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教育券制度的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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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教育券是指政府把教育经费折算成一定数额的可以用作抵充学杂费的有价证券。它是近年来我国教育理论与实践领域提出的一个崭新课题。本文论述了教育券的定义及其特征,介绍了国内的研究现状及主要成果,展望了教育券制度的发展前景并指出了它所面临的主要问题。

[关键词] 教育券 综述 研究现状

一、引言

教育券(Educationvoucher,又译教育凭证;另有School voucher,一般译为学券制),是指政府把教育经费折算成一定数额的可以用作抵充学杂费的有价证券。它是近年来我国教育理论与实践领域提出的一个崭新课题。2003年4月11日至13日,浙江杭州召开了“全国教育券、教育选择与教育公平高级研讨会”,这助推了教育券制度在理论与实践层面上的研究日渐深入。在目前中国大陆的“教育券”实践中,浙江省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这不但是因为最早开展“教育券”实验的长兴县就在浙江省内,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更重要的是,根据调查结果显示,浙江省还是目前惟一一个在全省推广“教育券”的省份,同时也是“教育券”实验时间最长、类型最丰富、制度最规范、受惠学生最多的省份。本文试图对国内已有相关研究作初步的梳理,并结合研究现状提出研究存在问题及展望。

二、研究现状

1.研究的主要内容

(1)关于教育券制度缘起的研究。国内已有研究表明,此项制度最先为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Fried-man)在1955年所倡导,后因公立学校教师工会的反讨而推进缓慢,直至20世纪80年代在美、英等国开始有新的进展。2000年11月,长兴县教育局组织考察团赴美考察。2001年秋,浙江省长兴县在国内率先实施教育券制度。可见,我国现行教育券制度的基本理念源于弗里德曼的主张。

(2)关于教育券制度模式的研究。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的冯晓霞教授将有关教育券的理论概括为两种模式:一种是“无排富性”模式,即给所有适龄儿童等面值的教育券,家长可以自由选择收费标准不同的学校,不足部分自己支付,以促成自由的教育市场弗里德曼的教育券理论属于这一模式。另一种是“排富性”模式,这种模式认为前一种模式不能真正体现社会公平性原则,主张只给低收入者或者有特殊需要的家庭以特殊的补助[4]。美国社会学家詹克斯(Jencks)1970年提出的补偿性教育券模式,就属于该模式有一些学者认为,应该根据学生家庭状况的不同发给学生不同面值的教育券,才能使经济资源达到较为公平的分配,政府应该制定一些基本的标准来规范接受教育券的学校这应当也属于“排富性”模式。我国长兴县推行的教育券制度也更倾向于这一模式。

(3)关于教育券制度可行性的研究。1999年8月,吴华在上海召开的“第一届教育政策高级研讨会”上,提交了《在我国开展“教育凭证制度”试点的可行性分析》一文;2002年8月,周其仁在《21世纪经济报道》上发表了《农村可行学券制》一文……他们先后指出,我国有实行教育券制度的适应性土壤,理由大致有三:一是我国改革开放至令,社会上可选的“教育品种”增加了,但是现行制度给学生家长的选择权过小,推行教育券制度,增加家长选择权,体现了对症下药;二是我国教师(尤其是农村教师)师资短缺,增加了学生家长的选择权之后,合格教师会得到优待,不合格的,转行的机会成本较低;三是我国有多年管理票证的经验,这可以很好地借鉴到管理教育券上来。

(4)关于教育券制度国内外比较的研究。综合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我们认为,与美国教育券制度(以弗里德曼的教育券为例)相比,我国教育券制度(以长兴教育券制度为例)有以下一些重要的特点:

①从实践目的上看。美国教育券制度的提出,是针对政府对办学的垄断,学校制度缺乏活力、竞争力和效率等问题,其旨在使教育“讲究公平、扩大自由、促进竞争和增进效率”。而长兴教育券制度是针对该县民办学校薄弱、普职比例失调和贫困学生失学等三个方面的现实问题提出来的,旨在促进民间资金对教育的投入、推动职业教育和扶助贫困学生就学,从而促进整个教育的全面协调发展。

②从实施模式上看。美国教育券的实践更多地采用了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自由市场模式,即“无排富性”模式,体现了“消费者”、“效率优先”和“机会平等”的观念。而长兴教育券的实践则更倾向于采用以詹克斯为代表的社会政策模式,即“排富性”模式,体现了“生产者”、“公平优先”和“结果平等”的观念。

③从投资方式上看。美国采用的是全部教育券形式,弗里德曼主张政府把投入教育的所有经费均摊到每个学生,除了发给学生教育券外,政府不再给学校拨款。而长兴县采用的是部分教育券形式,其主体教育拨款还是流向了公办学校,教育券发放的范围仅仅局限于民办学校中的义务教育段学生、初中毕业后就读于职高的少数学生和义务教育阶段的贫困学生。

④从效能发挥上看。美国更注重通过市场条件下的竞争机制发挥作用,弗里德曼的教育券理论认为、学校与学生之间的关系是一种靠市场调节的关系,学校好比服务者,而学生则是消费者,市场的供求关系决定了教育券的最终流向。而长兴教育券更注重发挥政府的主导和宏观调控的作用,它给予学生的是政府导向下的一种选择权,其教育券的最终流向不是受制于学生的意愿,而是政府的导向。

(5)关于对教育券制度实践与探索的研究。到目前为止,长兴县主要着眼于对民办教育、职业教育、扶贫助学三类教育券的发放,实践证明,此举已促进了全县基础教育的快速、健康、协调发展已有的这方面研究主要围绕长兴教育券制度的成功实践展开,它们对其成功经验,包括实施背景、实践经过、具体收效以及存在问题等方面做了相应探索。

(6)关于对教育券制度意义的研究。归纳已有学者的研究结论,我国长兴教育券制度的顺利推行主要具有如下意义:检验了“教育券”在中国实施的可行性;提示了国家农村政策调整的重大方向;传播了公共教育管理的新理念;揭示了公共教育财政新的运行模式;为适应WTO“国民待遇”等规则提供了政策途径;为政府退出教育活动微观层面提供了政策方向;提供了吸引民间资金进入教育领域的新途径等。

2.研究中主要存在的问题

必须指出的是,在一券激起千层浪的同时,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我们还有许多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有待于解决。当然,我们应当承认,长兴教育券制度对于中国教育的发展来说,无疑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它对我国基础教育、教育投资体制改革等方面都不乏借鉴意义。但是国内教育券制度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1)理论性研究多,实证性研究少。从已有研究来看,前一阶段研究者所作的大量工作停留在介绍国外“教育券”制度的有关理论及其实施经验上而对于如何移植这一“舶来品”,如何具体落实这一制度等实证性的研究却少之又少。

(2)媒体炒作成分多,学术研究成分少。据资料显示,从长兴县在国内率光实施教育券制度至今还不到三年时间,但此举已在全国范围内激起千层浪《中国教育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教育资讯报》、《中国青年报》、《21世纪经济报道》、《浙江教育信息报》、中国教育电视台等几十家媒体以及中国教育先锋网等网站相继对此作了专题报道。相比之下,国内有关教育券制度的学术研究却似乎略显单薄。

三、研究前景

基于上述有关教育券制度现状的讨论,针对国内教育券制度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我们建议未来研究应注意如下几点:一是要继续加强教育券制度的理论研究。理论上的薄弱将直接影响操作层面的实践环节,如前所述,现有的研究主要着眼于理论层面的探讨。尽管如此,由于“教育券”是一个“舶来品”,加上国内的相关研究只是处于初始阶段,因此其理论研究还很不系统和完善,今后要继续加强;二是要切实开展实证性研究理论可以指导实践,同时又需要从实践中吸取养料,两者相辅相成。既然我们已经明确自身在教育券制度上缺之深厚的理论基础,那么我们一方面需要加强理论研究,另一方面还需不断加强实践环节的力度。教育券计划的构思涉及各方面的相关制度设计,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有对教育制度的广泛思考,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上都需要进一步研究、探索。

参考文献:

[1]熊全龙:中国教育券制度的实践与探索.中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2]刘小蔓:对浙江长兴县“教育券”制度的调研报告.教育发展研究[J],2005,(6)

[3]吴 华:努力促进幼儿教育的民主化.学前教育研究,2002,(1)

[4]冯晓霞:努力促进幼儿教育的民主化.学前教育研究,2002,(2)

[5]吴春华:中美教育券制度的实施比较及思考.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 (教育科学版),2005,(10)

[6]何伟强 江 帆:国内教育券制度的研究综述.上海教育科研,200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