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钦斯与芝加哥大学名著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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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赫钦斯眼中，技术与职业能力的具备，并不是大学教育的终极目的。 大学的崇高理想，乃是为真理而追求真理，为知识而知识的求真活动，其他一切追逐外在的价值活动，不应让大学去实现。
1929年11月19日，赫钦斯就任芝加哥大学第五任校长。这是芝加哥大学建校以来第一次正式的校长就职典礼。就职典礼隆重宏大，连创始校长哈珀都没有机会享有这样的荣耀。
赫钦斯在就职演讲中，提出了芝加哥大学今后发展的一些初步观念和设想：突破系科界限形成大学共同的事业和项目，注重整体而不局限于院系；延续自由传统，用新观念进行教育实验，加强本科生教育。很少有人预料到，这些计划将成为大学乃至全美争论的开端，尤其是采用西方名著课程来培养新型大学生这一计划。
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随着工业化、商业化和垄断资本主义以及科学技术的发展，美国社会进入金钱、权力和利益相勾连，注重市场、实际和效用的时期，这些特性也成为美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主旋律，从而产生了诸多乱象。
当时美国大部分高等院校在教育实施上日益趋向科学教育、职业教育及专业教育，实用重于学术。在课程方面，大多数高校过分迎合学生个人与社会的实际需求，注重提供给学生实践工作的训练。在教育评价上，大学教育评价也日渐流于形式化、数量化和机械化。学分制、成绩等级、修业年限等数字纪录，成为衡量教育成败的标准。
在研究方面，大学为了配合社会、经济、工业的需求，研究的主题热衷于实用，侧重科学工业方面的专门研究，并积极转向经验性实证研究；大学系科为满足这些需求，愈分愈细，研究题目，日益偏狭，形成大学各学科之间的隔阂与孤立；强调人性教养的人文学科地位一落千丈，即便存在也作为专业研究的领域而不再是陶冶教养人性的内容。各个公私立大学，为提高自己的声誉，争相以高薪延聘能吸引资源的名教授，而不管其教学能力、研究项目是否适合本校，不问其是否能真正担负对学生智性陶冶的责任。
在校园生活方面，当时的高校为了吸引学生，重视学校物质环境，讲究校园设施的豪华舒适。
赫钦斯认为，知识的追求沦为实用性教育的附庸，大学慢慢沦为社会的服务站，学生难获得系统完整的知识，教育陷于琐碎片面的困境，失去了教育智性陶冶的功能。这同时也使大学丧失独立的功能与职责，失去了大学的真正价值，无助于学生理性和道德的培养，只能让学生们更注重实际利益和职业收益，难以成为在社会中能正确行动的整全的人。
赫钦斯针对某些大学认为在富丽堂皇的校园和雅致的社交场所里进行活动，就能熏陶出学生高贵的品质，培养成国家所需的公民的观点提出批评，认为这是“旅店论调”，“品格的表现是选择的结果，除非锻炼学生的心灵，作出最智慧的选择，否则，无从看出品格是如何发展成功的。”
在1936年出版的《美国高等教育》一书中，赫钦斯提出产生上述混乱的原因有三：
一是追逐金钱。他说：“当一所学校为谋取金钱而决定采取一些行动时，它必定会丧失其精神，同时通常也得不到金钱。这很可悲，但却是千真万确的。”对金钱的追逐就会导致对公众要求的服从而丧失了大学的独立性。二是混乱的民主概念。这种民主概念会导致应该接受教育的学生和那些并不特别了解大学的公众代表们去决定或者影响大学做出不那么恰当的决定。三是对进步概念的错误认识。即将进步完全依赖于科技和经验，这会导致对直接性和有用性的过度强调，就会导致对经验科学的过分强调，就会导致将经典著作和人文学科排除在教育之外。
这些原因无疑与当时美国的主流观念有着重要关连。美国文化是物质与科学文化，崇尚实用、实证的哲学，使得物质主义、经验主义、科学主义、拜金主义成为大部分师生思想形态中的主要构成，以物质实用来作为价值评判的标准。
当时美国高等教育的这些目标，与赫钦斯心目中的大学意义是相左的。
在赫钦斯眼中，大学是研究人与自然、人与人的问题的最高所在，因此“高等教育最关切的，乃是对于基本问题的思考”。技术与职业能力的具备，并不是大学教育的终极目的。大学的崇高理想，乃是为真理而追求真理，为知识而知识的求真活动，其他一切追逐外在的价值活动，不应让大学去实现。
赫钦斯认为，学生应先接受自由教育，先具备一个“人”的条件；而后才接受专业教育，再养成其专门的职业才能。这种教育，最好的方式就是通过古典名著来进行。
1930年，赫钦斯找来了曾担任过哥伦比亚大学名著课程助教的莫蒂默·阿德勒等人帮助设计开展芝加哥大学的名著课程，并于秋季学期亲自给学生开设课程。原定20名的名额在学生的强烈要求下增加到了80名。这门课后来成为全美国最著名的本科课程之一。芝加哥大学也成为真正的“赫钦斯大学”。
1931年，芝加哥大学的自由教育计划继续扩张，变成了一个包含多门综合课程的项目。1942年，一个专门进行自由教育的四年制学院——赫钦斯学院建立，而那些名著项目的推行者们通过师生、朋友、同事等关系形成一个团体网络，凭着共同的信念掀起了自由艺术运动和名著运动。1947年，参与名著教育的“名著仔”们开始通力合作编辑54册的《大英百科名著丛书》，该丛书罗列了74名作者，共选7433本名著，列出了102个伟大观念。这套丛书于1952年出版，卖出了将近100万套。但是，因为芝加哥大学校内反对声音的日益高涨，赫钦斯在丛书出版前一年，即1951年离职，芝加哥大学的名著课程停办。这也成为名著运动的转折点，它在高等教育中不敌实用主义、功利主义和专业性教育的洪流，阶段性地失败了。名著运动也在阿德勒的领导下，将重心转向了社会、成人教育和中小学。
但赫钦斯给芝加哥大学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遗产。在赫钦斯离职十年后来到芝大担任历史学教授的何炳棣还依然能感受到赫钦斯的影响。在其回忆录《读史阅世六十年》对赫氏的总结性评论中可以看出反对意见的缘由所在。他说，赫氏不懂纯粹科学与应用科学之相互补益牢不可分，从而使芝大治校政策起了大波折，在长期科研教学上吃了大亏，在担任校长期间成为美国高教最富争论性的人物。但赫钦斯设立的名著课程和自由教育项目也确实出了一批人才，社会学家爱德华·希尔斯、大卫·里兹曼、小巴林顿·莫尔、丹尼尔·贝尔，历史学家雅克·巴尔赞、威廉·麦克尼尔（2009年度国家人文科学奖章获得者），还有艾伦·布鲁姆等都是他的学生。
作为运动的名著教育衰落了，但是经典著作阅读作为一种突破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大学教育的经典形式却留存了下来，并引发了长久的争论和思考。通过名著教育接受语言和思维的训练，并获得深刻的文化教养，理解和欣赏人类思想所能达到的高度，以及在这种崇高理想中所包含的我们生存的道德维度。在名著教育中去感悟人性、价值和真理，从而为有着不同生活的人提供正确的生活方式，劝勉自己正确行事，避免错误。甚或作为思考者在名著教育中探讨关乎人类生存和最好生活方式的真正大问题，并致力追寻最美好生活，以及在追寻美好生活与现实生活之间的张力中以一种特别的方式进行理性行动和道德实践。这些在某些大学某些人看来是无用的教育也许都将成为抵抗利己主义的武器，为我们在现实社会中铸一道信念的护身符。
有意思的是，在经历了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的低潮之后，自90年代开始，名著教育开始了低调的复兴，目前在美国大约超过40所大学和学院设有各种形式的名著课程或教育项目。包括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密歇根大学、圣母大学、波士顿学院、西雅图大学和一些小型学院。其中圣约翰学院和托马斯·阿奎那学院等四所学院则提供本科四年的全名著课程。而根据美国高等教育数据中心的统计，从1992年到2001年，圣约翰学院的本科毕业生最终获得人文学科博士学位的人数比例在全国所有大学中位列第一。
看来无用好像也有大用。
（潇湘雨摘自《中国周刊》2012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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