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滴水折射出的两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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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渡边淳一的《失乐园》以其居介于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姿态，就一个脱离东方婚恋伦理的故事包蕴以东方特有的人生观和西方现代意义上的人性思考，充分展示出这部作品所处的文化融合之历史语境。

关键词：《失乐园》；东西方文化；性伦理

渡边淳一的长篇小说《失乐园》因其对当代日本中年人群伦理危机的关注以及为自然所作之唯美式的渲染而备受评论界瞩目，但往往易被读者系统性忽略的，是这部作品于东西方文化对话语境中的交流文本属性。小说于诸多情节彰显东方文化底蕴的同时，更探讨了个人伦理与社会伦理的矛盾、无社会诉求之自杀等西方现代性文化命题。本文即尝试从伦理、生命伦理等角度探究这一文本的文化融合属性。

一、细节中的文化印迹――季节更替、饮食男女

《失乐园》各章节的标题借用了极具日本特色的俳句“季语”，在点明故事发生的时间之余更是以季节的交替来比附整个故事情节的演进。全书肇始于“秋天”，结束于“至福”，正是一个从秋到秋的轮回，事中人的命运似乎也是从一个炽热的开端自然延伸到一场狂放的死亡。这可以说一种大自然更替演进的观念被融入到这部作品的结构中。

女主人公凛子的一件和服，“胸前的图案是小朵的，色泽逐渐加深，接近裙边时，变成了绽放的大朵了。”[1](p60)这或可解读为人之生命类同于花木，均属应季节更替而随之演进，进而完成一个完整的历程。也正如书中写道的“季节的转换也带来了人世间的衍变……并影响到人们的肉体和心灵。”[1](p185) 久木与凛子之间的恋情恰是在经历着季节般的发展历程。二人相识于枯萎凋敝的冬季，定情于万物复苏的阳春，炽热于宜人凉爽的秋季，在一年后的另一个秋天中最终走向了不可逆的死亡。这种演进并不是简单的格式化的骤变而是一种不断向前的绵延，“并不是夏天过去秋天才来到，而是在夏天之中已经孕育了秋天的征兆的。”[1](p92)久木借《徒然草》中的“并非夏去秋才至”隐讳地表明了这一过程的特性。作者将故事情节的发展与人物命运的波折纳入到东方式循环渐近的认识论中，无疑是对东方文化的一种沿承。

同样隐含于作品细节中的东方文化蕴藉还有男女主人公饮食与的官能通联。渡边对主人公每次相会前所享用之饮食的热衷描绘很容易让人联想起中国“食色性也”的文化体认。正如中国的“饮食男女，人之大欲也”的界定，作者将名目繁多的酒品与菜肴在男女交欢前加以刻意罗列，无疑是将这两种官能享受加以同等维度上的观照，并最终加以肯定。将性看作是不可或缺的人的存在依据，肯定人对的追求，无疑也在传承着日本文化传统。

二、不相容的伦理诉求――被盛赞的女体、社会道德约束

“像日本这样极端要求回报义务和自我约束的道德准则，似乎坚决要把私欲谴责为罪恶并要求从内心根除它。……但日本的道德准则却对感官享乐那样宽容，这就更加令人惊异。”[2](p123)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上述论断很能表现出西方人对日本文化中官能享乐与自我克制之微妙统一的困惑，但是日本文化的上述特色似乎又是由来已久而又根深蒂固的。《失乐园》中对于男女主人公性事的大篇幅渲染客观上将日本性文化中的民族气质推到了文化对话的前台。小说对昭和时代轰动一时的吉藏、阿部定事件的互文性观照向读者展示了日本文化对于的肯定以及之于所带来之官能的传统性的向往。正如本尼迪克特所总结的：“在日本人的哲学中，肉体不是罪恶。享受可能的肉体快乐不是犯罪。精神与肉体不是宇宙中对立的两大势力。”[2](p131)

居于东方语境下的《失乐园》在表现男女时更倾向于描绘女体的美艳与孕育在其中的生命力。基于叙述视角选取上的原因，久木作为视角人物更具备外部观察凛子身体的自觉，他时刻关注其身体在过程中的变化，并盛赞其因男性滋润而散发出的光泽，称女体为“妙不可言的活物”。[1](p52)这都是由久木的视角人物身份所决定的。更为重要的是，对于美艳女体的盛赞在日本乃至东方文学传统中都是屡见不鲜的主题，但同样表现基于追求的婚外情，在描绘两性关系时，西方作家则更侧重于对男性雄性力量的渲染与盛赞。以英国作家劳伦斯的名作《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为例，他以男性菲勒斯作为叙述的中心，并赋予其深刻的象征意义，以致于早期女权主义者将这部作品视为宣扬“的神秘”的“准宗教性质的宣传品”。[3](p364)同样的赞美纯朴的，东方文本侧重于其中阴柔缠绵的气质，而西方文本则在于阳刚狂热的气质。当然，从性别身份意识的角度而言，《失乐园》中作为审美客体的被盛赞的女体与《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中作为表现对象的被盛赞的男性菲勒斯都是以男性身份为中心意识的体现。在这一点上，东西方文本又是殊途同归的。

“日本人并不谴责满足私欲。他们不是清教徒。他们认为肉体的享乐是件好事，是值得培养的。他们追求享乐，尊重享乐，但是享乐必须恰如其分，不能侵入人生重大事务。”[2](p123)这一伦理规范似乎将日本人在官能享乐上的追求严格地排斥在社会责任之外，但任何禁忌性的行为规范都无法避免追求自由的人类个体的反抗。《失乐园》中男女主人公的自杀或可解读为对于社会伦理的背叛。“沉溺在女体中的男人，会自动和公世界隔绝，尽可能地将自己固定在私世界中，他会无视伦理世界的规则，”而“一旦公世界和私世界发生冲突，个人的悲剧就不可避免地发生，”[4](p229)久木与凛子的恋情为社会伦理所不容而必然遭遇话语阻抗，阐发社会伦理约束与个体自由崇尚之间的矛盾恰恰是西方现代文学的深刻主题，故而，这又是超越文化界限的。

三、极致而衰的美妙生命――“物哀”之美、西方式的自杀

“民族精神，以花为喻体，无常的美感里，便常有物哀之心。樱花，开在日本，日本人以物哀心，咏叹樱花，感悟花的命意。”[5](p13)《失乐园》中的樱花，承载了许多的象征意义与话语蕴藉，作者有意识地将樱花作为日本民族文化气质的象征性载体，认为其“培育了日本人的美意识和丰富的想象力”[1](p214)同时，作者还刻意以樱花的“物哀之意”来比拟久木与凛子的人生观。

“樱花的寿命只有短暂的一个多星期，却具有极强的表现力，”[1](p213)某种程度上，樱花之美正在于其生命的短暂，以其转瞬即逝的人生诠释了凄美本身。在这里，叙述者基于“樱花七日”的感慨无疑与凛子崇尚的“刹那主义”有着共通性，凛子每次向久木表示自己对现状的满足后总要莫名地提及即刻死亡的意愿，因为此时已然是人生的巅峰，而持续下去的只能是风光不再的遗憾与痛苦。久木与凛子基于此刻的极致美妙而惧怕在此之后的快乐消减，无疑成为他们自杀的最根本诱因。两人以人为的结束生命以保证此刻的快乐不被消减，即便连死后的姿势，尸身的完好都追求尽善尽美，以保证此刻美丽的永恒，这正与樱花以短暂凄惨而造就的美感出于一理。小说本是以樱花的“物哀”之美比拟久木与凛子的殉情自杀，客观上却是将日本文化特有的美感诉求加以宣扬，无疑又增添了这一文本的厚重感。

追求“物哀”之美并不具备惊世骇俗的意义，而以自杀这一极端行为以追求极致快乐的永远留存则实属惊人之举。久木与凛子的自杀不同于东方式的“取义成仁”，他们并没有明确的社会诉求和他人评价上的期待，久木与凛子追求极致快乐并以死亡加以留存本身便是形上意义的，这种完全以自我为中心的形上诉求的自杀恰恰是迎合着现代意义上西方式的自杀母题的。在现代西方社会中，人们基于对普世性价值观丧失的失望，基于自我人生目标的丧失，或是基于维系自己独立人格的要求以自杀的极端形式表明自己个体意义上的选择与追求，这也成为西方许多文学作品表现的主题。《失乐园》中的自杀虽然并没有明确表示自身在哲学意义上的诉求，却是在精神气质上与上述主题相契合的，这同时也是这部作品所受西方文化影响的又一明证。

参考文献：

[1]渡边淳一.失乐园[M].竺家荣译.珠海：珠海出版社，

2001年.

[2]鲁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日本文化的类型[M].吕

万和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

[3]凯特•米利特.性的政治[M].钟良明译.北京：社会科学

文献出版社，1999年.

[4]李涛.罪与耻――日本的岛国属性[M].北京：中国友谊

出版社，2007年.

[5]李冬君.落花一瞬――日本人的精神底色[M].北京：北

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

作者简介

赵轩，南京师范大学文学硕士，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金城学院艺术系助教，主要研究方向：影视文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