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文化的桥:面对主动受众的博物馆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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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博物馆向来被视作是进行文化、历史、科学方面教育的极佳场所。同时,作为新闻与传播研究的一个分支,博物馆和展览传播的研究更加倾向于开放地接纳传播领域的相关理论。本研究以大英博物馆的“中国园林”特展为研究对象,采用个体采访的质化研究方法,旨在探讨受众对展览的观感和理解,从而揭示在博物馆语境下,跨文化传播中影响传播效果的因素,以及促进博物馆的教育功能的可能途径。
【关键词】博物馆传播;跨文化传播;主动受众;中国文化;大英博物馆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近二十年来,把博物馆及其展品当作媒介进行研究已经不是什么稀奇的事。而在英国,博物馆受众研究始于国家历史博物馆(NHM)的一项研究[1],将近40年的跟踪调查发现,那些延续媒介强效果论,认为受众将会开放接受任何馆方设定内容的影响的理论(如魔弹理论,皮下注射理论),已经不适用于当今的博物馆受众研究。此后问卷调查和访客数据收集一度成为研究者的首选,而受众对于某个具体展览的深层理解和即时反馈却往往被忽视,大致因为可行性差,重复利用率低。
2008年是英国的中国年,奥运会等一系列事件让中国获得了大量的媒体曝光与。与3年前的非洲年不同的是,在这一年中,各项活动更加密集,而对中国文化的覆盖面也更加广泛[2]。单就大英博物馆来说,就有年初的中国新年庆祝活动、2007年的兵马俑特展、2008年下半年的“中国园林”露天特展,以及馆内本来就有的固定中国展馆。而纵观英国学界对中国文化在英国的传播所进行的研究,大多是从设计者组织者一方入手,鲜有从受众角度进行的研究。
针对博物馆传播研究中从受众出发维度的缺失,本文以前来观看大英博物馆的“中国园林”特展的受众为研究对象,采取实地个体采访的方法,对博物馆传播中的跨文化面向做一个深入具体的分析。
博物馆作为大众媒介的普遍性和传播样式的特殊性及其教育功能
博物馆传播研究最早是由邓肯•卡梅隆在1968年提出的,此后许多传播学者也赞同他的看法,认为博物馆传播也是大众传播的一支,遵循大众传播的一般规律(Hodge, R.& D’Souza, W. 1979[3]; Morgan, J. & Welton P. 1986[4]; Hooper-Greenhill, E 1991[5])。卡梅隆的贡献在于他把香农-韦弗1949年提出的信息论模式引入了博物馆传播研究的平台上来[6]。他对此模式的主要修改是,认为在博物馆传播的环境下,“媒介”大多指“实物”,这也就是博物馆迥异于其他大众媒介的地方(Hooper-Greenhill 1991)。博物馆展览的许多特质是与大众媒介相吻合的,例如大规模的受众、统一的传播内容、所谓“传者”和“受者”之间的权力关系。英国莱切斯特大学的艾琳•胡珀-格林希尔教授指出:“博物馆作为一个传播信息的渠道,实际上是与其他渠道并无二致的。但它能够非常有效地做到的,却是提供给受众对‘实物’的独特体验,从而激发他们深入学习与此相关的事实。”[7]
对于“中国园林”特展,由于它是建在大英博物馆正门内西草坪上的户外展览,这里的“媒介”不仅包含数十种精心挑选搭配的植物、图文并茂的展板、方便受众翻看的大字版介绍册子,还有小型假山、石桌石椅。出于文化和植物学教育方面的考虑,馆方还定期举办午后的“林中漫步讲座”,由资深植物学家和策展人来为公众讲解中国植物等相关知识。展览和讲座都是免费的。在长达半年的时间里,受众可以在林中小径漫步,看到植物颜色逐渐变化、灌木越发繁茂,由于小生态系统营造得过于自然,工作人员甚至在采访中抱怨昆虫和老鼠的滋生。
博物馆展览中“噪音”的产生有多种原因,有些是布展一开始就有失考虑的。展览的所在地西草坪,原来是设置给博物馆观众歇脚休息的地方,周围的矮墙也形成了避风的小屏障。当它被改造为展览以后,观众们还是习惯在此吃午餐,与孩子玩闹。有的时候周围的环境是如此嘈杂以致于那些想要享受安静的林间漫步的受众不得不快步离开。这个传播过程中“噪音”的产生虽然是特殊情况,借鉴意义有限,但是能够提醒布展者注意展区环境和展品特性必须统一。
过去的几十年间,博物馆传播研究表明,参观者远非策展人和工作人员想象的那样如孩童般“被动、机械、易纵” (Hooper-Greenhill, 1994:73)。实际上,庞德(1985)在进行一系列针对学生访客的研究后发现,博物馆拥有改变人们观念和态度的能量,而非灌输事实[8]。胡珀-格林希尔认为,现在的博物馆受众大多是“主动的,有主见的,有着自己的议程”。而在针对主动受众的研究方法方面,高特莱(1998)相信,定性研究的崛起能让研究者真正听到受众的声音,从而帮助学者找出研究大众媒介使用者所需的“前瞻性、感性、富有同情心”途径[9]。
通过对展板和布展环境的内容分析,“中国园林”的展览主题可以被归纳为以下几类:中国有悠久的自然历史;中国人善于使用药用植物;欧洲“植物猎人”为中国自然物种的保护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古代哲学在传统文人花园的营造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神话和轶事被用来让植物形象更加生动。那么这些鲜明的主题到底被受众接纳了多少呢?
当被问到,“你认为在这个园林展览中表现出来的最主要的中国特征是什么?”时,几乎所有的受访者都有不同程度的迟疑,之后所作出的回答包括“庄严和冷静”、“集中思考”、“传统”、“和谐”,基本上都在上一段所述的特征以外。出现这种信息传达与预期有差别的情况,如果不是因为信息本身的编码不清晰,那就是在传达过程中的噪音影响了传播的效果。还有一种可能性,就如同胡珀-格林希尔教授所说的那样:主动的受众带着自己的议程来到展览现场,从而对展方设置的内容采取了选择性的接受。
在调查中发现,受众本身的参展习惯、知识背景,特别是对中国的了解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们对本展览的理解和接受程度。相较于那些对中国文化不太了解的受众,“中国迷”愿意花费更多的时间来进行观后的知识补充和信息跟进。
从展方的角度出发,要想让展览达到更好的教育和推介效果,应该放低架子,不再以自上而下的态度对待受众,要知道博物馆的教育与学校教育是有着本质性的差别的,主要表现在受众迥异的出发点和知识背景上。虽然一些受访者反映:他们比较能接受博物馆提供给他们的信息,因为它们看起来更加“中立”;但是也有受访者认为,信息源并不能对信息的中立与否起决定性的作用。与其他的大众传媒相同,博物馆的议程设置更多的是提供给受众“思考什么”,而非“怎样思考”。
英国受众“想象中的中国”与亲眼所见的“中国园林”
关于把中国“他者化”(Otherness)的源头可以追溯到维多利亚时期,鉴于本文篇幅有限,就不一一赘述。但是学者们对于这种“他者化”的倾向都多多少少抱有批判的意味。来自莱切斯特大学博物馆研究系的艾米•巴恩斯曾经对于英国眼中的“中国”这一概念是如何形成和演变的进行过专门的论述。[10]她认为经过几个世纪的沟通,两国关系经历起起伏伏的变化,中国在当代英国大众文化当中被塑造成一个复杂的混合体――古老的,富有异国情调的,智慧的文明古国与近代的混乱和落后交杂着,形成了许多英国人的集体记忆,而展览的受众也正是带着这样的印象进入了博物馆。正如克鲁纳斯在“英国视野里的中国:帝国收藏品”[11]一文中所说的那样:“不论从政治还是工业的角度上来说,似乎中国模仿西方越厉害,就越是失去它的异国情调和启蒙性。关键是,把中国‘他者化’(Otherness)已经超越了地理上的涵义,更加趋于现实中的距离感。”
而对于在博物馆里中国形象的表现形式,玛西亚•瓦如蒂在2007年底的一个报告中[12]说所有的展览都是为了以下两种文化消费意图:表现“过去的中国”(以“纪念品”的形式,如展示英军掠夺的古董),以及“他者的中国”(以“神器”的形式,如展示从中国远道而来的兵马俑)。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既有旅游经济的需求、消费者口味的变化、新的商业机会以及英国华人团体的重要性,同时还有全球媒体事件如北京奥运会的即将举行也成为了影响大英博物馆对中国形象设置的因素。
对于这种“他者化”和“异化”,受众们反而没有表现出学者那样的批判和抵触,他们认为,一个跨文化的展览,最重要的是“真实性”、“原汁原味”。至于那些看起来有异于常识和思维定势的展品,反而能够激起他们学习的欲望,探求其中的原委。有些受众甚至建议,在策划类似的展览时,应该在策展小组内多引入一些对象文化的成员,这样才不会让展览看起来像是从“局外人”的角度出发的。
结语:博物馆跨文化传播中的问题归根到底是缺乏平等和理解
研究发现,由于受众是带着自己的个人兴趣、独特的知识结构来到展览现场的,再加上迥异的参观习惯,他们是“主动”而充满创造力的,对于展方安排的信息并不全盘接受。要提升博物馆中跨文化教育的效果,策展人和工作人员必须尽量消除传播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噪音,不仅把自己和受众放在一个平等的双向沟通的位置上,而且把对象文化放在和自己本土文化平等的位置上,这样才能更好地促进相互的理解。此外,在许多关于中国文化在异国传播的文章中都对布展中存在的“异化”倾向有所批判,但本研究发现,适当的“异化”所带来的“陌生感”反而有助于增进受众学习异国文化的兴趣,从而成为文化之间的桥梁。
注:引文均由作者经英文原文自译。
注释:
[1]McManus, P. M. (1987). Communication with and between visitors to a science museum. King's College London, London. (Phd.thesis).
[2]具体活动可查阅英国最大的中国文化节“China now”活动网站www.省略.uk/
[3]Hodge, R. a. D. S., W. (1979). The museum as a communicator: a semiotic analysis of the Western Australian Museum Ablriginal Gallery, Perth. In E. Hooper-Greenhill (Ed.), The Educational Role of the Museum (pp. 37-46).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4]Morgan, J. W., P. (1986). The process of communication. In J. W. P. Morgan (Ed.), See What I Mean: An Introduction to Visual Communication (pp. 1-12). London: Edward Arnold.
[5]Hooper-Greenhill, E. (1991). A New Communication Model for Museums. In G. Kavanagh (Ed.), Museum Languages: Objects and Texts (pp. 49-61). Leicester: 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
[6]Cameron, D. (1968). A Viewpoint: the Museum as a Communications System and Implications for Museum Education. Curator, 11, 33-40.
[7]Hooper-Greenhill, E. (1994). The educational role of the Museu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p.1
[8]Pond, M. (1985). The usefulness of school visits -- a study. Journal of Education in Museums, 6, 32-36.
[9]Gauntlett, D. (1998). Ten Things Wrong with the Media 'Effects' Model. In R. e. a. Dickinson (Ed.), Approaches to Audiences -- A reader. London: Arnold.
[10]Barnes, A. (2003). China in Britain: The representation of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art and culture in contemporary British museums, Museological Review. 9
[11]Craig Clunas (1998). ‘China in Britain: The Imperial Collections’. In Colonialism and the Object: Empire, Material Culture and the Museum, eds. T. Barringer & T. Flyn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p. 47.
[13]Varutti, M. (2007). Representing and ‘Consuming’ the Chinese Other at the British Museum. Paper presented at the NaMu III: National Museums in a Global World. Retrieved 1st Sept, 2008, from www.ep.liu.se/ecp/031/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