪车，把粪送到麦田的粪坑里。送粪回来，大伯亲切地对我说：“干活儿像个样子啦。劳动就像小孩子学走路一样，要学勤快，不能学懒惰，要不就摔跤啦。”大伯再不是对我闷声闷气了，他跟我说起话来，热乎乎的。

回到家里，我和大伯围着红红的小火炉谈心。大伯就像给后代传授一项极珍贵的经验一样，把他那紫彤彤的脸贴在我的耳根下，亲切地说：“我们贫农，下中农一年三百六十天，天天在劳动，就像战士扛枪、工人开机器一样，那是干革命。干部是我们的带头人，只要看他劳动不劳动，勤快不勤快，就知道他是不是我们的带头人啦。”大伯说完后，深深地吸了两口烟。我也默默地琢磨着大伯的话。爱劳动是劳动人民的美德。是否积极参加集体劳动是群众衡量干部好坏的重要标志之一。我一定要牢牢记住这一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