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故乡的人心存敬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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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返故乡

编者按：“先生、先生，你为什么要回家去？/世上有的是荣华，有的是智慧。/你不知道故乡有一个可爱的湖，/常年总有半边青天浸在湖里，/湖边上有兔儿在黄昏里觅粮食，/还有见了兔儿不要追的狗子，/我要看如今还有没这种事。”诗人闻一多80多年前写下的《故乡》让今天离开乡村、走进城市的很多人仍倍感亲切。远在农村的故乡，是很多人割舍不下而又忧虑重重的地方。幸运的是，很多人已经开始用行动来重建故乡，扎根基层，建设乡村。同时，国家近年努力推动新农村建设，实施多项惠民政策，鼓励大学生回乡创业，这些都是积极改变乡村在城市发展挤压下日益“荒凉衰败”的措施。知名青年作家、南开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熊培云的《一个村庄里的中国》给我们理解乡村提供了更宽广的视野。

（一）

前不久看到一个笑话：一位苏联人移民去美国，行李箱里放了一张大幅的斯大林肖像。过海关时有人问他为什么带这个，他的回答是：“这玩意儿是我用来治思乡病的，一看到它我就不想回苏联了。”

生活充满了笑话，但生活从来不像笑话那么简单。说到思乡病，虽然有些内容未收录进来，读者还是会从本书中找到某种浓烈的怀旧气息。

有读者可能会问，你为什么没有对“农民素质问题”进行批评，没有对农村生活进行批评，而更多的是抱以同情的态度，是不是因为某种怀旧情绪而美化了过去的经验？我想答案是否定的。我承认，其实我的童年过得一点也不好，我甚至可以说是一个不幸的人。关于这一切，容后再叙。尽管如此，我也不会做出“绝不回故乡”的决定，我还是愿意看到并记住生活中美好的一面。有人不是说过吗，我们怀念过去不是因为过去有多美好，而是因为我们过去年轻。在那个时代我们与世界的初恋刚刚开始，我们体会并记住了那一切。人生若只如初恋。

这种同情的态度并没有影响我关于现实的判断。具体到农民素质问题，年少时的农村生活经历告诉我农民并不愚昧，只是艰辛。而且这种艰辛应该归咎于时代，而非“农民素质”。小堡村的上一代农民，比如我的父母，由于年轻时没有继续上学的条件，也没有机会在乡下自学成才，他们不得不终日与泥土和粮食打交道。虽然辛苦，但是和许多农民一样，他们将自己的家事安排得井井有条。他们一生中最大的成就是生养了几个孩子，而且让孩子们都读了书、念了大学。他们没有机会和能力参与这个国家的管理，但只要他们是自由的，只要政府能把20世纪50年代收走的锅碗瓢盆还给他们，允许他们在家里做饭，只要政府能在20世纪80年代把他们从里解放出来，准确说是把经营一个家的权利还给他们，他们就能把这个家治理好。而这正是乡村无数父母都做到了的。这样的生活值得嘲笑吗？

生儿育女，让孩子能够读书，希望他们有一个好的前程，这是许多农民一生中最重要的几件事。生活在乡村，条件有限，樊篱重重，在此基础上考虑人生的成败得失，狭隘吗？这样的时候，你又有什么理由要求他们精明得像个政治家，去呼吁“一人一票，改变中国”？或谴责他们没有公共精神？每个人的人生境遇不同，取径不同，对生活的轻重取舍不同，如果只是因为他们没有走在时代的风口浪尖便说他们“愚昧”“落后”，实在是太不讲情理。更别说，劳动有分工，社会有契约，农民尽自己的本分种好田地，让生活在这个国家的人不至于饿死，已经是对社会作了最大贡献。试问这天底下又有几人尽到了对农民的责任了呢？这个国家转型之所以举步维艰，不正是因为有相当一部分人，或无政治伦理或无职业操守，没有尽到自己的本分吗？

而且，我的理性也在一次次告诉我没有必要去讨论什么子虚乌有的农民性或者国民性问题。体现在农民身上的弱点并非农民所有，正如体现在中国人身上的弱点并非中国人所独有。如果说自私自利、目光短浅、贪生怕死是农民的弱点，谁又能说这不是全体中国人的弱点，不是全人类的弱点呢？甚至包括我谈到的乡村暴力，在城市乃至各国的外交上，我们见得还少吗？

在我着手写这篇后记的时候，看到这样一条微博——“为什么每个人都仇恨腐败，腐败却生生不息？因为我们恨的不是腐败本身，而是恨自己不能腐败，所以政府越腐败越遭骂越不愁招不着人。”实话实说，对于这个民意的“我们”，我是很不以为然的。我承认有些人在等腐败的机会，但我并不认为这是多数人的心声，更不可能是全体中国人的想法。我绝不相信“仇恨腐败”的人都想着自己腐败；我绝不相信批评强盗的人都是想自己做强盗；我绝不相信中国大多数人不是想堂堂正正过体面生活的人。正如我们反对暴力拆迁，绝不是因为我们现在没有能力暴力拆迁；我们反对欺压农民，也绝不是因为现在还没有条件欺压农民。

生而为人，总得有些是非观念。明明是制度性的批评，为何要异化为对国民性的批评？当农民被逼下跪，我看到的不是国民性，而是强权不被遏制；当市民不排队，我看到的不是国民性，而是公民教育缺失；当一位老人摔倒在街上却没有人敢去扶起他，我看到的不是国民性，而是法院此前的裁决没有守住社会正义的底线；当海选出现混乱，我看到的不是国民性，而是民主需要持之以恒的训练。在我眼里，从来没有什么国民性，有的只是人性、观念与权力的作为。为建设一个可期的未来，中国需要民情的转变，但是这种转变当从原因上入手，而非结果上入手。

有个现象值得一提——坚持国民劣根性论者，很少会说自己有劣根性，自己做错什么皆情有可原、皆可就事论事。只有抽象到所谓中国人或者具体到其他人时，这些人才会大谈国民劣根性。德国人当年谈国民性，是一种种族优越主义，而在中国更倾向一种反向种族主义，即热衷于讨论本国国民如何之低劣。在这里，国民性与其说是一种反思，不如说是一种势利的宿命论。它的作用更在于自我撇清与他者归罪，客观上更为拒绝制度改造者开脱。而我之所以不承认国民性，还因为一个民族体现于某个时代的特征，既来自古老的人性，如趋利避害，也源于观念之有无，如现代政治伦理，它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否则，若国民性成立，为何同代人之间、几代人之间在对政府理解上有如此大不同？

没注意到吗？在中国，一些拒绝实质性变革的政府官员会大谈中国特色，而高高在上的社会贤达大谈国民性，二者实为一丘之貉，即都是让中国人的精神矮化于人类的基本价值。所以我说，中国若要进步，现在亟须讨论的是如何搬走这两块观念上的绊脚石，理清历史与现实的脉络。唯其如此，才可能从点滴做起，诚恳应对这个时代的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