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逾越的生理鸿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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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对刘恒成熟期小说中人物的剖析，展示作家的创作特点，揭示作家对于 “”这一主题的审美体验。

关键词：刘恒 性 文化

刘恒是文坛上的苦行僧，他一直坚守着文学这块阵地，在困苦泥泞中高举着“新写实”的大旗；他以一个作家的良知，庄严地行使着文学赋予的神圣使命。“直到现在，还很少有人像刘恒那样，如此耐心的咀嚼着常人难以吞咽的文化禁果。读他的小说，你必须忍受着一种重负的挤压，忍受着残困之美的折磨。”翻开刘恒的成熟期小说，我们不难发现，对人类人生存状况的关注是其一大特点。除了写人的“吃、喝、拉、撒”外，作家也对“性”与人类生活的关系进行了精细的描摹，并且把这种关系放大到人类生存的本真状态，逼真到让人不寒而栗的程度。笔者认为，刘恒的“观”主要呈现出以下两个特点。

一、 戕害生命的刽子手

弗洛伊德从对人类的研究入手，认为人类真正的生的本能就是性本能，因为能够它导致繁衍，导致新生命的诞生，并使人类的生命历程得以延续。但在刘恒笔下，“性”非但没有给人类带来生命的颂歌，反而导致了生命的终结。他在作品中深刻地揭示出：虽可以推动人类前进，但更可以使生命之花枯萎。

《伏羲伏羲》给我们讲述的就是一个典型的悲剧，一个带有“俄狄浦斯情结”的东方文化中的爱情悲剧。但当我们拨开罩在故事表面的层层迷雾，不难发现，真正使王菊豆和杨天青走在一起的也许并非什么纯真的爱情，不过是性吸引(body attraction)而已。杨天青对王菊豆从迎亲归来时心里就涌动着一种难以名状的躁动，以后的日子里这种感觉更是与日俱增，以至于发展到，随着理智的防线渐渐崩溃，他又开始千方百计地偷窥。最终，叔叔杨金山的性无能和对菊豆变本加厉的虐待使他们双双突破理性的防线，在玉米地里“野和”后各自获得了向往已久的生理满足，从而也开始沦为“性”的奴隶。“性”使他们暂时摆脱了精神的苦闷和焦虑，但也给他们日后的生活蒙上了一层阴影。如果从人性的角度出发，杨天青和王菊豆的虽说有悖“常理”，但却是人性的一种本真的诉求，自有其合理的成分；杨金山对王菊豆的占有虽然合乎礼法，却有悖于人性。但他们毕竟都生活在文明社会，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礼教文化中，“性”只是用来生儿育女传宗接代的手段，一切对“性”质量的追求都被视为是荒淫的(帝王权贵除外)。质言之，“只能作为一种手段而不能作为目的而存在。”在封建文化中，杨金山将“性”只当作一种“造一个后代”的手段，丝毫不去理会菊豆作为一个正常女人的感受，尽管文中也提到：“洪水峪的秋日一向晴朗，而今落下了这么大的雨水，可见这门亲事不遂老天爷的心意。”但一切都在顺理成章中照常进行。杨天青和王菊豆追求了性本身，属于两厢情愿，却不能得到社会的认同，伦理道德毫无情面地将他们推向了的一面。由此看来，杨天青和王菊豆的结合在一开始就是在同封建“性”文化进行抗衡，所以他们对杨金山的胜利永远是暂时的，不可能是终极的，因为杨金山代表着当时那种宰制性的文化，一种在中国根深蒂固的文化。所以，不管杨金山活着也好，死了也罢，健康也好，中风瘫痪也罢，他们都摆脱不了杨金山这个罩在他们头上巨大阴影，他们不得不为“避孕”煞费苦心，不得不在侄子、丈夫、父亲、哥哥的多重角色中苦苦挣扎。当精神的重负压得他们实在透不过气来的时候，一个为生下孩子而远避他乡，一个扎缸眼子溺水自尽了。杨天青至死也没弄明白生活为什么会是这样，自己的敌人究竟是谁?明明杨金山已经死了，可那种骇人的压抑依旧使人透不过气来。百思不解之余，他将这一切都归结于“性”，进而憎恨自己的性器官，所以，他选择了全身地死去，用自己的性器官在向人们询问答案的同时也在向人们昭示着其中的苦辣与辛酸。“在杨天青与王菊豆这种非伦理的结合过程中，人性的生命冲动与传统文化的遏制构成了不可调和的冲突。”造成自己悲剧的对手，杨天青只看到了杨金山，而没能认识到深藏在杨金山背后的扭曲而压迫的“性文化”。这不能不说是悲剧的根源所在。

《苍河白日梦》又何尝不是如此，在这部作品中，作家再次将苍凉的笔触直指人类最深邃也最隐蔽的生理需求――性。小说没有流于历史小说的那种以大开大阖的矛盾冲突来展现人物的俗套，也没有落入历尽磨难、有情人终成眷属的言情小说的窠臼。而是另辟蹊径，以人物的生命足迹为线索，以我(曹府的奴才“耳朵”)的所见所闻为切入点，并借鉴运用了魔幻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从人性的立场出发，以启蒙精神探寻着生命悲剧的根源。翻开作品，“性”对人的困扰无处不在：曹老爷对二少爷的婚事的“性”垄断，二少爷由于性无能而导致的性自虐，大路的精力过剩和孤独感而导致的性压抑，少奶奶由于生理上得不到满足而引发的性苦闷，大少爷为传宗接代而导致的性忙碌，“我”则更是具有强烈的性意识：不但暗恋美丽的少奶奶，还经常假借整理书房和晒书之便去偷看春宫图，以至于沉溺其中而不能自拔，更是为了生理上的发泄和自己并不喜欢的五玲儿发生了性关系……作家在整部作品中，以极其苍凉的笔触，将人的性需求与封建性文化的冲突放大，其批判矛头直指向人类的生存之思。究竟性是激发了生命的活力，还是扼杀了生命本身?作家以讥讽嘲弄的态度对封建“性”文化的代表者和维护者进行了批判，但又找不到一条能使人性得以健全，而不被泯灭的出路。正如在小说“题记”中所言：

孩子，我的故事讲完了。――老者W

老人家，我拿它怎么办呢?――作者L

在茫然之余作家也将问题留给了读者。

在上述作品中，“有情人难成眷属”的特点是显而易见的，合理的总是能够被堂而皇之的压制并摧残。在刘恒笔下，主人公们一方面为着捍卫本能的权利而极力奔波，另一方面又受制于“文明”的法则而苦不堪言，精神与感官总是处于一种失衡的状态，于是只好“盲目地争执着，泥鳅似的在情感的火坑里打着昏迷的滚……”“刘恒着力阐释的不是性压抑释放后的，而是‘性’给人造成的生存误区。”作家有意向人们揭示那种深藏其后的巨大力量，这种力量总是披着文明的外衣，对人的本能欲求加以戕害。“在这一方面，文明对于的做法就像一个民族或是一个阶层的人的所作所为一样，使另一方遭受到剥削。由于害怕被压迫的因素起来反抗，压迫一方就制定了更为严格的防御措施。”作家以生存启蒙的精神对人类合理的性需求加以肯定的同时，对那种“存天理，灭人欲”的封建宰制性文化提出了尖锐的批判。

二、困扰生活的顽症

在揭示“性”与文化的冲突之余，刘恒还有意将生活中“性”对人的困扰放大，从而真实地再现性本身给人类造成的生存困境。作家有意将人类的自我和本我真实地再现在读者面前，通过二者的激烈冲突以展示其不可调和的矛盾，还原人类生存状态的本相。

《白涡》中的周兆路从表面上来看是成功的，他不仅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性、荣誉)，也没有失去自己原有的东西(家庭、事业)。命运之神在和他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之后并没有将他抛弃，幸运之神照常降临，一切都是那么天衣无缝，称心如意。正如他在和华乃倩第一次约会后所想的那样，“如果她是一眼陷阱，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他即使一头栽下去，仍旧可以从容地爬上来，不留任何痕迹。”作为一个高级知识分子，他好像做到了将命运玩弄于股掌之中，但果真如此吗?笔者认为，周兆路恰恰是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表面的成功无法掩饰他心头的沮丧。他再也无法找回从前的自我，记忆的痛苦终生都会让他带着面具做人。为了摆脱巨大的心理压力，他不得不将理智与情感对立起来，并用强大的理智无情地戕害他原本丰富而真实的情感，代之以麻木的精神。作家在小说结尾处写道：“周兆路已没有恐惧。”在某种意义上说，他已不再是一个完整的人，他的灵魂处于一种畸形的状态。正如佛洛姆所言：“由于理智成了监管人性的卫兵，理智本身也就成了囚犯，于是人格的两面――理智和情感都残缺不全了。”

《虚证》中的周普云每日都背负着巨大的精神包袱，笑容背后是极度的精神痛苦。可以这样说，郭普云一直生活在压抑和无奈的状态下，而追根溯源，“性”在这一切痛苦根源中竟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从“性嫉妒”发展到“性压抑”到最后的“性无能”，“性”成了困扰郭普云生活的巨大精神包袱，使他处于一种无奈而又无法逃避的痛苦之中，最终选择了死亡来结束一切。

从郭普云的死中，作家让我们清楚地看到了“性”对人类生活所构成的巨大压力，它是人类不得不去面对的一个棘手的命题。你无法逃避，也无法抗拒，周围的人们和社会的舆论总是使你处于一种面对的状态。郭普云的例子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他并非不想逃避，但“我”的多次好心而又执著的提亲和班中秘书大姐散布的流言蜚语使他不得不时刻面对这一残酷的现实。他找不到困扰自己的真正敌人，也许这敌人就是他自己，他无法战胜自己，只有一死了之。从他留给人们的几封书信中，我们不难看出，他不想责怪某个人，也不是有意把痛苦留给大家，他想得到大家的理解，尽管他的选择很难得到世俗的认同。但同时我们又不妨思考一下，整日忍受精神的折磨和来一个彻底的解脱那一个更好呢?也许郭普云用自己年轻的生命换来人们的这把同情的泪水，代价着实有些太大了，但谁又能说出郭普云的真正前途又在何处呢?犯、性压抑的阴影无法抹去，性无能的现实又无法抗拒，想干的事业干不成，婚姻只是一个死胡同。他实在找不出一个比死更好的解决这一切的办法。作家用冷静的笔触去引导人们思考郭普云自杀的真正原因的同时，也凸现了“性”对人类生命的致命作用，但“主要好像还是写‘性’本身给人造成的困境。”

在上述作品中，作家将笔触直指人类灵魂的深处，真实而又大胆地描摹人物内心世界不愿为人知晓的另一面。“那种对人生的无情的剖示，和鲁迅的反省一样森冷倒让人颤栗的程度。残酷、残酷，还是残酷，刘恒把笔下的人物，都赶到了那片洪荒的沙漠上。”尤其是对“性”问题的大胆介入，成功地实现了作家“写性本身给人造成的困境”的愿望。同时，作家对意识流创作手法也进行了成功借鉴，既真实而又可观地再现了人物的精神世界，有没有陷入大段烦人的冗长叙述，特色鲜明，独具一格。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发现，作家一直在以一个启蒙者的姿态，从“性”的角度切入日常的生活，展示我们思想情感的每一个角落，用“零度的情感”豪无讳饰地描摹着我们生存的本真状态，理性地揭示了“性”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更多的并不是欢愉，而是困扰，是一条无法逾越的“生理鸿沟”。

参考文献：

[1].孙郁：《刘恒和他的文化隐喻》，《当代作家评论》，1994.3。

[2].陈炎：《国人的生存困惑―刘恒小说三议题》，《理论与创作》1989.4。

[3].王干：《现实主义回归的新趋势》，《人民日报》，1989.8.16。

[4].弗洛伊德：《文明及其缺憾》，傅雅芳等译，安徽文艺出版社1987。

[5].孙郁：《刘恒和他的文化隐喻》，《当代作家评论》，1994.3.。

杜建军：唐山职业技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