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刘与小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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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今年不到三十，像大家一样，从小爹妈就给取好了名字。按照符号学的理论，名字不具实在意义，只是蝼蚁之身的文字标记。此标记的使用，是理由无端(凭什么要用那几个字代表我)、指向含混(天下姓名相同者多矣)、随机派位(只有几十年，还不能专用)的。确实，从小到大，我们的名字，只是社会系统确定身份的方式，显现在身份证、考试卷、保险单、结婚证和死亡书等诸多文本上。反倒是小名、绰号、昵称或法定名字的异版，在种种情态各异的生存环境中，表现了不同而又实在的存在意义、社会特征和文化差异。其数目之多寡和变化之大小，甚至可以说明个体的身份变化、人际范围的大小和人生跌宕起伏的程度。

因此，审视我们的法定名字之外的称呼变化，大致可以明白我们生活之历练演变，是很有意思的事情。

比如，我姓刘。当学生的时候，除了老师叫我全名外，同学之间的称呼， 无非是“大虫”、“胖子”、“阿昌”、“猪”之类的绰号，很少名姓齐出。但到了毕业教育实习的时候，我突然发现自己有姓无名了，因为无论是谁，都叫我“小刘”。起初有点不习惯，后来我习惯了，因为其他同事也一样啊。大家都去掉了名，只剩姓，姓前面只有两个可选项：“老”或“小”。同事之间无非两种称呼，非老即小。所以不久我不仅习惯了，而且想通了。我年龄比他们小，个子比他们矮，经验比他们少，叫我小刘，不仅合情，而且合理。而且这么老小一分，还好处多多：比如他们叫我小刘，感觉像长辈拍拍我肩膀，表示关心爱护；我叫他们老刘，感觉是后辈端茶送水，显出我的礼貌：对于我这样刚出校门的“小年轻”，更大的好处是方便，可以省去记别人名字的麻烦，遇见同事，点头哈腰，一律称老，别人叫我，点头哈腰，一律应小，绝对没错，省去许多事端。

但是，我不久又有些糊涂了，原来事情不是那么简单的呢。比如，那单位前任局长姓吴，是开山领导，而且粗通文墨，论个头儿、论年纪都不算大，但得叫他“吴老”。我们这班小卒还不够级别，当然不能直呼“老吴”，而只能称他“吴局长”，有资格称“老吴”的，是那些与他职位靠近的官。而吴局长自己呢，无论遇见谁，一律以小呼之。办公室的老杨年近花甲，即将退休，吴局长也公然称之为“小杨”。我听之顿觉不妥，不料“小杨”不仅音容不改，笑靥反倒更加灿然。如此观之，“老小”的学问很大，他不仅表明年龄大小，而且指向职位高低、亲疏关系、资历深浅和声望好坏。因此，叫我“小刘”，除了我年纪轻之外，还包含了小职员、小毛毛头、小字辈、小人物等诸多丰富含义。

这样一想，我又通了。其实这也不是现在的发明，这是我们老祖宗的遗产啊。你看，以前无名的、干粗活的、没什么地位的，不都叫小吗?比如，店里打杂的叫“小二”，回答长官问话称“小民”，奴仆称自己“小的”，碰到大官称“小官”，张生艳遇崔莺莺开场自称：“小生年方二九，尚未婚娶。”至于老呢，主人叫“老爷”，学生称“老师”。连爸爸也叫“老子”，慈禧太后最威风的时候叫“老佛爷”，而且一般人还不敢叫呢。

想通了并不是表示接受了。我念研究生的时候，可能确实大了一些，那些学弟们居然在导师面前叫我“老前辈”，让我又好笑又羞愧。而毕业前因为找工作去见一个女同学，多年不见，她交了一个男友，见面介绍说：“小刘你好，这是小王。”我心中一怔，知她不是故意，但不觉意兴索然，觉得很陌生了。毕业后呢，幸为人师，总有一群学生怯生生在身旁“老师、老师”地燕语莺啼，很是受用。不料校长威严地喝了声“小刘老师”，我又像败荷似的蔫下了头，我就不明白校长为什么非在“刘老师”前面加一个“小”字。

现在来到了新加坡，又不习惯了。刚来的时候，我的同事、尤其我的主任都称我“刘先生”或者“Mr Liu”，很觉有点受宠若惊。心想，毕竟是多元文化融合之地，民主平等观念深入人心啊。过了不久，有一天，教华文的另一位老教师突然叫我“小刘”。乍听之下，除了对在新加坡依然有人称我小刘感到奇怪之外，在这异国他乡，这次我再也不是在中国时别人叫我小刘的感觉了，反而倍感亲热，特别亲热。在我的强力要求之下，一些老师终于又以“小刘”叫我了。

不过总而言之，尚无人称我为“老刘”。我素无官缘，以后若回到中国，除非到半百之年，否则“老刘”之号不易得可想而知，路漫漫其修远兮，不免思之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