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冲击下中国开放型经济的困境及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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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过剩危机在新阶段的表现形式。由经济全球化推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世界生产体系，不仅没有从根本上克服其内在的失衡，反而加重了世界经济的不稳定性。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资本主义占主导地位的世界生产体系中的固有矛盾，渗入到了中国开放型经济中，加剧了我国国内经济发展的失衡。因此，需要科学地分析导致中国开放型经济失衡的深层次因素，在此基础上坚持国家在对外开放中的主导权、自主性和控制力。

一、国际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全面过剩的体现

经济危机在本质上是生产过剩的危机。在新自由主义政策和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下，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一方面通过金融资本的虚拟化来缓解内部“有效需求不足”的危机；另一方面，通过产业的国际转移和国际贸易来缓解生产过剩现象。但是，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不能从根本上根除生产过剩现象。金融危机作为经济危机的一种表现形式，依然是对这一规律从另一个层面的反映。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在初期表现为金融市场本身的危机，随着社会消费能力和支付能力的破坏，才最终转化为全面的生产过剩危机。

1、虚拟经济的发展不能挽救资本主义生产的全面过剩。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过剩不是以“有效需求不足”表现出来，而是以虚拟资本基础上的“有效需求旺盛”表现出来的。由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直注重实行凯恩斯的反危机措施，加剧了其内部的过度赌博投机与信用制度膨胀，最终导致虚拟资本商品过剩，成为危机爆发的催化剂。所以，资本主义国家对有效需求不足的克服，不过是将危机的发端从供给方转移到了需求方，从而把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爆发从当下推到了未来。希勒尔・蒂克廷认为：“金融资本在作为抽象资本和全球资本的资本累计过程中占支配地位，在谋求最大利润和投资的非生产性价值的驱使下实行内在的短期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2008年危机爆发，金融资本走向全球，按照它自己的形式重塑了资本主义，虽然只有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尤其是美国和英国，完全被金融资本所支配，但金融资本走向全球并对世界经济产生了巨大影响。以衍生品为形式的各种技术性金融工具演变到2007年底达到596万亿美元，其基础性价值是14万亿美元，这些价值非常大的数额是在21世纪之后获得的。”显然，不改变以利润为中心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现有反危机的任何措施只能是治标不治本。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即使通过财政援助和货币政策等暂时缓解危机，但不断扩大的资本积累所要求的利益在现有生产率条件下是难以满足的。美国在金融危机发生后虽然不断投入大量的救市资金，但危机依然延续，就是对这一事实最好的说明。

2、世界范围内的商品生产过剩后果主要由发展中国家来承担。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下，危机必然会以全球经济危机的形式表现出来。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由于发展中国家融入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金融危机不仅会通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虚拟资本过剩体现出来，而且更多的是以发展中国家生产过剩体现出来。由于世界范围内的生产过剩，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资本、汇率等争端会日益尖锐，并加重发展中国家的生产过剩和经济失衡。这是因为，目前的全球生产格局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产业链中处于一种不平等的地位。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及其资本在全球的扩张，使得实体经济领域的商品生产主要由发展中国家承担。因此，在国际金融危机掩盖下的生产过剩危机，其中的商品生产过剩更多地体现在发展中国家身上，从而将会引发更大的贸易争端。

二、金融危机凸现了中国开放型经济的失衡

国际金融危机后，由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口需求下降、世界性的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及国内企业出口意愿降低等原因，我国外贸出口大幅下滑。而美元贬值和人民币升值，也导致我国出口竞争力趋于下降。金融危机的冲击，使国内就业岗位和工作时间同步锐减，不仅导致劳动者收入下降，使本来已经十分突出的就业矛盾更加尖锐化，还直接影响到我国国内消费需求的拉动。总的来说，金融危机爆发后，融入世界生产体系并长期快速增长的中国开放型经济，其内部失衡在逐渐显露，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资源配置的失衡。中国开放型经济中的资源配置，存在着内外资源配置不平衡的倾向。资源配置向出口部门的转移，实质上是向外资主导的经济转移过程。这种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一方面意味着国内生产体系的深刻变革，即原有生产体系的重构及公有制经济的相对收缩，典型的体现是大量外资企业的进入，伴随着国内国有企业的破产，内外资企业发展失衡；另一方面，它也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下世界市场的扩大和资本的扩张。由于中国开放型经济的起点低，外资企业的技术优势和资本优势势必影响到政府政策，而各地招商引资的优惠政策又奠定了外资企业的竞争地位，大量高素质劳动力的廉价使用，强化了外资企业的竞争优势。这一趋势在初期并不明显，但经过多年的发展和市场机制作用范围的扩大，国内市场的资源配置在总体上呈现出向以外资为主导的非公有制经济流动的趋势。其结果，一是使国内生产的快速增长与国际市场的扩大同步发展，内需与外需失衡；二是使世界市场中的矛盾能够渗透到国内经济中，并通过国内资本主义因素，削弱国内反危机的能力。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民营企业受到的冲击最大，反映了这一趋势。

2、进出口贸易的失衡。随着中国开放型经济的发展，中国国际贸易长期处于结构性的失衡状态，特别是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间的进出口贸易，一直处于顺差。统计表明，从1999年至2008年这十年间，中国对外贸易总出口中52.2%为加工贸易，47.8%是一般贸易；十年的贸易顺差总额为10006亿美元，其中来自加工贸易的顺差总额为12560亿美元，而一般贸易则为逆差，总额为2554亿美元。由于国内外向型生产方式的特征是以加工贸易为起点，以增加值创汇为终点，从而对外贸易总是构成顺差，而人民币汇率的变动对于调节贸易顺差总是无效，反而加大了国内经济的压力。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人民币汇率问题成为发达国家向中国施加压力、获取其他利益的一个重要法码。而中国由于出口贸易上的压力，不得不对外贸出口领域适当放宽和采取鼓励政策，使扭转内外需的努力难度在无形中进一步加大。

3、技术应用率高与技术创新能力弱的失衡。生产规模的扩大，客观上需要现代科技的大范围应用，持续的技术进步在中国经济增长中具有重要意义。但是，中国外向型经济的运行，具有高度的粗放、低效和利益单向流动的特征。因而，国内技术的提升往往伴随着发达国家高附加值零配件进口的增长，使得面向国内市场的技术应用与面向国际竞争的技术创新不能同步发展，大多数企业注重于低成本的所谓“比较优势”，而无形中削弱了自主创新能力。据有关资料显示，目前我国对外技术依存度高达50%，而美日仅为5%。尤其是关键技术自给率低，占固定资产投资40%左右的设备投资中，有60%以上要靠进口来满足，高科技含量的关键装备基本上依赖进口。还有许多重点领域特别是国防领域的对外技术依赖，会对国家安全构成严峻挑战。在实践中，由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技术垄断和人才向外资企业转移，中国在技术应用中反而输送了大量的利益，却不能相应提高自身的技术能力。此外，在低技术水平基础上的贸易格局，也加剧了中国对国外技术、资源的依赖，产生了外汇储备急剧增长而资源依赖度同步上升的现象，使中国经济规模在扩大的同时，经济安全能力却不断下降。

三、国际资本主导的生产体系是我国经济失衡的根源

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由于我国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存在，国家仍保持着强大的经济调控能力，使金融危机的影响暂时得以缓解，但要从根本上防范我国经济面临的风险，必须科学判断我国经济失衡的根本性质。

产业资本的正常循环，是国民经济健康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产业资本的正常发展需要处理好几个关系：一是需要保持合理的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关系，使投资的增长建立在消费需求和消费能力持续增长的基础上；二是需要处理好生产与分配的关系，使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与生产要素的配置方向相协调，通过合理的利益关系引导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三是需要处理好资本和劳动的关系，使劳动者收入与资本收入保持合理的比例。但由于我国的生产过程逐渐融入国际生产体系，国际资本和国内资本呈现出截然相反的运动规律，资本成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潜在风险。

从国内资本的运动规律看，目前主要的问题，是陷入了“出口―投资―要素投入―竞争加剧―压低产品价格―压低工资―国内消费不足―出口”的恶性循环。在外向型发展战略下，国内的企业本身存在着出口的冲动，这有多重原因：一是存在着政策上的导向，特别存在着出口退税等优惠政策；二是由于国内技术落后、地方出于增长需要在低技术领域的重复投资，客观上导致企业过度竞争，而国内产能过剩造成国内市场狭小的压力，迫使企业竞相出口。但是，这种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极大地耗费了国内大量的能源和资源，并在国际竞价的压力下压低了国内的工资水平，从而导致国内消费能力的下降，并使企业受制于新一轮出口竞争之中。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大量的出口，中国还形成了巨大的外汇储备，其原因业是多样的：一是因为中国企业因自身技术、管理等因素，对外直接投资的能力不足，竞争力弱，从而难以“走出去”；二是因为国际对我国的封锁和打压，等等。由于大量外汇储备的形成，中国出于保值需要购买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政府的企业债券，一方面陷于贬值的风险之中，另一方面为国际资本提供了对中国再投资的基础。大量外汇储备的存在，也使国内货币的发行超过了实际经济增长的需要，产生了资产价格泡沫化的风险，加大了控制通胀的难度。

分析国内经济失衡的性质，不能忽视国际资本的巨大影响。在目前的开放型经济条件下，国际资本的运动规律，主要遵循着“投资―享受政策优惠―占有低价资源―使用高素质劳动力―占有和控制市场―获取高额利润―再投资”的路径。

跨国公司的投资冲动是一直存在的，过在开放之初，中国对外商独资经营还抱有谨慎的态度，积极鼓励合作经营和合资经营。但改革以后，中央和地方分税的体制、对地方政府的考核及地方政府本身发展经济、解决就业问题的需要，客观上造成了中国地区经济发展的竞争性格局，对外商独资企业的政策也发生了松动，因而造成了外国直接投资的急剧增长，且其中独资的增长速度相对更高。由于享受土地、税收等各种优惠政策，外商独资企业能够直接占有低价的资源，更有能力吸引国内高素质的人才，并通过价格优势占领市场、击败国内的竞争对手，从而使其更能够获得高额的利润，并通过再投资来实现自己的良性循环。可见，中国开放型经济下的对外经济发展过程，本质上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转移落后产能、占领国内市场来获取高额收益的过程。由于这种产业转移是淘汰落后产能的实质，使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资源和环境压力急剧加大。而发达国家却利用其在制定国际经贸规则方面的权力，利用环保方面的问题，施加以苛刻的碳排放条件，以通过这一压力获取其在汇率、贸易和知识产权等方面的利益。

四、后危机时代中国经济发展需要确立新的开放观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通过金融领域逐步转向生产、贸易领域，宣告了新自由主义主导的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的结束，也使中国对外经济发展面临着新的抉择。2010年2月3日，同志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专题研讨班上，深刻地指出：“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冲击表面上是对经济增长速度的冲击，实质上是对经济发展方式的冲击。综合判断国际国内经济形势，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刻不容缓。”并把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作为八项重点工作之一。而后危机时代加快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需要确立适应经济发展的新开放观，使我国正确应对后危机时代面临的挑战。

1、坚持“内外统筹”原则，促进均衡发展。新的开放观，需要综合考虑国内外市场、资源、技术竞争态势和外贸政策环境等因素，加快推进内外贸一体化和内外资平等化。从内外资的平等化来看，尽管内外资企业在所得税方面实现了统一，但外资企业的“超国民待遇”问题并没有解决，各地招商引资中的优惠政策并没有惠及国内企业，对我国民族产业形成了巨大的压力。就内外贸一体化而言，我国目前国内外贸易的不平等，表面看是体制、机制、政策法规、观念和管理等方面的障碍，但根源还是在我们的部门分割、地区封锁和行业垄断等因素方面。加快推进内外贸一体化，关键是要扩大对内开放，形成全国统一市场，规范政府、市场和企业的关系，促进内外贸的实质融合和协调发展。因此，必须按照内外统筹的要求及时转换思路，充分利用我国庞大的国内市场作为战略性筹码，以国内市场换国际市场，以国内市场换国外先进技术，以国内市场换国外资源，以国内市场换国外政策利益，使对外开放适应世界经济新一轮变革和调整的需要，使开放利益有利于提高国民生活水平和国家的长期发展。

2、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加强国家经济自主性。金融危机的发生，预示着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问题不仅没有从根本上克服，而且有加重的趋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表明，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是化解开放经济中资本主义的不利因素的法宝，是我国抵御国际金融危机、快速实现经济复苏的有力工具。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格局，一是要提高公有制经济的比例，使国家把握对外开放的主动权；二是要扩大公有制经济在关键领域的主导权，以增强国家对开放经济的调控能力和驾驭能力；三是要增强国家对公有制经济的政策支持和扶持，使公有制经济的国际竞争力有质的提高；四是要发挥公有制经济的国际影响力，提高我国在国际经贸规则中的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五是加强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才能以公有制经济为龙头和载体，协调国内部门、地区和不同企业的利益关系，在能源进口、资源出口、国际大宗产品市场价格的决定等方面避免内部竞争，争取最大的开放利益。

3、坚持自主创新，加快提升国际竞争力。一是要通过“自主创新”战略，扭转在国际产业分工的不利地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通过扩大开放，积极参与国际分工，有效地提升了国内产业的发展水平。然而，外资进入中国的同时带来了许多先进技术，但其实质只是跨国公司内部的技术转移，真正的技术外溢并不明显，导致我国与国际技术水平差距整体上仍然较大，局部还呈现拉大的趋势。可见，只有坚持自主创新，才能提高我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并最终在开放中实现国家长远利益。二是要通过“自主创新”战略，提升民族产业竞争力。不能因为一些地区或经济部门的暂时和局部的商业利益而忽略技术创新，削弱经济的自主性，而是需要加强本国技术研发力量和相应的政策扶持，从技术依附发展逐步转变为技术创新发展。三是要通过“自主创新”战略，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不仅要实现“量”的扩张，也要在贸易层次、产品附加值和企业竞争力等“质”的方面不断提升，在本国内部培育创新能力，避免走单纯通过技术引进、消化吸收或者与国外进行合作的老路。

4、维护国家整体利益，更加重视国家经济安全。新的开放观，必须是建立在国家整体利益基础上的开放观。在实践中，就是要统一各地区、各部门在开放中的思想和做法，制定完善的政策和措施，在产业安全、金融安全、生态安全和能源安全等方面加强风险意识，提高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能力。民族产业是国家经济的根本，在对外开放过程中增强国家的经济安全，核心是要维护民族产业的利益，关键是要看民族产业能否发展壮大，提高国际竞争力。目前外资企业在我国已达60多万家，在能源、基本原材料、交通等基础产业和金融、流通等关键行业，外资市场控制率过高的趋势亟需得到扭转。因此，我国需要调整对外经济政策，完善涉外管理和监控体制，克服外资主导的产业弊端，积极发展中方控股的民族企业集团和跨国公司，提升国家主导的产业核心技术能力，打造民族企业品牌，在开放中实现持续快速协调的自主式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