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莎的风流娘儿们》的狂欢化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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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莎士比亚早期戏剧《温莎的风流娘儿们》在形式上表现出浓厚的狂欢化色彩：狂欢节仪式的移植――加冕脱冕的表现；时空体的选择――狂欢广场的安排和怪诞形象――小丑福斯塔夫的塑造。

关键词：加冕脱冕 广场 小丑 福斯塔夫

上世纪六十年代进入后现代文学批评以来，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以崭新的姿态进入文学评论界，亦为莎士比亚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本文试从形式上分析莎士比亚的早期喜剧《温莎的风流娘儿们》所具有的狂欢化色彩。

一、 狂欢节仪式的移植――加冕与脱冕的表现

加冕和脱冕是狂欢节的一个主要仪式，它被移植到文学中“在创造艺术形象和完整作品方面，决定了一种脱冕型结构”，“使相应的情节和情节中的场景，获得了深刻的象征意义和两重性，或者赋予他们令人发笑的相对性，使之具有狂欢节的轻松感，使之迅速地实现新旧交替。”

在《温莎的风流娘儿们》中，福斯塔夫接受了加冕和脱冕，完成了作品的脱冕型结构。最初，爱文斯牧师认为他是个好人；嘉得饭店的老板称他为调皮的骑士。桂嫂逢迎他说：“她一见到您，说来也叫人不相信，简直就给您迷住啦；就是女王驾幸温莎的时候，那些头儿脑儿顶儿尖儿的官儿们，也没有您这样中她的意。”福德吹捧他：“我知道您是一位教养优良，谈吐风雅，交游广阔的绅士，无论在地位上人品上都超人一等，您的武艺，您的礼貌，您的学问，尤其是谁都佩服的。”福斯塔夫就是这样被“全民”选出来加冕为狂欢国王，开始了他的表演。他炮制了一式两份的情书去勾引福得大娘和培琪大娘结果却受到两位夫人的捉弄。第一次被装进塞满脏衣服的篓子，“像一车屠夫切下来的肉骨肉屑一样”被仍到泰晤士河旁边的烂泥沟里，足足灌满了一肚子的脏水。尽管第一次被捉弄，“差不多死了三次”，却仍经不住快嘴桂嫂的诱劝，第二次赴约，结果被扮成勃伦府装神弄鬼的巫婆，穿女人罩衣，头上还扎一块围巾，被福德连打带骂地扫地出门。第三次在温莎林苑中扮作赫恩模样，被扮成精灵的培琪家的女儿和孩子们拧的遍体鳞伤，还被蜡烛烫伤了皮肤，不得不当场认错。福斯塔夫被加冕后便遭到众人的捉弄、辱骂和殴打在笑谑中被脱了冕。正如巴赫金所说的，在狂欢节上生动的加冕和脱冕是合二为一的双重仪式，加冕与脱冕的过程把一切表面上稳定的已然成型的东西给相对化了，并以除旧布新的精神进入了人与人关系的深层。福斯塔夫相对于古代国王的模拟给封闭而且僵化的现实注入了活力，具有了强烈的当下性和时代感，对他的脱冕意味着对封建的生产关系的颠覆，他的出现给作品增添了狂欢的轻松感。

二、 时空体的选择――狂欢广场的特殊安排

在狂欢节上，人们的狂欢也好，举行仪式也好，因其不同于现实正统的生活，所以需要一个特定的场所，这就是狂欢广场。巴赫金将狂欢广场引入文学，并赋予它特定的含义。

中世纪后期和文艺复兴时代的广场是一个统一完整的世界，在那里一切“表演”从广场的大声吵架到有组织的节日演出，都有着一种共同的色彩，为同样的自由、坦率、不拘形迹的气氛渗透，在充满官方秩序和官方意识形态的世界中仿佛享有“治外法权”的权力，它总是为“老百姓”所有……因此，非官方的民间文化的中世纪，还有文艺复兴时代保留着自己的一块特殊的领土和一段特殊的时间―节日和集市期。

狂欢节演出的基本舞台，是广场和邻近的街道。自然，狂欢节也进了民房，实际上它只受时间的限制，不受空间的限制。他不上剧院的舞台，中心场地只能是广场，因为狂欢节就其意义来说是全民性的，无所不包的，所有的人都需要亲昵的交际。广场是全民性的象征。狂欢广场，即狂欢节演出的广场，增添了一种象征的意味。

在这里狂欢节是人民大众以诙谐因素构成的非官方的第二生活，是世俗与理想、物质和精神在某一特定时空的相遇。狂欢节的时间不同于一般的时间，这类时间通常以危机转折等形式进入节庆活动。危机与转折是两种持续或相对抗的交接点，具有两种反向的朝向性和张力。狂欢广场随着时代的发展其物理含义逐渐萎缩，而以隐喻象征的手法出现在文学作品中，相对于物理含义更加宽泛化。一切可能出现的场所，只要能成为形形的人们相聚的地方，如大街、小酒馆、澡堂、船上甲板、甚至是客厅……都会带有一种狂欢广场的意味。

《温莎的风流娘儿们》在时间上和场景的安排上都具有这样的特色。从作品选取的时间来看是英国中世纪向近代转形的历史时期，与我国的封建制不同，英国是典型的贵族分封制政体，当统一的王权占绝对优势时，封建社会的全盛期也近于没落。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央集权打破了封建割据的种种壁垒后迅速发展起来，尽管距政治和经济上取得统治地位还相去甚远，却加速了原有社会阶层的解体，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人们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封建制衰落期与资本主义的发展期形成了两种持续相抗的张力影响了当时人们的生活。在这个特殊的时段里《温莎的风流娘儿们》反映的生活下移到平民阶层，聚焦于广场生活。

剧中大部分的场景都安排在相对开放的地方，如培琪家门前、嘉德饭店、街道、野地。在这些地方充满了一切可能的因素，不同层次，不同身份的人在这里不期而遇，发生一些意想不到的事件：福斯塔夫及其仆从的行窃；福德假扮身份；人们的相互谩骂、指责；温莎林苑的“狂欢表演”等。“福德家中一室”因众人在此参与了捉弄福斯塔夫，亦具有狂欢广场的内涵。在这些场景中充满了自由自在的生活，显示了狂欢节全民性的特征。

三、 怪诞形象――小丑福斯塔夫的塑造

巴赫金认为，狂欢生活中的时间已进入了历史文化范畴而狂欢广场是一块让人摆脱生活重负之后尽情宣泄的极乐之地，这样超长的时间与激情广场在狂欢生活中凝聚成一个个狂欢的怪诞人物形象。狂欢时间和狂欢广场也因人物的出现而变得具体可感。小丑则是典型的狂欢怪诞人物形象。小丑是肯定与否定因素的结合体，因这个特殊的环境而变成现实与理想的结合体，他们处于生活和艺术的边缘。正是这样，向后一步他可以参与正统的生活，向前一步则进入了非现实的生活，不受正统生活规范和规则的支配。偶尔他也会闯进正统世界，打乱这里的正常生活秩序和节奏，嬉笑着揭示出正统世界的假正经和伪善。这种笑是双重性的既笑别人也笑自己，他还迎合别人对他的笑。福斯塔夫在这个剧本中就充当了这样的角色。车尔尼雪夫斯基评价说：“莎士比亚笔下的福斯塔夫就是这样，这个人深知自己身上的一切卑鄙，和下贱之处，但是他在其中是浸染得这样脏，他觉得他已经是对的。他嘲笑了这些放荡行为，通过嘲笑自己以及别人的放荡行为，就和这些放荡行为保持和解”。

福斯塔夫作为被脱冕的狂欢国王，一个小丑生活在他的狂欢世界中。处于转形的社会中，他作为失势的分封贵族阶层流落于市井。因其特别的身份成为旧与新，肯定与否定的结合体。作为破落的贵族，他游手好闲，具有很强的寄生性，却没什么荣誉感；作为新兴资产阶级，他冒险投机，贪图享乐，却没什么进取心。在他的身上充满了物质和肉体的因素，即身体的肥胖和对酒色的执着追求。从外表上看，他肥胖得看不见自己膝盖，肚子像装了许多吨油的鲸鱼，所过之处的地上像涂了一层猪油，即使死后也是一座大肉山。他对酒色亦是情有独钟。他在情书里这样写：“你爱好风流，我也一样；哈哈，那尤其是同病相怜。你喜欢喝酒，我也是一样，咱们俩岂不是天生的一对？”他认为产生爱情的理由是风流，爱喝酒。这体现了创造怪诞形象时运用的降格手法，即把一切高级的，精神性的，理想的和抽象的东西转移到整个不可分割的物质、肉体层面，大地和身体层面。至于追求福德大娘和培琪大娘的重要原因是两位太太都掌管家中的钱财，好似他的“东印度”和“西印度”。在福斯塔夫内心深处已经萌生了资产阶级的婚姻观念即通过“吊膀子”缠女人来获得金钱。由此显露了他价值观的转变。为了获得金钱，他愿意投机冒险。嬉笑怒骂中他否定了传统的道德规范，肯定了新兴资产阶级的生活准则。在他身上所表现的正是死亡和诞生，成长与形成阶段，处于变化，尚未完成的变形状态的现象特征。

纵观全剧，《温莎的风流娘儿们》具有不断反驳传统的狂欢化叙事色彩。作品选取了封建社会走向没落，资本主义尚未形成的特殊时期，两种生活观念和道德准则形成了相反的张力不断影响着人们的生活。于是狂欢广场具有了特殊的意义。剧中人物在嬉笑怒骂之中走向了狂欢的广场，福斯塔夫充当了狂欢的国王完成了加冕和脱冕的仪式，对他的脱冕意味着对传统的封建的生产关系的颠覆，一种除旧布新的力量即将诞生。

参考文献：

[1]赫金著,白春仁、顾亚铃译：《陀斯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三联出版社,1988。

[2]朱生豪译，方平校：《莎士比亚全集》（一），人民文学出社,1978。

[3]巴赫金著,李兆林、夏忠宪译：《巴赫金全集》（第六卷），河北教育出社,1998。

[4]杨周翰：《莎士比亚评论汇编》（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马衡：河南周口师范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