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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异质性及其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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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劳动力异质性是客观存在的,在不同的社会阶段表现形式不同,随着社会的发展,劳动力异质性的内涵将会不断丰富。我国在人口红利阶段,劳动力需求的不足掩盖了劳动力的异质性,劳动力被同质化。随着人口红利的逐步减弱和消失,劳动力的异质性逐步显现出来。这种变化反映到劳动力流动中,就呈现出劳动力流动由自发流动向自主流动转变。

关键词:劳动力异质性;劳动力流动;自发流动;自主流动

中图分类号:F24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674(2013)09-061-06

近年来,“民工荒”、“民工返乡潮”等现象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蔡昉(2010)、于学军(2003)、田雪原(2006)、穆光宗(2008)、姚引妹(2010)等认为是我国刘易斯拐点到来的标志。然而,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只能解释我国劳动力供给的总量变化,难以对劳动力流动的结构变化作出有力解释。我们认为,这些现象是我国劳动力异质性作用的表现,在此带动下,劳动力流动正在逐步由自发流动转为自主流动。

一、劳动力异质性及其发展

异质性原本是一个生物化学的概念,遗传异质性是指表现型一致的个体或同种疾病临床表现相同,但可能具有不同的基因型。后来,异质性被推广到生态学、管理学、经济学等学科,空间异质性是指生态学过程和格局在空间分布上的不均匀性及其复杂性;企业异质性资源为有价值性、稀缺性、难以模仿性和难以替代性的资源,它构成了企业竞争优势的内生来源。劳动力是蕴藏在人体中的脑力和体力的总和。马克思将劳动力“理解为人的身体即活的人体中存在的、每当人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然而,这种体力和智力对于不同的人是不同的,“一个人在体力或智力上超过另外一个人,所以在同一时间内可以提供较多的劳动,或者能够劳动较长的时间;……这种平等的权利,对不同等的劳动来说是不平等的权利。它不承认任何阶级差别,因为每个人都像其他人一样只是劳动者;但是它默认不同等的个人天赋,因而也就默认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英国古典经济学家配第也注意到由于人的差异而导致的劳动力差异的存在:一个人,如果技艺高超,可以和许多人抗衡;有的人,由于他有技艺,一个人就能够做许多没有本领的人所能做的工作。我们将这种不同人的劳动能力的差异称为劳动力的异质性。

劳动力的异质性不仅仅来自于天赋,更多的来自于后天的教育、培训、经历等。古希腊思想家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论述了教育和训练的经济价值,认为可以通过基础教育来发展人的先天能力。斯密将劳动力的异质性看作是投资的结果,并将所有社会成员后天获得的有用才能作为固定资本的一部分,“这些才能,对于他个人自然是财产的一部分,对于他所属的社会,也是财产的一部分。……学习的时候,固然要花一笔费用。但这种费用,可以得到偿还,并赚取利润。”能则直接赋予劳动力以资本的属性,他首次将资本概念应用于人,强调劳动力的差异源于劳动者拥有的教育程度的不同,不仅认为教育可以使劳动与物质资本结合创造出更大的价值,而且主张将这种价值增值归因于“教育”差异导致的劳动力的不同。马歇尔虽然不主张将资本属性赋予人,但他首次将劳动力从实质上划分为普通劳动力和资本型劳动力,在使劳动力异质性的内涵更加清晰的同时,关注人作为劳动生产要素所有者的特殊性,将“具有特殊天才的人”看作是资本型劳动力的所有者,从而明确了劳动力异质性作为投资产物取得价值增殖的归属。正是由于将劳动力视为投资的结果,以舒尔茨为代表的人力资本理论突破了新古典经济学劳动同质性和资本同质性假设,提出了与物质资本对应的人力资本概念。舒尔茨认为,将“个人具备的才干、知识、技能看作是一种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看作是投资的产物”时,即成为人力资本。至此人力资本成为劳动力异质性的主要内容。原来笼而统之的劳动力一方面分化为一般劳动力与人力资本,从而使抽象的劳动力异质性通过劳动力与人力资本的区分得以表征。另一方面,人力资本也不是同质的,对于不同的劳动者有人力资本层次和多寡的区分,劳动力的异质性通过不同劳动者拥有人力资本的层次、多寡来体现,从而有了一般人力资本、技术人力资本、管理人力资本、企业家人力资本的区分。

劳动力的异质性是劳动者劳动能力的差异,然而,劳动能力是发展变化的。在农业经济时期,劳动力主要是体力,劳动力的异质性主要体现在体力的大小;到了工业经济时代,智力成为劳动力的主要内容,智力转化为人力资本后,劳动力的异质性就体现为人力资本的层次和多寡。进入知识经济时代(或服务经济时代)后,在人力资本成为劳动力主要内容的同时,劳动力的外延发生了拓展:在劳动者体外存在又依附于活着劳动者个体而存在的以文化、制度为支撑的信任、规范、关系网络结构等社会资本开始逐步成为劳动力的组成部分。因为它有利于劳动者知识共享与传播,有利于声誉和信任机制的建立,从而减少机会主义带来的成本和损失,有利于信息市场传递中的沟通、减少信息不对称造成的市场失灵,有利于集体理性的实现。拥有同等体力、智力和人力资本的劳动者,由于社会资本的差异表现出不同的劳动能力,从而使社会资本的积累成为劳动力异质性的又一来源。

二、劳动力异质性演变与劳动力流动阶段变迁

劳动力的异质性是客观存在的,但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由于经济社会条件的差异使得其表现方式和程度均有不同,劳动力异质性的不同表现推动了劳动力流动阶段的变迁。

1.劳动力同质化与劳动力自发流动

在经济发展初期,资本严重短缺,劳动力大量过剩,生产过程表现为大量剩余劳动在激烈竞争中寻求与资本结合的过程,初级生产力发展水平对劳动力的要求较低,导致高层次劳动者被迫从事低级的简单劳动,劳动力的异质性在竞争中被抹煞,异质的劳动力被“削平”为同质劳动力。这种劳动力的同质化现象在工业化初期和中期体现得最为显著。在工业化过程中,工业的快速发展推动工业部门急剧扩张,产生了巨大的劳动力需求,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和新增就业人口进入工业部门。然而,工业部门对劳动力需求的增长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逐步释放,且劳动力需求还受工业结构等因素影响。因此,一方面,出现了劳动力供给远远大于需求的状况,就业难成为普遍现象,就业竞争加剧,为了找到一份工作,出现了大学生、研究生与高中生竞争一个岗位的现象,高层次劳动力不得不从事一般性工作,劳动力的异质性难以体现。另一方面,工业化对劳动力的需求是技术型劳动力,现代化生产和精细的分工使得工作岗位对劳动力的要求大大降低,大量接受了中等教育的劳动力经过简单的岗前培训就可以胜任,从而使得高等教育劳动力的劳动力异质性被同质化为技术工人,从事低层次工作,获得相应的薪酬。劳动力同质化在劳动力市场得到充分体现:一是接受职业教育和培训的劳动者比接受高等教育的劳动者更易于就业,据有关调查显示,2007年至2011年,中国中职生的就业率超过95%,远远高于目前大学生的就业率水平;二是高级技工的工资远远高于大学生,甚至博士生,据报道,济南市2013年人才招聘会上,高级技工岗位给到8000元的月工资,仍是一才难求。

劳动力的同质化反映到劳动力流动中,使得劳动力流动呈现出自发流动的特征:一是劳动力的流动是自发的。在劳动力同质化时期,劳动力仅仅作为简单劳动要素寻求与资本结合,劳动力流动仅仅是劳动者为追求更高劳动收入而自发地在不同地区、部门、行业之间的流动。二是劳动者追求的目标是收入最大化。由于整个社会发展水平低,如何提高家庭收入是劳动者追求的唯一目标,亲情、家庭生活、儿女教育等均让位于收入提高,大量劳动者背井离乡外出务工,出现了大量“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等现象。三是工资是决定劳动力流动的主要因素或者唯一因素。由于劳动力被同质化,劳动力的需求基本上是同质的,工资成为劳动者决定务工地和从事行业的唯一因素,哪里的工资水平高就向哪个地区流动,哪个岗位工资水平高就进入哪个行业,从而导致劳动力流动频繁,跳槽现象频发。四是劳动力流动具有集聚效应。由于经济发展的区域差距,大量欠发达地区的劳动者流向经济发达地区,形成了集聚效应,在我国表现为典型的“孔雀东南飞”现象。刘易斯劳动力流动理论描述的人口红利时期劳动力的流动就体现出这种自发流动的特点。

2.劳动力异质性与劳动力自主流动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对劳动力的需求开始升级分化,劳动力需求的层次性越来越明显,引发了劳动力市场结构和竞争的变化,中高层次的劳动力逐渐占据主动地位,劳动力的异质性开始凸现出来。一方面,有良好教育背景、受过系统教育、有较长工作经历、掌握一定技能的劳动者越来越占据主动地位,即劳动力异质性中的人力资本优势开始显现,这些劳动者不仅工资水平大幅提高,而且薪酬结构发生变化,部分高层次人力资本拥有者开始获得年薪、股权等。另一方面,劳动者的社会资本开始发挥作用,劳动者利用自己的社会资本整合自身人力资本和社会物质资源,拥有较好社会资本的劳动者获得较高的市场地位,得到了市场资源配置能力。

劳动力异质性的显现直接引发了劳动力流动的变化。在劳动力异质性时期,由于劳动力已经分层,劳动力流动呈现出典型的自主流动特征。与自发流动相比,劳动力自主流动具有以下特征:第一,劳动力流动呈现主动流动。劳动者运用自身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主动地寻求自身劳动力价值的实现方式、实现区域、实现领域,从而使劳动力流动的方向、方式、模式等发生重大变化。卢卡斯通过对非洲博茨瓦纳的微观数据进行研究,结果证明受到更高教育的人更倾向于迁移到城市;赵力涛研究表明,教育促进了农民从农业部门向农村非农业部门的流动,每增加一年教育,进入非农部门就业的机会相对于仍然从事农业的机会就增加18.8%;卜长莉提出,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中社会关系网络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劳动力外出流动主要依靠亲缘、地缘等关系纽带。第二,非经济因素成为劳动力流动的重要影响因素。劳动者对出生地的眷恋、对家庭因素的考虑、对社会环境、自然环境的选择、对社会认同和满意度的反应以及对自我价值的认同等非经济因素成为影响劳动力流动的重要因素,劳动力会由于以上某一因素而做出其流动决策,经济因素的影响日趋减弱。杨荣海研究表明,城市基础设施、教育经费投入以及社会保障体系与劳动力流动有着正相关关系。第三,劳动者效用发生变化。由于劳动力异质性中社会资本的影响,收入不再是决定劳动者效用的唯一因素,幸福感的最大化成为劳动者的追求目标。2013年中国农民工“生存感受”调查报告显示,2012年,中国农民工整体幸福感67.9分,其中社会参与幸福感52.9分,较2011年下降近5分,社会地位幸福感51.5分,较2011年下降4分左右,调查发现很多农民工都因缺少社会交往和社会地位较低而感到失望。第四,劳动力自主流动不再具有集聚效应。劳动者不再被动寻求资本,而是结合自己的主观意志,主动与各类资本相结合,选择适合的区域、部门、行业作为流动方向。由于劳动力的主体性作用,不同的劳动力会有不同的决策依据,因此劳动力流动呈现出分散性,一定程度上促进区域经济走向均衡。斯卡利对二十世纪上半叶美国南北劳动力流动的研究发现,劳动力异质性使得尽管南北地区工资差距持续扩大,但从低工资地区迁出的劳动力几乎可与迁入的劳动力相抵消。

3.劳动力自发流动向自主流动转换的条件

无论在自发流动阶段还是在自主流动阶段,劳动力的异质性都是客观存在的,之所以由自发流动转变为自主流动,主要是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具备了劳动力异质性显现的条件。这些条件主要有:第一,劳动力有限供给。在劳动力无限供给阶段,大量剩余劳动的存在,使劳动作为生产要素完全处于被动地位,劳动力流动呈现出自发流动特征。达到刘易斯拐点之后,剩余劳动力规模降低,劳动由被动转为主动,工资开始上升,允许劳动者表达个人意愿的环境逐渐形成,劳动者才有了更多的选择,有了自主流动的基础条件。第二,劳动力需求升级。工业化是“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一系列基本的生产要素组合方式不断发生的由低级向高级的创新过程”。当工业化进程到一定阶段之后,对复杂劳动的需求随着产业升级会不断上升,而简单劳动会逐渐退出核心区域和核心产业,原来对劳动力的同质化需求被打破,由简单体力劳动者为主逐渐过渡为技术型体力劳动者和智力型脑力劳动者为主,劳动力的异质性开始凸现,从而具备了劳动力自主流动的社会条件。第三,人力资本积累。劳动者拥有的人力资本是劳动力流动的决定性因素,只有当劳动者的人力资本积累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劳动力的异质性才能够体现出来,劳动者在流动中才能够拥有主导和控制能力,才能够体现出不同的主观能动性和意愿。第四,劳动者效用多元化。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劳动报酬是劳动者效用的唯一决定因素,劳动者效用最大化等价于收入最大化;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使得劳动者的生产生活状态极大改善,劳动者追求的是幸福感的提升而不再仅是收入的增加,效用的影响因素由一元转变为多元,且非经济因素越来越成为决定效用的重要因素。此时,劳动力流动过程中更多考虑的是劳动者的个体意志而非集体意愿,劳动者的异质性不断得到彰显,劳动力流动过程中自主性不断增强。

三、自主流动:我国劳动力流动新阶段

正如前文所述,我国在改革开放至今三十多年的人口红利时期,由于劳动力需求的有限,劳动力的异质性被抹煞,劳动力流动呈现出典型的自发流动特征,民工潮时常引发经济社会波动。当前,劳动力流动呈现的诸多现象已经表明,我国已经进入劳动力自主流动阶段。

第一,从2003年季节性“民工荒”现象到当前常态化的用工荒,中国劳动力的供给不再无限已成不争的事实,我国劳动力自主性流动的基础条件已经具备。从长期劳动力供求关系来看,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增速在2004~2011年间呈下降趋势,据蔡昉等人研究测算,期间每年以13.6%的速度减少。根据联合国2009年对中国分年龄的人口预测,我国的人口总规模在2030年达到最大,预计为14.62亿,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将在2015年就达到最大值。然而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对劳动力的需求在不断增长,这种劳动力需求增长速度超过供给增长速度的形势,即表明我国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劳动力市场已经对这些变化的到来作出回应,工人工资的不断上涨是极具特征的反映。我国制造业的工资最近每年增长15%到20%,自2000年以来的12年中,我国制造业实际工资已经增长至原来的4倍。

第二,我国对劳动力的需求结构已发生了变化。目前,我国已进入工业化的中后期阶段,处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关键时期。在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转型发展过程中,一方面对劳动力的需求在升级,根据国际经验和相关研究,从事R&D的人员总量与GDP增长呈正相关关系,我国2020年要实现小康社会人均GDP3500美元的目标,教育规模增长速度亦应与GDP增长相适应;另一方面也使劳动力分层:东部地区在产业转型升级的过程中,对技术型、知识型劳动的吸引力和需求会逐渐增强,简单体力劳动者流向东部地区的趋势会逐渐减弱;中西部地区在承接东部产业转移中将吸收大量中低层劳动力。产业布局的调整与需求结构变化使得不同层次劳动者主动选择的权利和范围扩大,劳动力的异质性作用凸显,农民工大量“东南飞”的传统流动模式正在消失,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选择就近就业,技术知识型劳动力表现出更强的流动性,且聚集于经济发达区域和高端产业,劳动力流动进入自主流动阶段。

第三,劳动者素质大幅提高,劳动力自主流动的能力显著增强。我国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飞速发展,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都获得了飞跃性的进步和发展,劳动者的资本积累水平已经显著提升。一方面,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就业的同时,在农村拥有土地、住宅等生产要素作为其生活的物质保障,同时随着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进程的加快,劳动者对土地等物质资本的权利在不断完善。另一方面,随着劳动力流动过程社会网络日趋成熟和完善,劳动力也在就业地获得越来越多的社会信任和社会认同,并逐渐接受了城市的生活方式与消费观念,劳动者的社会资本日益增加,新生代农民工的资本积累程度显著高于第一代农民工。更为重要的是,不断加大的教育投资使得劳动力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职业与技能培训使劳动力积累的人力资本越来越丰富。据最新公布的全口径人才资源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底,我国人才资源总量比2008年增加780万人,已达1.2亿人。我国劳动力素质提升明显,每万劳动力中研发人员达到33.6人年,高技能劳动力占技能劳动者比例为25.6%,主要劳动年龄人口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为12.5%。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26.6%。劳动者已经从简单劳动生产要素的提供者转变为携带更多人力资本的复杂劳动的提供者,劳动者已经成为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创新力和推动力。

第四,我国劳动力流动的决定因素已由经济(物质)因素转变为非经济(精神)因素。2011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速为1985年以来最高,达到6977元,连续两年快于城镇居民。与此同时,城乡居民消费结构明显改善,2010年我国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为35.7%,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为41.1%,生活消费支出中用于教育文化、医疗保健、交通通讯的支出在不断上升。国家统计局2012年统计公报显示,2012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缩小,由2011年的3。13:1缩减为3.1:1。城乡居民收入不断增加且收入差距的不断缩小,使得劳动力在空间流动过程中满足生存性需求的同时,越来越多的适应性需求和发展性需求不断产生,包括劳动力对流入地工作生活的满意度、对流入地的归属感、对自我经济社会地位的判断以及自我的社会认同程度等。此外,新生代农民工作为我国劳动力流动的主体,其受社会记忆、社会环境等因素的影响,有着不同于第一代农民工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和生存观,更加浓厚的自我意识,使得劳动力流动行为的经济因素作用日渐弱化。劳动者对多元效用的追求,使得影响最终决策的因素多元化,仅用工资差距难以解释的现实表现为失业与民工荒并存、返乡潮、就近就业、用工短期化、“农民荒”等现象。

四、推动我国劳动力由自发流动向自主流动转变

劳动力异质性的凸显推动劳动力流动进入自主流动阶段,标志着传统劳动力流动模式的改变。如何通过制度设计更好地迎接劳动力自主流动,是未来我国劳动力合理流动、产业合理布局、经济社会全面转型的关键。

第一,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增强劳动力异质性,提升流动能力。加强农村义务教育、职业教育和劳动技能培训,尤其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技能培训,提高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能力。加快职业教育改革发展步伐,大力推行订单培养等方式。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提高高层次创新人才和复合型应用人才的培养质量。制定优惠政策,积极引导企业、个人等向人的全面发展投资。

第二,加快体制改革,为劳动力自主流动提供要素支持。推动土地制度改革,出台征地制度改革方案,分配好土地非农化和城镇化产生的增值收益,大幅度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实现农民土地财产权,为劳动力流动提供物质资本。加快改革户籍、教育、就业、住房、社会保障等制度,构建劳动力自主流动的保障体系,尤其要加快推动农民工在城市的就业定居。

第三,推进城镇化改革,适应劳动力自主流动需求。适应农民工就近就业的需求,改变城镇化方式,加快大县域、中心镇、中心村的建设,大力发展中小城镇。要结合城镇化进程,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引导产业转移,使其成为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要载体,实现农民离土不离乡。

第四,将人口布局和生产力布局有机结合,引导劳动力合理有序流动。把引导人口有序流动和合理分布作为统筹城乡、区域发展的重大战略,实现资源在城乡、区域间的有效配置。科学确定主体功能区,根据资源优势确定产业发展方向,坚持市场导向,通过政策引导和项目推动,发挥比较优势,形成各具特色的经济区和经济带,扩大就业容量,广泛吸纳流动迁徙人口。打破条块分割,协调区域利益格局,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良性发展局面,促进优势互补和共同发展。按照人口发展功能区规划,对人口聚集区和人口稳定区大力推行城镇化和大城市群政策,尊重人口和劳动力的梯度迁移规律;对于人口疏散区和人口限制区,则应该在保障劳动力的基本权益的基础上引导劳动力向外流动,在尊重群众意愿的基础上,实施积极的生态移民政策,保护生态环境,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建立以流动人口流入地管理为主、流入地与流出地管理相结合的管理制度和服务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