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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汇率报复法案生不逢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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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赢得了一部分贸易保护主义者的喝彩,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的《2011年货币汇率监督改革法案》,仍然理所当然地在国内外激起了反对声浪。且不提今日之中国早已不是1934年美国实施《购银法案》时的中华民国,中美综合国力对比及其变动趋势正在削减美国强制施行这份法案的能力;且不提这份法案一旦付诸实施将对中美经贸、乃至全球贸易体系和全球金融市场产生核武器般的冲击,以至祸及美国自身;仅仅从美国自身的立场看,这个法案也很有些生不逢时,因为这份法案与国际市场的走势相悖,令美国参议院的主张显得相当无理。

贬值压力加大

新兴市场货币对美元汇率普遍贬值,是今年全球金融市场的突出现象,9月以来,新兴市场货币贬值之风尤甚,即使最为热门的新兴市场经济体―金砖国家也不例外。今年前9个月,除中国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累计升值超过3%以外,另外4个“金砖”国家,货币对美元汇率全面显著贬值:俄罗斯卢布贬值4.06%,巴西雷亚尔贬值8.01%,印度卢比贬值8.50%,南非兰特贬值15.70%。在此背景下,加之外部市场参与者对中国宏观经济走势不确定性估计较为严重,离岸市场人民币汇率也开始下滑并出现了低于在岸市场汇率的倒挂现象,无论是即期汇率还是NDF远期汇率皆然。展望未来,假定不人为干预外汇市场,至少在今年剩余时间和明年上半年,人民币对美元的贬值压力都在日积月累。

之所以如此,主要原因在于美元“避风港效应”凸显,和新兴市场经济体宏观走势不确定性上升两个方面。作为全球货币体系的核心货币,作为目前全世界唯一拥有强大军事霸权和政治霸权支撑的国际货币,每当全球性危机爆发之日,就是美元“避风港效应”凸显之时。次贷危机作为美国国内金融市场危机,露头之初其效果是压低了美元汇率,一旦次贷危机蔓延到全世界并陡然升级,全世界市场参与者们逃向美元的汹涌大潮就强有力地抬升了美元汇率。尽管今年的美国国债上限之争令美国经济、美国政治的致命弱点暴露无遗,但欧洲债务危机升级、日本经济继续疲软、新兴市场经济体不确定性上升的形势还是驱使市场参与者逃向美元,令美元汇率强劲升值。在未来几个月里,这种“避风港效应”仍将表现得相当明显。

“摇钱树”沦为“苦菜花”

初级产品牛市正在走向终结和新兴市场经济体风险上升,进一步增强了美元的升值压力。近年来的新兴市场经济增长和初级产品牛市,在相当程度上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中国之外的新兴市场经济增长尤其如此,但这一轮初级产品牛市必将终结,而且终结之期不会太远,而初级产品牛市终结、新兴市场经济体经济停滞货币疲软、资本逃向美元三者会形成自我强化的循环。

从行业间关系来看,初级产品实际需求难乎为继表现在,初级产品-制成品比价在这场牛市期间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如果说这一轮牛市之前初级产品-制成品比价处于远离均衡水平的一个极端,极度不利于初级产品而有利于制成品,必然抑制初级产品的投资和供给,因而不可持续;那么,经过这一轮牛市,初级产品-制成品比价已经走到远离均衡水平的另一个极端,极度不利于制成品而有利于初级产品,既刺激了初级产品行业的过度投资和过剩供给,也令下游制成品行业步履维艰而难以提供更多的需求。在中国这个世界工厂,当我们看到许许多多出口制成品行业已经从昔日的“摇钱树”沦为“苦菜花”,利润率从1990年代后期的20%〜30%跌落到今天的2%〜3%,甚至只有1%,即使内销利润率也比这高不了多少;当我们看到在占全球钢铁产量一大半的中国钢铁行业,去年中钢协77家大中型钢铁企业利润总和,竟然赶不上三大铁矿石公司中的任何一家,我们就不难明白这样的初级产品-制成品比价何其难乎为继。

不错,不少人寄希望于其他新兴市场需求的增长能弥补中国需求的减少。特别是印度,据说由于拥有“优越”的民主政体,由于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内需驱动而不是外需拉动,由于印度服务业比重较大的经济结构优于中国制造业比重大的经济结构,印度可持续发展能力远超中国;较为年轻的人口结构更将令印度如虎添翼,加快超越日益面临“人口红利”枯竭压力的中国。问题是,中国庞大的初级产品需求来自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连续多年的突飞猛进,而支持基础产业、基础设施突飞猛进的是强有力的财政动员体系、土地公有制等一系列因素,这些因素,印度有吗?不仅印度,在其他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包括那些热门新兴市场,财政相对虚弱、土地私有制等因素决定了即使有与中国相似的经济增长速度和经济规模,他们的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也难以达到中国的水平,相应也就难以为初级产品行业提供能与中国媲美的需求。

尽管中国经济与其他绝大多数热门新兴市场有着本质的不同,尽管中国经济已经表现出了并将继续表现出强得多的宏观稳定性,而且初级产品牛市终结对中国还有一定程度的利好,但一旦其他热门新兴市场经济和货币汇率大逆转启动,金融市场上的传染效应仍然会使人民币汇率难以独善其身,不能不承受与其他新兴市场货币一样的贬值压力。近年来中国经常项目顺差缩小的趋势今天被视为全球经济失衡程度减轻的标志而受到欢迎,但届时完全有可能被市场列为中国经济走向疲弱的表现而激励投机性货币攻击。毕竟,中国经常项目顺差与GDP之比在2007年达到10.1%的历史最高峰之后正在明显回落,2010年为5.2%,2011年上半年进一步下降至2.8%。

缺乏基本知识的法案

美国国会时常在非理性贸易保护主义情绪驱使下,通过一些缺乏经济和国际准则基本知识的法案,这不足为奇,毕竟美国政治精英遴选机制未能选拔出优秀的人才,以至于掌握着美国财政决策大权的国会议员们普遍信用记录恶劣。美国信用分数300分是最低分,850分是最高分,2011年1月统计平均信用分数是692分,全国13%的人800分以上,15%的人是550分以下的极低分,700分以上属于较好信用。而据不完全统计,在535名美国国会议员中,信用评分超过700分的不足1/3,其中71人信用记录太差,以至于没有信用卡公司肯批准他们的信用卡申请。鉴于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的根源就是美国信用记录和贷款制度过度松弛,信用评分在这样一个次贷危机之国仍然属于较差水平,这一事实意味着什么,可想而知。但中国是一个大国,不可能把自己的命运交给这样一个外国群体去决定,也不可能无视现实和未来发展趋势。

(作者供职于商务部国际经济贸易合作研究所,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