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文人参与八股文选编活动原因之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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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晚明时期，大量文人参与到科举参考书的选编活动中来，使得科举参考书激增。究其原因，主要有三：其一是因为科举考试在明后期出现了新的变化，科举应试者对参考书的需求增加；其二是因为晚明生员数量激增，大量生员陷于贫困，不得已选文谋生；其三因为晚明文人结社活动的需要。

关键词：晚明 文人 科举参考书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12)03-71-75

八股文的选编活动，特指选家从乡、会试的试卷及诸生平时所作的科举应试文中，选编出一些具有学习价值的范文，并加上自己或者他人的评点后，结集出版销售，以供读书人学习、参考。由于选编的八股文大多是已中式之人的考卷及优秀学生习作，选本往往非常受准备参加科举考试的学生的欢迎。这种八股文的选编活动，在宋代就很流行。而晚明时期，此活动最为兴盛。晚明时期的时文选家非常多，导致时文选本遍地皆是。明末文人杨彝就曾嘲讽说：“今天下财用乏绝，但禁刻十八房与天下大小社稿，锓直墨直纸直可得十万而赢。”［1］这种状况前所未有，堪称为当时社会的一大特色。

晚明八股文选家为何如此之多？笔者认为，有三个重要原因。其一，科举考试的新变化；其二，生员的激增并普遍贫困化，为了谋生，很多人成为八股文选家；其三，是文人结社活动的需要。

（一）科举因素

科举考试的应试者是八股文选本的需求者，他们需要临摹、背诵这些选本，以便在考场上取得好的成绩。所以，八股文选本必须紧跟科举考试的新形势，做好选题猜题的工作。自明代中后期开始，科举考试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正是因为这些变化，导致了选文活动的泛滥。

首先，科举考试开始尤其重视《四书》文的写作。明洪武十七年（1384），朝廷颁布了科举考试内容的定式，规定乡、会试第一场考《四书》义三道，《五经》义四道；第二场考论一道，判语五条，诏、诰、表、内科一道；第三场考经史时务策五道。虽说考试的内容并不仅限于四书五经，但是“百年之间，主司所重唯在经义，士子所习亦惟经义，以为经义既通，则策论可无俟乎习矣。”［2］然而，明前期的考试虽重视第一场四书五经的考核，尚还兼顾二、三场作文的好坏。可是后来，由于参加科举考试的人数越来越多，而阅卷官的人数始终不变，阅卷的时间也没有适当地延长，因此，考官阅卷的负担越来越重，于是索性将二、三场之文弃之不顾，只看首场之文。因此，考生只要第一场《四书》《五经》文作得好，便可荣登金榜。而在首场七道题中，又以第一篇《四书》文为重，因此，到明代后期，就形成了一种“士子所诵习，主司所鉴别，不过《四书》文而已”［3］的局面。

而首场可以出的题目并不多。首先，自永乐年间颁布《四书五经大全》后，科场所出经义之题就只能在《四书》、《五经》范围之内拟定，而《四书》、《五经》里又有不少不能被拟作题目的句子，这就使得出题的范围有了很大的限制。明嘉靖朝以后，《四书》、《五经》之中的必读内容又被删掉了不少，因此，考场之中，可出之题不过数十道而已。其次，明中后期，由于皇帝的原因或者政治的原因，科场所出之题变得事先较易猜测。如明世宗的忌讳很多，“主司出题，多所瞻顾，士子易以揣摩，其射覆未有不合者。”［4］还有许多考官出题喜欢谄媚时贵或讥讽时政，如万历七年（1579），张居正大权独揽，山东、贵州第二题俱为“敬大臣则不眩”。而南京出舜禹为首题。十年（1582），湖广出题“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来献媚。［5］这种投上所好的情况很常见，因此，科场猜题的风气变得很严重起来，希望考中科举的读书人往往在考前拟题一二百道，窃取他人的文章背诵熟练，待自己考试时抄誊一过，即有望侥幸中式。当人们发现这种做法的好处后，整个社会便开始靡然相从。由于并不是所有人都有猜题、拟题的能力，于是那些时文选家就应市场而生，他们综合各方面的信息，拟好一些可能出的题目，并相应地选编一些好的范文来刊刻。

其次，明后期开始，科举考试的文体文风开始变换不定。科举考试的文体是八股文，它正式形成于成化年间。然而八股文的格式也不是固定不变的，特别是到了明后期，八股文的格式已经与前代有了很大区别。顾炎武就说：“嘉靖以后，文体日变，而问之儒生，皆不知八股之何谓矣。”［6］除了文体的不断变化之外，在行文的风格上，各个时代也是不同的。由于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明代的文风也经历了一个由简到繁的过程。洪武到成、弘这一时期，八股文的内容基本上“皆恪遵传注，体会语气，谨守绳墨，尺寸不逾”。［7］正德、嘉靖年间，文人们喜欢将古文的笔法融入八股文，并且“融液经史，使题之义蕴隐显曲畅”。［8］这一时期被后人称为是明代八股文的极盛时期。万历以后，考生为了猎取功名，开始在写作上求新求异，而考官也对新颖的文章颇多青睐，导致八股文的写作开始花样百出。据吕留良介绍：文风自万历十三年（1583）开软媚之端，“至壬辰，格用断制，调用挑翻，凌驾攻劫意见冗逞。再变而乙未则杜撰恶俗之调，影响之理，剔弄之法，曰圆熟曰机锋皆自古文章之所无，村竖学究喜其浅陋不必读书稽古，遂传为时文正宗。自此至天启壬戌咸以此得元魁，占转烂恶，势无复之，于是甲乙之间，继之为伪子伪经，鬼怪百出，令人作恶。崇祯朝加意振刷，辛未甲戌丁丑崇雅黜俗，始以秦汉唐宋之文发明经术，理虽未醇，文实近古，名拗甚多，此犹未备也，庚辰癸未忽流为浮艳，而变乱不可为矣。”［9］总而言之，文风变化之快简直达到眼花缭乱的程度。

正因为首场重《四书》文，而《四书》文中可出题目又有限，导致猜题之风骤为盛行，加剧了文人的投机取巧心理。再加上考试文体和文风的复杂变化，攻举业者不得不紧跟时代的潮流，迎合考官的品味，因此比以往更加依赖于八股文选本。于是八股文选本的市场需求激增，这是文人投入选编八股文活动的根本原因。

（二）贫困生员投入选文活动

明代中后期，由于经济的发达，教育的普及，追求功名的读书人越来越多。但是国家取士有限，所以大部分的读书人都只能做科举的观望者。顾炎武说：宣德时，全国的生员大约3万人，到了明末，增至50余万，［10］较宣德时增长了17倍左右。这些不断增长的生员，倘若既考不中科举，又没有丰厚的家底，那就难免陷入贫困。据陈宝良《明代生员层的经济特权及其贫困化》一文的研究表明：晚明贫困生员非常之多，在有些地方，贫困生员占学校生员总数的一半以上。生员“贫不能葬，身无完衣，长无家室”的现象并不罕见。［11］明人杨继盛记自己为生员时的生活道：“予时居僧人佛永房。予无僮仆，僧无徒众。僧常念经于外，予自操井灶之劳。秫杆五棍，剖开可以熟饭。冬自汲水，手与筒冻住，至房口，呵化，开始作饭。夜尝缺油，每读书月下。夜无食，腿肚常冻转，起而绕室疾走。其苦难言万一矣。”［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