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在金融发展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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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关于社会资本与金融发展的研究成为近几年金融学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国内外学者基于宏观和微观的视角，探讨了社会资本在金融发展中的作用，为社会资本促进金融发展提供了理论与经验证据。本文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与总结，以期为后续研究提供借鉴，并为促进我国金融发展提供思路和启示。
关键词：社会资本；金融发展；综述
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13）10-0061-06
一、引言
近年来，社会资本作为继人力资本、物质资本之后的又一要素概念，在经济学的研究分析中获得人们的关注，其初始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社会资本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1-2]。随着人们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认识的深入，社会资本对金融发展的作用逐渐成为金融学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本文试图梳理社会资本对金融发展影响与作用的研究文献，总结相应成果与不足之处，以期为后续研究提供借鉴。
二、社会资本含义解析及度量
社会资本是一个比较笼统的概念，Bourdieu，Coleman和Putnam的定义颇具代表性。Bourdieu（1986）明确社会资本区别于经济和文化资本，将其定义为个人的关系，可被个人利用以期实现自己的目的，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3]。Coleman（1988）认为社会资本不是个人资源，具有社会网络和社会结构的属性，是嵌入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的一种公共产品[4]。Putnam（1993）认为社会资本是指能够通过协调的行动来提高社会效率的信任、规范和网络[5]。在随后的研究中，Putnam（2000）认为社会资本是人际关系、社会网络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信任和互惠[6]，试图将社会资本理解为个人所参与的网络、互惠关系的创造以及人际信任或一般信任，强调信任是先决条件。
上述三种定义是对社会资本的不同界定，实际上Putnam的定义更具有普遍的影响力。Durlauf and Fafchamps （2004）总结出社会资本的三个共同特征与Pu-
tnam的定义相吻合。一是社会资本对于集团成员产生正的外部性；二是外部性归功于信任、规范及共同价值观；三是信任、规范及共同价值观产生于基于社会网络与联系的非正式组织[7] 。Islame等（2006）则提出“认知性”和“结构性”社会资本，信任和社交是这两类社会资本的具体表现[8]。Putnam的定义正是将“认知性”和“结构性”社会资本概念融合起来。
社会资本的理论研究促进了其测量方法的改进和完善，研究者往往基于不同层面如从微观层面和宏观层面来刻画社会资本。微观层面上的社会资本实际上是“结构性”社会资本的体现，强调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往往利用网络或社会交往等指标。宏观层面上的社会资本正是“认知性”社会资本的含义所在，与人际信任、团结和互惠相联系，强调信任的重要性，采用信任等指标。在实证研究中，社会资本的测量往往体现在普遍信任、社会网络和社会参与，测量的基本思路就是以这些方面为基准来寻找相关变量。一些经济学家高度重视信任这一指标，Knack and Keefer（1997），Paul and Knack（2001）通过设计专门的问卷调查来对该指标加以测定。Micucci & Nuzzo（2003）则从参与非盈利组织、非正式社交能力、信任和公民社会意识以及地区特征四个方面提炼出社会资本的变量，其中，地区特征包括社交网络、居民的归属感、司法效率等[9]。Guiso，Sapienza & Zingales（简写为GSZ，2004），以公投投票率和血液捐献两变量来衡量社会资本[10]。
三、宏观层面的社会资本对金融发展①的影响
宏观层面的社会资本以信任为内容，何谓“信任”呢？Fukuyama（1995）将“信任”定义为“在正式的、诚实和合作行为的共同体内，基于共享规范的期望”[11]。 “共享规范”包含法律、人们签订的合同契约以及社会自发形成的风俗习惯与价值体系等，因此信任来自于正式的抑或非正式的制度安排。Fukuyama强调了信任的重要性，认为其有助于降低交易成本、促进经济合作关系。在现有的研究中，宏观层面的社会资本（信任）对金融发展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信任与家庭理财行为
GSZ（2004）基于独特的意大利南部与北部的发展实践，研究了宏观层面的社会资本在金融发展中的作用。他们建立社会资本与金融发展的简易模型， 将社会资本、法律效率和个人特征引入个人金融资产需求模型，研究社会资本对家庭金融资产选择的影响。在此基础上，他们以地区献血率和全民公投参与率来衡量社会资本水平，同时通过支票的使用、投资组合、贷款的可获得性、非正规借贷的依赖程度等指标来刻画金融发展水平和状况，实证研究了社会资本对金融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社会资本显著影响到金融发展，尤其在法律保护机制微弱且缺乏教育的地区，影响效应更为明显；社会资本水平高的地区居民持有较少比例的现金，更多地持有股票；人们更愿意使用个人支票，更容易获得他们所要求的贷款。即使在控制住环境因素，如家庭特征、法律制度、教育水平、人均GDP等情况，上述结论依然成立。
Brown等（2008）认为股市参与度对于股息税收政策、社保资金入市等相关政策制定有着重要的意义[12]。GSZ（2008）从信任的角度为有限的股市参与之谜提供了进一步的解释[13]。他们认为，投资者决定是否购买股票取决于投资者所感知的风险的大小，投资者对风险的感知除了受股票客观特征的影响外，也取决于投资者的主观因素：信任。美国、荷兰及意大利实证研究显示，信任程度较低的人不太可能购买股票，即使购买股票，购买的比例也将很低。
（二）信任与风险资本投资
Laura Bottazzi， Marco Da Rin 和Thomas Hellmann（2011）以手工收集的欧洲微观风险资本数据为基础，对信任在风险资本投资中的作用进行了研究，发现即便控制了公司固定效应、地理距离以及信息和交易成本，信任仍显著影响风险资本投资决策[14]。此外，他们甄别了信任和契约之间的“互补效应”与“替代效应”。在人们交易过程中，只有存在充分的信任，人们才可能签订复杂、相对完备的契约，从而复杂完备的契约才有用武之地，即“互补效应”。替代假说则指相对完备的契约能够弥补信任的不足。与GSZ（2004）不同的是，Laura Bottazzi， Marco Da Rin 和Thomas Hellmann的研究结果显示，即使拥有良好的法律保护机制，人们并不依赖于复杂的契约来克服信任的缺乏，即信任的缺失不能依靠合同的完备性来弥补。此时，信任和契约复杂完备性呈现正相关，即存在互补效应。
（三）信任、金融效率与金融危机
如何提高金融效率是金融发展中面临的核心问题之一。在金融发展与深化的背后，金融危机可能也悄然而至。以下文献基于市场总体的角度，探讨了宏观层面的社会资本对金融效率及金融危机的影响。
Galindo等（2001）利用世界银行采集的宏观数据，研究了信任与金融结构、金融发展之间的关系[15]。他们借鉴了Beck， Demirgü-Kunt， and Levine（1999）的方法①，采用存款占GDP的比重、银行资产占GDP的比重、银行贷款占GDP的比重、全部信贷占GDP的比重等来反映金融中介机构的规模和业务。金融效率涉及到金融中介机构多大程度上实现资金从储蓄到投资的转变，他们利用银行管理费用和净息差来作为效率的变量，同时采用股票市值、交易量来衡量股市发展水平。在控制住经济规模、人力资本、通货膨胀以及法律制度等因素后，他们发现高信任与金融市场的深化、较低的利差和间接成本以及更富有活力的股市相关。信任有助于增强竞争与效率，且促进了股市发展。
Marchionne 和Niccoli（2012）剖析了社会资本与金融深化的内在联系，发现社会资本的减少是金融危机发生的诱因之一，从而对2007—2009金融危机原因作出新的解释[16]。Marchionne 和Niccoli对社会资本减少的原因做了进一步研究，研究发现过度金融深化即“有毒的（toxic）”金融深化，导致金融衍生品大量出现，乃至金融市场的过度繁荣与投机盛行，更多的资源从生产性领域进入金融领域，导致生产性领域的合作与协调的减少，信任逐渐衰减，社会资本锐减。
（四）信任与非正规金融②
对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正规金融的发展固然重要，非正规金融的表现不可忽视。Allen等（2005）曾指出在法律、金融环境发展尚不完善的情况下，如中小投资者保护不力、金融市场发展滞后等，中国的私人部门发展依然很快，经济增长中贡献度大，其原因在于替代性的融资渠道和治理机制，如非正规金融以及建立在声誉和关系基础上的机制，支撑着此类增长[17]。
GSZ（2004）认为，随着社会资本水平的提高，从亲朋好友处借款的可能性在降低，这与Banfield（1958）和Fukuyama（1995）的分析一致，他们认为社会资本水平低的地区，借贷更会在狭窄的亚群体内进行，如家庭和朋友[18]。但一些学者的观点与之迥然不同，比如Kumar （2009）认为内生于乡土社会的民间借贷交易是基于互惠的均衡产出，信任作为一种社会偏好，不是依靠现代契约树立的，而是一种自我履约行为，在民间信贷中承担分散风险与担保的功能[19]。这也正如Ang 等（2009）所说，嵌于社会资本中的信任机制充当了法律保护的一个替代机制[20]。Turvey和Kong（2010）基于中国农户的调查发现：农民的信任度越高，其参与农村非正规金融的概率就越高[21]。钱水土、陆会（2008）实证研究发现，农户在融资过程中之所以偏向于非正规金融市场，是因为该市场中借贷主体的相互信任促进交易的达成[22]。这些结论的差异源于对社会资本含义的理解不同，前者的社会资本是从普遍信任（generalized trust）、社会范围的信任来解释，该信任基于所谓的“弱关系”；后者所指的信任是建立在“强关系”基础上的信任，是局限于亲朋好友等熟人之间的个性化信任（personalized trust），并非普遍信任。本文所指“社会资本”与普遍信任相联系。
我国学者就宏观层面的社会资本在金融发展中的作用也作了相关研究。卢燕平（2005）借鉴GSZ（2004）的研究思路，认为自愿免费献血不受经济和法律的影响， 是由社会义务、规范和信任等决定的，因而选取我国自愿免费献血比率作为社会资本的变量，其研究结果显示：社会资本与我国某些金融发展水平指标正相关，如社会资本与存款和贷款比率正相关[23]。张俊生、曾亚敏（2005）则选取各地区自愿无偿献血率以及各地区守信用程度作为指标，对我国各省或自治区社会资本进行衡量，通过实证研究得出社会资本显著促进地区金融发展的结论，比如社会资本对地区保险业务、个人信贷以及证券资产投资的发展起到正向的显著解释作用[24]。皮天雷（2010）也采用类似的方法来度量省际社会资本，通过实证研究发现，社会资本对我国地区金融发展具有显著的正效应，社会资本各地区之间的差异是导致我国各地金融发展不同的原因之一，同时社会资本是对法治水平低下的一种有效替代机制[25]。
上述文献论证了以信任为内容的社会资本对金融工具的使用和可获得性的影响。实际上，金融工具的规模与结构是一国或地区金融发展水平的反映。从实证结果来看，这些文献基本印证了社会资本促进金融发展的结论。
四、微观层面的社会资本对金融发展的影响
社会资本中最重要内容之一是社会网络，它是人与人之间互动而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关联体系。社会网络可以起到共享信息、分担风险、平滑消费、减少机会主义行为以及改善集体决策等作用[26]。一些文献基于微观视角，以社会交往或网络来刻画社会资本，试图论证社会交往或网络对股市参与以及非正规金融的作用与影响。
（一）社会交往与股市参与度
Ellison and Fudenberg（1995）认为，当经济人无从掌握经济决策所面临的成本和收益时，将更多地倚重于“口碑传播”（word of mouth）所获得的信息[27]。为了弥补人们投资知识的欠缺，社会交往在投资决策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Hong 等 （2004）借助于一个简易的投资组合分析框架下将参与成本、初始财富及风险厌恶系数视为影响投资决策的重要因素，并将投资者区分为社交者与非社交者建立起单期模型。该模型一个基本的预测是，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社交者市场参与度高于非社交者，且社交者市场参与度对外部参数敏感，比如网络技术使得参与市场成本降低，从而使得市场参与度升高[28]。Hong 等将参加宗教活动、与邻居交往次数等作为社会交往衡量指标，在控制住人口和社会经济特征以后，采用美国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社会交往与股市参与率存在正相关关系。他们将这一发现归功于口碑传播的信息分享方式，该方式有助于降低信息成本，促进更多人的参与。类似地，Ivkovic and Weisbenner（2007）发现个人购买股票的行为与其邻居的购买行为正相关[29]。Brown等（2008）实证检验了以口碑传播为形式的“社区效应”（community efffect）对人们是否参与股市的影响。他们发现，个人是否参与股市与社区股市参与率存在因果关系。一个人所属团体的股市参与率高，出于遵循本团体社会规范的目的，他也参加股市，这就是所谓的“攀比效应”（keeping up with the Joneses’ effect）。
Brown 和Taylor（2010）以英国为例考量了社会交往和股市参与率的关系，他们分别采用横截面数据和面板数据进行研究，均发现两者正相关的结论[30]。为了检验结果的稳健性，他们采取五种方法对社会交往指标进行测量，如去教堂的次数、信任水平、是否是运动俱乐部成员、拜访朋友的次数、参加的俱乐部个数等，均取得一致的实证结果。
Dimitris Georgarakos和Giacomo Pasini（2011）综合考量了信任和社交在股市参与上的重要性[31]。发现在欧洲一些国家存在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虽然家庭净财富大致相当，但不同国家家庭的股票持有率差异显著。通过分析，他们揭示出信任和社交上的异质性正是这些欧洲国家股票持有率存在差异的原因。值得一提的是，Guiso等（2008）将国家平均信任水平和总体持股率联系起来，而Dimitris Georgarakos和 Giacomo Pasini从家庭层面来进一步拓展研究，除了考虑到国家层面上信任水平的差异，家庭层面上的信任水平和社交特征也是影响股票持有的因素。
（二）网络与非正规金融
一些学者基于微观层面的社会资本，考察了其对非正规金融的影响。Cagla 和Una（2004）基于印度尼西亚的数据，考量了家庭及社区网络在农村金融市场中的作用。该研究表明社区网络具有良好的信息传递功能，向借款人提供了市场融资渠道信息，降低其搜寻成本，且有利于放款者降低监督成本及合约执行成本[32]。Karlan等（2009）发现在秘鲁，与社会网络相联系的信任在亲戚朋友间的民间借贷中起着关键作用[33]。
我国学者就个体社会网络在非正规借贷中的功能与作用作了相关研究。马光荣、杨恩艳（2011）认为社会资本中最重要的一个内容是社会网络，并利用农村的调查数据，实证研究显示：社会网络作为非正规金融的载体，可以促进民间借贷从而为农民创办自营工商业提供资金支持，印证了依托亲友关系的非正规金融弥补农村正规金融发展滞后的假设。杨汝岱等（2011）也从社会网络的视角考察了我国农户民间借贷需求行为，研究显示：以亲缘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网络对民间借贷行为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且该作用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转型而趋于弱化[34]。
上述研究加深了人们对于个人财务决策性质的理解，为社会资本促进人们参与金融资产投资或借贷提供了证据。一般而言，社会交往通过“口碑传播”和“观察性学习”（observational learning）等渠道来实现对投资者或借贷者行为乃至市场发展的影响。这些渠道使得投资机会以及如何参与金融市场投融资等信息得以传播，而且帮助人们克服进入风险市场的心理障碍。
五、小结与研究前景展望
现有的文献探讨了微观层面和宏观层面的社会资本对个人或家庭金融行为决策的作用，且分析了对总体金融市场发展、金融效率及金融危机的影响，主要有如下结论：一是无论是宏观层面还是微观层面的社会资本有助于金融交易的发生，包括投资者参与资本市场的投资、银行借贷等，从而促进了金融发展；二是对于非正规金融而言，社会资本的影响具有两面性，一般信任（或普遍信任）即宏观层面的社会资本，与非正规借贷呈负向关系，与正规借贷行为呈正相关关系；三是社会资本促进了金融市场的竞争与效率提高，且社会资本的减少是金融危机的诱因之一。
上述研究为社会资本促进金融发展提供了理论与经验证据，这对于促进我国的金融发展与金融改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给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带来重要启示：加强社会互动、促进社会交往以及提高诚信水平有利于推动金融市场建设与发展的必由之路，换言之，社会资本的提高将会切实推动金融市场向成熟健康的方向发展；社会资本水平的提高，即普遍信任的增强，促进了正规借贷，相对抑制非正规借贷，为促进我国非正规金融向正规金融的转化提供了一个途径和思路。
虽然关于社会资本与金融发展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以下问题尚需进一步地研究：
首先，关于社会资本的度量问题。社会资本的度量始终是一个难题。从目前实证研究文献来看，社会资本测量往往从一个维度出发，虽然并不存在统一的社会资本的测量方法，但较精确的方法是考虑这个概念的多维性，如何将不同维度的指标有机融合起来，形成综合性评价是值得思考和研究的问题。此外，由于社会资本不能直接加以观察，在研究中往往通过变量来衡量社会资本，不同国家由于历史、文化以及制度的差异，在寻求相关变量和指标时难以完全保持一致，为增加可比较性，在指标选取中需要在统一性与灵活性之间寻找平衡点①。
其次，关于比较性研究问题。虽然社会资本在金融发展中的作用有较多的实证证据，但没有将更多的国家纳入其中，利用跨国数据进行比较性研究的文献比较少见。因此，这些实证结论的普遍适用性仍然有待进一步检验。此外，对于社会资本在不同地区的差异原因尚待进一步的研究。只有弄清楚这些原因，才有可能提出相关对策以提高社会资本，从而促进金融发展。
第三，关于社会资本作用于金融发展的内在机理问题。目前的研究成果仅限于针对社会资本对金融发展的影响效果进行实证检验，而未能充分揭示其作用途径与机理。因此，设计出社会资本作用于金融发展的中介目标从而更清晰地揭示其作用机理成为下一步研究的可能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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