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更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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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8日,G20首尔峰会当周,美联储前主席保罗・沃尔克(Paul Volcker)以国际金融论坛主席身份,现身北京钓鱼台国宾馆。
初冬的国宾馆窗外,竹影婆娑,在装修精致的客厅里,沃尔克接受了《财经》专访。即使已83岁高龄,他站起来2米01的身高还是颇为挺拔,坐在椅子上,总给人一种“人比椅子大”的感觉。持续50分钟访谈,他始终精神奕奕。
沃尔克是1979年到1987年的美联储主席,他在美联储任内,连公务配车都退掉,宁可自己走路上班,节约公费。
在他执掌美联储的九年中,美国面临严峻的通货膨胀,沃尔克决心打压通胀,将联邦基金利率从1979年的11%,在两年内一路上调到20%,这种加息速率与魄力,在全球央行史上都不多见。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周其仁曾经撰文,称沃尔克是“货币史上的一位英雄,以强势扭转了美国被通胀吞噬的命运”。
金融海啸爆发后,望重士林的沃尔克出任奥巴马总统的经济复苏顾问委员会主席,并主导今年新监管法案(Dodd-Frank Act)的出台。其中以他姓氏命名的“沃尔克规则”(Volcker Rule)要求银行不得经营自营、对冲基金、私募基金业务,更被视为法案核心。
他在各种场合反复询问:“创新金融工程到底为国家做了什么?”当被问及“据说您认为过去20年来最有用的银行创新就是提款机”?他哈哈大笑:“是,这是我说的。”
1971年,美国面临超发货币而无力再向世界各国兑换黄金的窘境,沃尔克当时是财政部主管国际货币事务的副部长,他向尼克松总统建议,既然无力偿付,就必须面对事实,放手让美元与黄金脱钩。也因此,在世界各国再次卷入货币战争的时刻,沃尔克的访问对我们来说, 弥足珍贵。
身为美元脱钩金本位的政策智囊,沃尔克在与《财经》记者的访谈中,以“抽鬼牌”的游戏,说明美国注定成为赤字国家的命运,而这个比喻正是货币史上著名的“特里芬难题”:美联储若不大量发行美元,就无法弥补贸易赤字和对外投资;但如果大量发行,各国就会失去对美元的信任。在世界各国为了发展国际贸易而储备美元、确保偿付能力时,美元就陷入被动的贸易逆差处境。
相比其经历的上世纪70年代美元与黄金脱钩时刻,沃尔克承认,现在世界经济形势比当时糟糕,短期内无法促使全球达到再平衡。当然,中国的情况不,只要不选择孤立,中国在全球经济事务中的话语权会越来越大。
艰难再平衡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现在更糟糕,目前单一方向的解决方案不容易收到效果”
《财经》:许多人对G20首尔峰会寄予厚望,您的看法是?
沃尔克:我不会过度高估这次首尔峰会的作用,世界经济不平衡的问题无法在短期内解决,这需要时间。其重点是,各国都必须往正确的方向前进,任何单一国家是拿不出神奇药方的。
美国经济是在复苏中,但是非常缓慢,而且可能会持续缓慢,在经济真正复苏以前,利率水平将长时间低迷,而预算赤字持续庞大。
中国的问题或许是成长太快,泡沫像花园里的新芽准备窜出,中国经常账盈余太大,美国赤字太大。中国的问题或许是,如何在保持成长强劲的同时,应对全球经济不平衡问题。
广泛地说,全亚洲都有这问题,在欧洲,德国也一样。我希望亚洲,特别是中国,今后可以追求好的成长率,但不是造成过剩的成长率;应该从过高的投资、过重的储蓄,转向较高的消费经济结构。美国要做的则相反,但这得花上好长一段时间,中国不应该再依赖美国的过度消费了。
《财经》:此次G20峰会后,各国利益冲突的问题是否会持续下去?
沃尔克:目前全球经济冲突的最大问题在于,大家都想要经常账户盈余,但这是不可能的,不可能所有人都赚钱。历史上反复出现的是,大家把赤字甩给一个国家,因为大家都用这个国家的货币。这就是货币体系反复出现的矛盾。
我不知道中国的孩子们玩不玩“抽鬼牌”?一群小孩子发了扑克牌,其中有几张鬼牌,把牌换来换去,最后有个孩子喊:“停”,鬼牌留在谁手上谁就输。
事实上,在国际货币体系里,盈余和赤字应该是流动的,大家都有机会拿到盈余或赤字才对,但现在美元是通货,等于来帮大家收牌,并且换给下一家。可是大家却控制住自己的币值,把好牌留在手上,把鬼牌给美国,看谁再从美国手上抽走,结果最后美国满手鬼牌。这是一个慢性病,中国应该趁自己还能承载赤字的时候,赶紧呼吁修改游戏规则,否则这游戏总有下一个输家的时候。
《财经》:美国财长盖特纳建议各国将经常账户盈余、赤字保持在国内生产总值(GDP)4%以内,您认为呢?
沃尔克:这个提议较好的地方在于,这是一个多边的协议,顾及了世界各国,而不是把焦点摆在特殊的某两个国家关系上,例如中国和美国的关系,某种程度上缓解了对决的气氛;而这个提议也不限于一种特定的政策手段,而是给定了一个目标,许多政策手段都能到达这个目标,各个国家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政策手段。
《财经》:但这要很长时间调整。短期内我们能做些什么?
沃尔克:没有。短期内无法促进全球再平衡,这就是为何问题如此难解。
《财经》:我们难以想象要和您一样,花九年时间对抗一个景气循环。
沃尔克:呃,现在的问题和我当美联储主席时有些不同,我至少知道问题在哪,也有政策工具可以运用。当时我们处于严重衰退,但即使通货膨胀倒退,经济成长率却还是有办法快速上升到5%、6%、7%,这不是现在美国所具备的条件,没有这么高的成长率条件,而且失业率一直很高。在有限的成长率、企高的失业率下,没有任何灵药。
《财经》:现在与当时相比如何?
沃尔克:在某种意义上来说,现在更糟糕,目前单一方向的解决方案不容易收到效果。
《财经》:就像美国认为二次量化宽松政策是解决方案,但其他国家不希望往这个方向走?
沃尔克:现在不好评价美联储的行动,因为美国的失业率仍然太高,所以对美联储而言,赶紧采取宽松措施是十分重要的。现在的问题是,利率已经够低了,到底还有多少空间可以宽松下去。
量化宽松确实可能引起其他国家,如中国的通货膨胀问题,但是中国的问题比美国容易许多,中国还有很多政策选择可以解决通胀。
《财经》:问题是,量化宽松使得美元贬值。美元作为国际计价单位似乎应该保持稳定?
沃尔克:美国和国际货币体系应尽的责任是,必须维持美国经济的稳定,特别是维持美元价位的稳定,量化宽松就是我们企图稳定经济的表现,只有经济稳定了,币值才可能稳定。某种意义上,量化宽松也是在间接稳定美元。
我们并不控制美元汇率,某种意义上说,是其他国家控制了我们的汇率,因为中国买了相当于1万亿美元的国库券;而中国现在有2.5万亿美元外汇储备,日本有1万亿美元。美国欠了一大笔赤字,都是跟中国、日本、中东国家借来的。
因为中国持有太多美元,这对美国来说是个变数,中国手上的美元,其实就限制了美国对美元的主动权,我们对那一部分的美元没有话语权,这就是中国对美元的控制能力。
为了稳定美元,中国对自己的货币政策做出了各种管制,但是看看欧洲的情况,欧洲一样险峻,但是希腊没有办法针对自己的货币政策做出保护限制、德国也没有,因为他们都用欧元。
《财经》:所以您认为中国是美元币值变动的因素之一?
沃尔克:非常重要的因素。
人民币机遇
“除非中国已经决定要成为亚洲的货币枢纽,人民币才有机会”
《财经》:即使人民币是封闭的,中国在货币市场的重要性也增强了?
沃尔克:你看看中国有多少万亿的钱?已够大了,巨大的经常账户盈余、巨大的投资、高速的成长、强大的对外扩张
《财经》:不过也有人提出替代货币的思想,例如世界银行行长佐立克提出用五种主要货币(美元、欧元、日元、英镑、资本项下开放的人民币)作为国际通货,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也提出过超货币,您怎么看?
沃尔克:这需要很长的辩论。如果要走向全球化,我认为这个世界需要单一货币,但是我们不可能真的全都用同一种货币,所以大家把美元作为交易货币,因为它方便、实用。
一篮子货币太复杂,而且还触及了国际政治问题,例如你说到的五种主要货币中,中国和日本就有复杂的历史背景和现实政治问题,这两种货币难免要面对现实政治紧张的时刻。
如果希望外汇波动小,但是又无法在全球化下妥善管理外汇,或许可以把亚洲地区当做一个初步可控的格局。现在中国的大部分贸易对象也是亚洲国家,所以如果在一个较小范围、较容易操控的格局下,或许亚洲会是可尝试的初步范围,亦即有一个稳定的亚洲区通货。
但风险在于,如果到时候美国、欧洲和亚洲三地货币的币值差异很大,该怎么办?如果要把问题层次提到区域货币层面,那么问题会和国家层面一样,洲和洲之间一样有协调工作要做。另外就算是亚洲内部,中国也有许多政治关系必须协调,不见得所有国家都喜欢让中国主宰自身财政。
就看看欧元吧,欧元还是单一货币呢,它跟美元不同,并不是一大群货币中的强势货币,照理说争议会小些,但事实上呢?欧洲内部的问题重重,如果人民币想要先成为区域内主流货币,所遇到的问题也会一样。
我还是认为单一货币可能是国际贸易上偏爱的选择,目前还找不到能替代美元的通货。欧元、日元的波动程度比美元大得多,如果要批评美元不稳定,一时间也找不到更稳定的国际通货。
以后可能不会有任何单一货币强权了。美元仍然会维持一阵子领导地位,因为大家习惯用它计价;如果我们能维持美元价格的稳定,美元仍然会是国际通货,不过那不意味美国拥有强权。
《财经》:人民币有没有机会?
沃尔克:除非中国已经决定要成为亚洲的货币枢纽,人民币才有机会。那样的话,中国就必须做出决定,发展完善的控制机制,我不确定中国是不是已经有这样的准备。
举个例子,如果其他国家陷入泥淖,你们可能要有借钱给他们的打算;又比如说,当其他人能自由买卖人民币的时候,中国货币的价值不再能由自己决定,而会随着市场波动而变化。要能解决这些问题,显然短期内是做不到的。
《财经》:中国何时才会在货币市场上取得领导地位?谈这个是不是太早?
沃尔克:这不是早晚问题,有时候是你必须要取得领导地位,因为中国生存在全球体系之中,这个体系依赖你们,你们也依赖着它,中国的繁荣仰赖出口市场,仰赖大量投资,但是却在国际货币市场份额过小。
中国企业现在全球进行收购、买进资产,如此一来,中国根本不可能孤立,当然你们可以选择孤立,但这样的结果不会很好。
美元稳定性
“对美国来说,稳定性是指增加美元的稳定性;但是对国际金融市场而言,国际货币的改革是增加稳定性的办法”
《财经》:美元目前不稳定的地位,和上世纪70年代您遇到的情形有何不同?
沃尔克:1971年之前,美元成为国际货币体系的枢纽,是因为美国愿意以等值黄金兑换美元。后来我们宣布不再兑换,美元并没有丧失它的枢纽地位,这是因为人们必须拥有一个国际通行的交易货币。
务实地说,这个货币必须要维持稳定,这是美国的责任,但是也符合你们的利益;美国仍然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而如果我们能维持稳定的美元币值,这也对其他所有人有利。
对美国来说,稳定性是指增加美元的稳定性;但是对国际金融市场而言,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是增加稳定性的办法。不过要获取更大的稳定性之前,可能得先经历比现在更大的不稳定性。
《财经》:目前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应该朝着何种方向?
沃尔克:我相信正式的会员国组织是重要的。虽然在实际决策上可能和松散的无组织状态没有太大差别,但是它毕竟给予了某种合法性,原本悬而未决的事项,有机会通过投票取得某种程度的初步共识,让大家有所依循。
现在和过去最大的不同,是美国过去有着不成比例的巨大影响力。虽然现在美国的影响力仍大,但它已经不是惟一大而重要的国家了。50年以前,美国在经济上一枝独秀,但是现在很明显,要面对一个第二名的中国、第三名的日本,还有一个联合起来不比美国小多少的欧洲,尽管欧洲实在不像是联合组织。
这个局面不见得更好,因为达成共识更加困难。中国在全球经济事务上的话语权更大了,30年以前不是这样,中国顶多在国际政治上是一个影响因子,但现在就经济意义而言,也有影响力了。
《财经》:除了美国本身,您最关注的贸易伙伴是谁?
沃尔克:可能是欧洲,因为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全球不平衡发展,而欧洲内部有着和国际社会一样的不平衡处境,欧洲对内对外都要处理这样的困境。
对外,有些国家盈余过多,而欧洲地区可能没有太多盈余;对内,有些国家赤字太大,但是有些国家经济还行,这是欧洲社会比较头痛的地方,对内对外都有财政问题需要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