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的交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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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自先秦孔、孟奠定基本框架后，在长达千余年的时间里，并未在思想学术界取得真正的垄断地位。直到进入宋代，由于理学的逐渐兴盛，到了朱熹以后，几经改造的儒学（主要指程朱理学）才开始逐步控制思想学术，进而楔入政治领域，最终得以在社会上广泛流布。宋代的儒学是以理学的面目出现的，它的主要特色在于阐释义理，兼谈性命。在这方面，唐代的韩愈、李翱为之首开先声。入宋以后，虽有“宋初三先生”孙复、胡瑗、石介以继承儒家道统自居，但实际承接韩愈、李翱道学的乃是周敦颐、张载、二程兄弟（颢、颐）。其中二程兄弟尤为突出。
二程被认为是北宋理学的实际开创者。他俩的学说，以“心传之奥”奠定了道学的基础，更以“理”为最高的范畴，因此亦称作理学。二程的学说，特别是其核心观点——“存天理，去人欲”，后来被朱熹所继承和发展，世称程朱学派。就二程的学说主旨而言，兄弟俩并无二致；但在义理的具体延伸、阐发及个人性情方面，他俩却有着较大差别。诚如黄宗羲在《宋元学案》中说：
大程德行宽宏，规模阔广，以光风霁月为怀。小程气质刚方，文理密察，以削壁孤峰为体。其道虽同，而造德各有所殊。
理学发展到南宋朱熹那里，最终形成一个比较完备的学术体系。朱熹（1130-1200），字元晦，号晦庵，徽州婺源（今属江西）人，侨寓建阳（今属福建）。其一生著述繁富，主要有《四书章句集注》《周易本义》《诗集传》《楚辞集注》及后人编纂的《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和《朱子语类》等多种。他还对北宋以来理学家的著述作了许多注解和编纂的工作，如《太极图解》《通书解》《西铭解》《正蒙解》以及《谢上蔡语录》《延平（李侗）问答》《近思录》《程氏遗书》等；又作《伊洛渊源录》，说明程学渊源。朱熹的讲学地在福建路的建阳考亭，故其学派被称为闽学或考亭学派。
朱熹号为集理学之大成，在哲学上发展了二程关于理气关系的学说。他所建立的理学体系，被当代学者视为客观唯心主义的思想体系。这首先体现在他关于宇宙万物的学说，继承了二程、张载以及邵雍、王安石等人的观点并及当时科学成果，认为一切事物都是由对立物组成，“天下之物，未尝无对”[1]，“至微之物，也有个背面”[2]。他进而提出对立的双方是由“一”化分出来，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节节推去，莫不皆然”，“此只是一分为二，节节如此，以至于无穷，皆是一生两尔”[3]。朱熹此说，貌似张载的“二端”论，或有老、庄朴素辩证法的味道。但是，当朱熹用此眼光去观察人世时，却转向了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因为他此说乃是以“理在先，气在后”为前提的，即以客观精神（理）为本，为第一性，物质世界（气）则是前者的表现、产物，属第二性。以这样的眼光来分析社会现象，焉有不歪之理！
在如何看待“存天理，去人欲”的问题上，朱熹于“人性本明”的基础上提出“人只有天理、人欲两途”，“此胜则彼退，彼胜则此退”[4]。朱熹认为，二程的“存天理，去人欲”就是要用天理战胜人欲。他说：
孔子所谓“克己复礼”，《中庸》所谓“致中和”“尊德性”“道问学”，《大学》所谓“明明德”，《书》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圣人千言万语，只是教人明天理，灭人欲。[5]
朱熹用他的“理在气先”论来论证君臣、父子、夫妇之间的关系，认为它们和季节有春夏秋冬一样，乃是“天理使之如此”。天理“张之为三纲，纪之为五常”，“亘古亘今不可易”、“千万年磨灭不得”[6]。
在朱熹那里，不仅仅是君臣之间，而且在父子、夫妇以至兄弟之间，都是“尊卑上下”的统治关系。“乾尊坤卑，阳尊阴卑，不容并也”。族长和家长，统治整个家族。“一家亦只容有一个尊长，不容并立，所谓尊无二上”[7]。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汉武时期的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提出“王道三纲”之说，主旨乃在张扬“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而经朱熹发挥，三纲五常竟成为后世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道德支柱。
在理学上与朱熹对峙的是陆九渊（1139-1193）。他字子静，自号存斋，抚州金溪（今属江西）人，曾结茅讲学于象山（在今江西贵溪县西南），世称象山先生。其创立的学派称象山学派，后由明人王守仁继承发展，成为陆王学派。著作经后人整理编为《象山先生全集》。
陆九渊学说的核心是“心即理”说，认为天理、人理、物理只在个人心中，心是惟一的实在，“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而“心”和“理”是永恒的：“千万世之前有圣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千万世之后有圣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东南西北海有圣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8]陆九渊把“心”当作通万物同天地的本体，这就比朱熹以天理为本体、为第一性而更令人亲近。当然，陆九渊以“心”为第一性，也属于唯心主义的范畴（当代学者视之为主观唯心主义），这是无须赘言的。但是，陆九渊“特别凸显‘心灵’的意义……把‘心’提升到如此之高的地位，其实其本意当然是把人的道德理性的自觉性和自主性上升到终极依据”[9]。
陆九渊和后来发扬他学说的王守仁均视“心”为宇宙万物的本原，所谓“圣人之学，心学也”[10]。所以后人也称陆王学派为“心学”。
在具体的学习方法上，陆九渊主张“先发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览”，认为治学的方法应该是向内体察，其修养指向与终极目标都只在向内培养心灵上。因为“万物皆备于我，只要明理”[11]，一切便在自我掌握之中了。他因此提出那充满豪气的千载名言：“学苟知本，六经皆我注脚”[12]。
南宋淳熙二年（1175年）四月，陆九渊与朱熹在信州（治所在今江西上饶）鹅湖寺举行了一次轰动学术界的辩论会，史称“鹅湖之会”。两方唇枪舌战，各自为自己的学说慷慨陈词，驳难对方。陆九渊自命为“易简工夫”，讥讽朱熹的“格物致知”论，认为是“支离事业”；而朱熹则嘲讽陆为“禅学”。陆九渊对朱熹之讥，甚为极端；因为外在知识于人的内在休养，是相辅相成的。而朱熹对陆九渊之讽，则反映出作为官方承认的正统理学家的深深忧虑；因为朱熹看到了陆九渊的心学确实已具南宗禅那种“心的宗教”的模样：以我为主，我行我素，自立自主，无所羁绊。诚如陆九渊自己所述：
我观人之好坏真伪，不在言行，也不在功过，而是直截了当的抓出他的心肝来看。做一个人，不要畏首畏脚，而要有一番狂勇的雄姿。
此理在宇宙间，何尝有所碍？是你自沉理、自蒙蔽、阴阴地在个陷阱中，更不知所谓高远底。要决裂破陷阱，窥测破个罗网……
激励奋迅，冲破罗网，焚烧荆棘，荡夷污泽……
仰首攀南斗，翻身倚北辰。举头天外望，无我这般人。
从来胆隔宽，虎豹亿万虬龙千，从头收拾一口吞。有时此辈未妥帖，哮吼大嚼无毫全。朝饮渤澥水，暮宿昆仑颠，连山以为琴，长河为之弦，万古不传音，吾当为君宣。[13]
这气势、这胆量、这豪迈劲，堪比李白的《大鹏赋》！葛兆光先生指出，陆九渊的“心学”指向，“有可能连那种道德理性的最后防线一道决破。虽然在陆九渊的时代，这种思想并没有出现，但是在后世强调冲决罗网，张扬个性的时候，它却真的作为一种思想资源。”[14]
淳熙二年的鹅湖之会不仅在理学史上，而且在儒学史上也是一个大事件。它说明儒学内部其实潜伏着变革反叛的巨大能量；而它一旦爆发出来，竟是那么的五彩缤纷，是那么的绚烂动人，是那么的富有生气！它说明儒学不仅强调集体主义，注重对人的群体价值尊严的尊重，同时也鼓励个性主义，注重对人的个体价值尊严的尊重。陆九渊之时以及后来的元代和入明以后的一段较长时期，陆九洲的“心学”尽管都属于边缘学问，未能处于理学和儒学的中心位置，但它点燃的强调自我、发掘自我的心学火炬（其实是续接了玄学和禅宗的精神），却一直暗中影响着同处于社会和学术边缘的那些具有叛逆个性的学者、士人以及蔑视传统的年轻人。
注释：
[1][2][3][4][5][6][7]《朱子语类》卷六，卷六十五，卷六十七，卷十三，卷十二，卷二十四，卷六十七，中华书局1994年版。
[8]《象山先生全集·杂说》，“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本，齐鲁书社1997年版。
[9][14]葛兆光：《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国的知识、思想和信仰》，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52页。
[10]《象山先生全集·叙》。
[11][13]《象山先生全集·语录下》。
[12]《象山先生全集·语录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