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利用外资亟需解决的几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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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利用外资增加了我国国民总产出、出口、税收和社会就业，提高了国民和国内企业的市场竞争意识，推动了我国市场经济的形成与发展。绝大多数国内学者从总体上论述了外资的正面效应，但是对其负面作用探讨不够深入。随着中国投资环境的日益完善以及我国入世的承诺，外资紧跟其全球战略调整步伐，积极实施新的在华投资经营战略，在华投资热情持续高涨。与此同时，引进和利用外资中积聚的一些潜在风险和负面效应日益显现。笔者认为，要使我国经济保持健康、可持续发展，亟需着力解决几个问题。

问题一：金融风险。我国的金融市场培育较晚，属于竞争力较弱的市场。外资的大量持续进入，给我国带来了两个突出的金融风险，即金融调控失控与国际收支威胁。

中国加入WTO以来，金融市场对外资开放步伐加快，在华投资的金融机构和外资企业的数量和种类迅速增加，其业务范围和规模也在逐步扩大。金融市场对外开放与内部体制转变的非均衡性造成的威胁。中国金融监管体系很不健全，金融秩序特别是非银行金融机构秩序比较混乱，外资的进入对中国的金融安全将构成严峻的挑战，加大中国金融宏观调控的难度，货币政策调控和对资本流动风险控制的难度都将加大，对我国现阶段表面繁荣的国际收支产生巨大的威胁。

外资的大量涌入通过储蓄、投资/投机、利润汇出和不确定的资本外逃，冲击我国货币市场的供求，加大了我国资本流动的风险。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尚处于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投资需求旺盛。虽然国内的储蓄率一直稳定增长，但由于我国金融体制存在的问题，需要发展的行业与企业往往难以从银行贷到所需的资金，加上地方经济发展的攀比以及对外资的性，这就增加了对外资的需求，导致非可控的外来货币供给的增加。与此同时，外资的注入引起我国资本的外逃，又降低了我国的货币供给。首先，外资过度投资对国内资本产生挤出效应。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普遍厚外薄内，对外资企业普遍地给予税收优惠待遇，并在实际操作层面上给予照顾，人为导致内、外资企业的起点不公平。对外资企业的超国民待遇和过度宠爱严重损害了市场的公平竞争，在某种程度上刺激了我国的资本外逃。其次，外资技术引进对国内资本也产生了挤出效应。先进技术的外资流入，意味着一种比国内企业成本更低的生产方式或方法的进入，它使得国内该行业原有企业的继续生产和投资变得无利可图，因而不得不退出该产品的生产。

外资的增多增加了我国的外汇供给，使人民币面临大幅度升值的压力，随之带来国际资本流动的风险。在人民币升值预期下，国际游资可通过诸多渠道入境，例如可以以贸易资金的方式，通过假进口真融资流入国内；通过三资企业的担保借款进入；还可通过地下钱庄、走私等难以甚至根本无法监测的途径入境。如果中国的经济发展继续保持高增长，国际金融市场继续保持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未来热钱流入中国的趋势就不会改变。这些资金流动速度极快，一旦寻求到短线投资机会，就会涌入；而一旦获得预期盈利或者发现投资机会已经过去，又会通过各种渠道迅速流走。外来资本的频繁流动孕育着巨大的风险，上世纪90年代东南亚金融危机就是明证。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认为外资在中国的回报率在13%~14%左右。目前，中国外资存量超过8000亿美元，即使回报率按10%计算，每年也要从中国汇出800亿美元的利润，这需要80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来补偿。值得“安慰”的是，外国投资者目前把大部分利润留在了中国用于再投资。但是，资本的根本目的在于赚取利润，利润的汇出是必然的。外资肯定有一个先期资本流入和后期资本流出的问题，利润再投资并没有改变这一问题的实质，只是推迟了利润汇出的时间而已，这将使利润的汇出越来越集中，数额越来越大。当积累到一定规模时，如果受国内外的政治、经济或外部突然冲击，外商投资收益集中汇出，出现国际收支严重失衡，从而导致危机。

问题二：贸易风险。我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量增长迅猛，其主要推动力是大量外资的持续进入，这一方面客观上促进了我国的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带来了外贸依存度高、贸易摩擦加剧以及国有资产流失的风险。

实证研究认为，中国出口的快速增长空前依赖外资企业，同时加工贸易在外资企业所占比重过高，其“两头在外”的特点决定了加工贸易进出口与国内生产要素关联性很低，属于典型的“飞地经济”。长此以往，这会导致外贸粗放型增长，加剧出口商品结构的低级化，加大对外依赖性，损害我国外贸发展的自主性。我国目前外贸依存度偏高，进出口贸易不平衡，出口商品的价格需求弹性和供给弹性高，进口商品的价格需求弹性和供给弹性低，长此以往，随着进出口贸易的扩大，我国出口产品对海外市场的依赖会大于进口国对我国产品供给的依赖，并且我国国内某些产业对进口品的依赖也会大于其他国家对我国市场的依赖。

在贸易环境方面，仅以2005年为例，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对美国、香港、欧盟（15国）和日本等地区的出口占全国三资企业出口总额的比重分别为24.59%、20.37%、17.74%、12.59%。来自上述地区的外商投资企业很大程度上将中国内地作为其供给美国和欧盟市场的加工基地和出口平台，将其对欧美的贸易顺差转移为中国大陆对欧美的贸易顺差，扩大了中国与欧美的贸易摩擦。

在国有资产流失环节，很多跨国公司在华子公司在进出口贸易中，通过“高进低出”的定价方式将利润转移到母公司，出现“明亏实赢”的“假亏损”，逃避中国税收。另外，一些外商投资企业钻中国税收减免政策的空子，一旦过了税收减免期，就关闭企业，到别的地方去投资，重新享受优惠，逃避税收。亏损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避税的方法，其结果严重损害了中方的利益。由于利润被转移到境外，对外方来说明亏实盈；对中方来说是实实实在在的亏本生意。在无力出钱弥补亏损的情况下，中方只能出售股权减少损失，从而逐步丧失对公司的所有权，造成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苏州的一家合资造纸企业，在与外方合资的七年中，每年亏损将近一亿元，结果中方不但一分钱没有赚到，所持股权却几乎全部被外方收入囊中。

问题三：产业安全。我国的许多行业在外资大举进入的态势下，逐步显现失控的态势。外资企业通过逐步侵蚀、品牌垄断和产业空洞等措施，威胁着我国的产业安全。

外资企业具有资本雄厚、技术先进、管理高效以及发展战略精妙等优势，容易在东道国获得巨大市场份额，挤压东道国内资企业的生存空间，甚至垄断东道国市场，控制东道国产业，威胁东道国产业和国家经济安全。目前，在中国的感光胶卷、电梯、软饮料、手机、电脑、网络设备、计算机处理器等行业，外资企业均占有绝对垄断地位，许多行业的内资企业已接近全军覆灭。外资对我国产业安全的威胁主要通过如下手段实现。

1．逐步侵蚀。外资控制并占领国内市场，制约民族工业和幼稚产业发展，导致国内企业效益下降，部分产业尤其是新兴产业的发展方向被外资控制，使我国无法形成完整的产业体系，并且正沿着最终产品――中间产品――初级产品的路线抢占国内市场。由于中间产品可以通过产业“前向关联”和“后向关联”影响其他产业部门。初级产品的“前向关联”效应较大，对下游产业有重要影响，外资向中间和初级产品领域的扩展，能够控制更多的产业，因而对我国产业安全构成更大的威胁。

2．品牌垄断。外资（主要是跨国公司）品牌垄断现象日益明显，使我国的民族工业面临严峻挑战。外商利用其种种垄断优势，加之在我国实行本土化生产的劳动力低成本优势，与我国内资企业进行激烈竞争，迫使我国大量民族品牌逐渐退出市场。外商在这方面主要采用三种方式：一是竞争式淘汰；二是“冷冻”式淘汰；三是“下滑”式淘汰。外资垄断使得国家对产业的宏观调控能力减弱，尤其增加了与产业结构调整直接相关的货币、财政、汇率政策之间的协调配合难度。

3．产业空洞。外资加快了我国“产业空洞化”的进度和速度，表现在：①外资收购兼并的是我国支柱产业，即产业控制风险；②行业结构存在“夕阳化风险”；③行业发展所需人才流失风险。

问题四：技术依赖。我国引进外资的初衷是以市场换技术，但是外资的本质是追求长期、最大化利益，而不是培育市场竞争者。因此，外资的技术外溢效应并不明显，反而制约了我国的技术创新，形成技术依赖。

技术外溢效应是指跨国公司所具有的产品技术、管理技术和研发能力从外商投资企业内部向东道国企业扩散的效应。希望通过外资来提高民族工业的技术、管理水平的想法是好的，但也有一定局限性，这正是由外资企业和跨国公司的性质决定的。

外资的根本目的是要获取长期稳定的高额利润。为此，外商要最大限度地垄断技术和市场，打败竞争对手；而绝不是要培植竞争对手，增强我国内资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外资主要通过三条途径削弱我国内资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并形成中方对外商的技术依赖。第一，在技术、质量、规模相差悬殊的情况下，绕过关税壁垒，在我国就地生产，低价竞销，打垮内资企业。柯达公司在较短时间内占领了我国大部分彩色胶卷市场，即是一个佐证。第二，遏制合资企业开发新产品或新技术。在中外合资企业中，外商大都控制了其核心技术，中方不能对外方的产品技术进行任何修改和创新。而且有些企业在与外商合资的过程中，原有的研发机构被分拆，技术力量大量流失。第三，外资企业特别是外商独资或外商控股企业，以较为优厚的薪水和待遇“挖走”了我国许多优秀人才。相关统计表明，我国最优秀人才的40%、优秀人才中的45.7%都流向了外资企业或大型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的研发机构，从而导致内资企业和国内相关单位自主研发力量的巨大损失。

问题五：福利流失。外资确实推动了我国的经济发展，而这种发展却是以我国社会福利不断流失为代价的，具体体现为国民收入流失、社会环境不和谐及生态环境恶化。

国家统计局的资料显示，1992年前各年份，中国的GNI与GDP数量基本持平，有时略大于GDP。但是，1993年迄今，中国GNI数量年年少于GDP，而且差额有越来越大的趋势。这一差额表明，中国国内创造的价值有相当一部分并没有成为中国国民收入，而是流向外国变成外国国民的财富。1993年以来，恰恰是我国吸收外资规模放大时期，随着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进入收获期，我国国民收入的流失将加剧。

在社会环境方面，由于引资数量是考核地方政府各级官员政绩的一项重要指标，各级地方政府为了大力吸引外资，不惜牺牲生态环境和当地民生利益，并许诺过度的优惠措施，使得外资企业在引资谈判中处于绝对优势地位，有机会压榨各级地方政府底线。同时，因为吸引外资过程中，地方官员为一己私利而滋生腐败，当地民生利益未受充分考虑，成为社会不和谐的重要因素。

另外在利用外资发展经济的迫切愿望下，国内一些地区盲目引进外资重污染项目，给发达国家转移污染密集型产业和夕阳产业提供了机会，不仅破坏了中国的自然环境，还伤害了中国人的身体健康，损害了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

综上所述，我们必须深入研究我国利用外资的现状，进一步优化利用外资结构，提升利用外资水平，使我国利用外资进入一个又快又好的发展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