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学中的中外人性假设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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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是指人区别于动物，人所特有的，是人通过自己的活动所获得全部属性的综合，是现实生活中的人所具有的全部规定性。管理是为人服务，为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怎样认识人性就成为管理的基本前提。人性假设是管理的理论基础，即管理理论的建构和方法的设计，是以对人性的一定看法为基础。中外管理学家对人性都作过深入的研究，随着历史不断发展，对人性研究不断完善和丰富。
国外对人性的研究
经济人假设
经济人（Economic man）假设起源于享乐主义哲学和亚当・斯密关于劳动交换的经济理论，麦格雷戈(D.McGergor)在《在企业中的人性方面》一书中将这种人性假设概括为X理论。具体地说，经济人就是使市场经济得以运行的人，即会计算、有创造性、能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人。泰勒就是“经济人”假设的典型代表，它建议采用“胡萝卜加大棒”的管理方法。
社会人假设
社会人(Social man)假设理论是管理学家埃尔顿・梅奥1933提出的，后不断完善，梅奥分别进行了“照明实验”、“福利实验”、“群体实验”、“谈话实验”得出：人是社会人，影响人生产积极性的因素，除物质因素外，还有社会、心理因素；生产率的高低主要取决于员工的士气，而员工的士气受企业内部人际关系及员工的家庭和社会生活影响；非正式组织的社会影响比正式组织的经济诱因对员工有更大的影响力；员工最强烈期望在于领导者能承认并满足他们的社会需要。所以，要调动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必须使员工的社会和心理需求得到满足。
自动人假设
自动人（Self-actualising man）假设，提出于上世纪50年代末，自动人也称自我实现人，麦格雷戈总结了马斯洛（A.B.Maslow）阿吉里斯(Chris Argyris)理论研究成果，将之概括为“Y”理论。自动人假设认为管理者应把管理的重点从重视人的因素，转移至创造良好工作环境，使得员工能力得到最充分的发挥。
复杂人假设
复杂人（Complex man）假设是上世纪60年代由埃德加・沙因(E.H.Schein)等经过长期研究提出来的，他们认为经济人、社会人、自动人假设各自反映出当时时代的背景，适用于特定的环境，而人是很复杂的，不能把人归为一类。复杂人假设认为，管理方法和技巧必须随时、随地、随人、随境不断变化，强调管理者必备的最重要的能力体现在鉴别情景、分析差异、诊断问题的洞察力上。
我国对人性的研究
古代对人性的研究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思想家孔子就提出了“人性”问题，他在《论语・阳货》提到“性相近，习相远也”。最早提出人性恶是中国法家早期思想家荀子，他认为：“今之人性，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此人之惰性也。”《荀子・性恶》后其弟子韩非及李斯等将其思想推向“人性恶”观点（见《韩非子》等）。道家老子也认为：“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狂。”（《老子》十二章）。法家人性论与经济人假设类似。儒家亚圣孟子认为：“恻隐之心，仁之端也......”（见《孟子・公孙丑上》）,与社会人假设类似。春秋战国时期有一位思想家告不害提出“性无善恶论”，类似复杂人假设。
近代对人性的研究
近代中国不少思想家为了民族的解放事业向西方学习科学，将中国的传统人性思想与西方的人性理论相结合，严复提出基于进化论的“性无善恶论”，梁启超的“人性中心论”，章太炎的“善恶同时进化论”，李宗吾基于中西科学的“性恶论”。但都没有形成系统中国现代人性理论。中国古代和近代人性研究主要是对于统治者而言，当然这些都与中国的历史环境有关。
近年对企业人性的研究
对人性的不同假设会导致不同的管理理论，我国国内的学者在积极介绍西方企业管理的“人性假设”思想，近些年来我国的管理理论与实践工作者也提出了不少新的关于人性的假设，如“创新人”假设突出了人在新经济时期创新性；“虚拟人”假设及其管理哲学突出人类符号化的想象力和智慧；智慧人假设突出了人的能动性；H理论突出人性是善恶的综合体，管理目的是追求善的结果等，这些研究成果都是在西方人性假设研究成果基础上形成的，对我国企业管理有一定积极意义。
总之，不同人性假设理论反映了管理学家对人的不同认识，但这些“人性假设”理论提出管理措施偏重于从管理者出发，致使人性假设理论的对策仍无法真正实现组织和谐管理。今后，需要从管理者与被管理者双方提出相应的管理措施，使管理能以最少的投入获取最大的效益，最终实现组织和谐管理。
参考资料：
1.老聃，道德经[M]，山西古籍出版社，2000
2.李晓春，试论荀子对告子人性论的继承与扬弃[J]，孔子研究，2002
3.黎红雷，人性假设与人类社会的管理之道[J]，中国社会科学，2001
4.张向前，新经济时代的企业人力资源管理[J]，管理科学文摘，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