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先勇小说研究在大陆:2001—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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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十年来，大陆学界对白先勇的研究更加丰富与深入，以“人”为本的研究角度拓宽了研究视域，白先勇与地域文化（特别是上海文化）的关系、与其他作品的比较以及白先勇作品的改编研究成为新的研究增长点。这中间也许透露出白先勇小说研究以后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 白先勇 小说研究 大陆

白先勇是首批被引入大陆的台湾作家之一。1979年《当代》创刊号编入《永远的尹雪艳》，其后《游园惊梦》（《收获》1979年第5期）《思旧赋》（《作品》1979年第11期）相继在大陆刊载，大陆地区关于白先勇的研究也随之深入，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白先勇热”。在至今32年的研究中，大陆地区公开发表的有关白先勇研究的论文约470篇，有关的学位论文仅近十年就有63篇之多[1]，出版了有关白先勇研究的专著4本[2]，召开过一次“白先勇创作国际研讨大会”，一次新书首发暨研讨会。

在这30多年中，大陆对白先勇的研究成果丰硕，极具特色。具有代表性的是关于白先勇研究的4本专著与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此外，关于白先勇的“访谈”与“传记”等资料也渐多，为研究白先勇的生平与作品提供了广阔的素材。2001年刘俊发表《白先勇研究在大陆：1979-2000》对大陆地区前二十年的白先勇研究进行纵向梳理，同时横向点评了大陆地区白先勇的研究工作，丰富了白先勇研究内容的广度，拓展了白先勇研究的维度。

刘俊的文章对大陆地区白先勇八十与九十年代的研究进行了总结。尽管白先勇至今只推出了36个短篇与1部长篇小说，但对于其作品内容的挖掘与艺术技巧的探讨却一直在继续。不同时期关于白先勇研究的侧重点并不一样。他富有传奇色彩的经历与显赫的家世，成为八十年代早期研究中必然考虑的因素。研究者将这一因素深化到对作家具体作品的研究中，全面探讨小说作品的总体艺术特征。具体文本分析不再拘泥于简单的作品认知，而是通过背景与文本细读深层次把握。九十年代的研究则在对重点篇目的挖掘中，突出关于作品主题的研究，主要涉及白先勇笔下女性主题、悲剧意识、救赎主题、乡愁主题、放逐主题等领域，对白先勇的研究也由局部眼光转入全局把握。《白先勇论》《白先勇小说艺术论》《悲悯情怀——白先勇评传》等专著先后出版，集论文之大成，突破了以作者文学创作道路为依凭的传统路数，转而以多角度新方法进行研究。由此可见，在前二十年的研究中，对于白先勇文本与主题内容的研究贯穿始终，同时采用了多元研究方法，研究的广度与深度也随之扩大。

然而关于大陆地区近十年的白先勇研究梳理尚未见公开发表。二十一世纪之后大陆关于白先勇的研究迎来了新时期，随着从“人”为本的研究视角的转变，近十年的白先勇研究视域也有所突破。本文仅以白先勇小说为例，对近十年大陆地区关于白先勇的研究进行简要梳理。

新时期的白先勇小说研究，除继承上世纪的成果以外，对于小说经典篇目的解读与作品的分析更加深入，对于小说各个主题的研究成果也更加丰硕。张晓玥的《书写无言的痛苦——论白先勇小说》[3]、徐苏的《白先勇笔下的“陌生人”、“边缘人”、“世界公民”》[4]、朱美禄的《醉境中的自我形塑——白先勇小说解读》[5]都是其中的代表作，研究角度的转换带有明显的时代特色，从传统的历史沧桑转为对“人”自身的探索。现代性的角度对于作品的认识更强调从原有的背景中解放出来，以“人”为本，将“人”放入小说环境中去，而不是小说环境下的人，强调人物的内心挖掘与身份认同。历史与背景对小说的影响渐渐淡去，研究者更多从人本身的角度去观照白先勇小说中的人物，人物内心的呐喊与身份认同的彷徨重建了小说世界，在小说研究中窥见白先勇内心的慈悲观照与悲悯情怀。

相比于八十年代与九十年代，这一时期的研究视域也有了扩展。关于白先勇小说的研究不仅是小说文本和历史文化解读，新时期更侧重白先勇与地域（特别是上海）关系的研究、白先勇与其他上海作家的比较等研究视域。这两个新的视域拓展了白先勇研究的视野，成为这一时期白先勇研究的特色成就。

白先勇与上海的渊源最早追溯到四十年代。抗战胜利后白先勇随家族迁居上海，在上海度过了两年半时光。繁华的十里洋场给童年的白先勇留下了深刻印象，被儿童记忆放大的繁华烙印为白先勇的大陆印象，成为白先勇小说中民国时期的辉煌缩影。2001年陆士清发表《白先勇与上海》，指出“上海，使白先勇看到了当时的世界，而白先勇则收藏了上海，”一句话道出了上海与白先勇小说密不可分的关系。五十年代开始崭露头角的白先勇，在他的作品特别是《台北人》系列中，创作出众多具有“大陆情结”的台湾外省人，众多“大陆情结”的意象具化，多是繁华上海。而这些情结的根结，却是昔时上海代表的民国岁月。白先勇在五十、六十年代关于上海的书写，恰恰填补了1949年前海派笔下的魔都与1980年后王安忆等人书写上海中间的空缺，成功连接了“上海神话”，上海不再仅仅是一座城，更是凝聚了许多作家心血与思想的城市文化存在。经过现代海派的书写、五六十年代白先勇小说的回忆、八十年代上海作家的发展，成功将上海文化书写成为一个整体，发展为中国地域文化的典型代表。

2011年第四期《文学评论》上赵艳发表《论白先勇的上海书写》集前文之精粹，进一步指出“上海，是白先勇对人生、文化、时间之宏阔思考的支点之一。”白先勇小说中对上海的书写，实际上是对上海逝去的繁华致敬，也有对上海这座城市文化命运的思考。值得注意的是，这篇文章不仅指出上海作为城市在白先勇小说中的意义，同时也引申出身为上海人却无奈成为“台北人”的种种联系。在白先勇成功连接“上海神话”之后，白先勇小说中的“上海精神”也成为上海在地域之外的影响主流。上海城市文化散落在异地上海人身上，最终聚拢为上海精神。上海城市文化的潜移与异乡上海人的遭遇研究结合在白先勇的小说中，开辟了一条新的研究道路。关于白先勇与其他地域的研究也有例可依，作家与地域的紧密联系大大拓展了作家作品的研究内容。

除了作家与地域的联系以外，白先勇与其他作家的比较也成为了热点，特别是大陆兴起的“张爱玲热”“红楼梦热”等等，使得白先勇与张爱玲、白先勇与施蛰存、白先勇与其他作家红学研究的比较也成为新的领域。特别是白先勇与上海作家的比较成为一大特色，其中白先勇与张爱玲的比较成为新时期研究的一大亮点。李爽的《张爱玲与白先勇的人生记忆与文学创作的相似性分析》[6]一文就白先勇与张爱玲两人的经历与创作分析，指出两位作家同是出身上层社会，同样经历了十里洋场的繁华和家族的没落，对于从繁华到平凡有着深刻的感受，偏好以小说刻画人物，描述人性。江莎的《“传奇”的上海书写——论白先勇与张爱玲笔下的上海》[7]则从两位大家作品的角度出发，阐述白先勇与张爱玲在小说中同时将四十年代十里洋场展现淋漓。

更多的白先勇与作家比较研究则旨在呈现作家的不同特点，不仅仅是粗略的背景比较，而是从人物命运、经历等具体的角度出发研究二者小说的不同。王桂荣《白先勇与张爱玲笔下女性命运的沉浮》[8]从女性的人生经历（浮萍人生）、精神感受（月光爱情）和不可抗拒的命运三个角度分析了二者笔下女性命运的差异。李沁园《试析张爱玲与白先勇小说中的命运和人性》[9]则是通过人物命运中透出的不同偶然性——荒凉的意境与无常的哲理，人性刻画中展现出露骨的扭曲和含蓄的麻木两方面表现小说中命运与人性的变化。在这些对比中，既有具体的人物命运、女性生命的对比，也有宏观的人性挖掘、审美意旨的差异。正是这些不同角度的深入，让白先勇小说研究在白先勇与其他作家的对比中有了更广阔的空间。

符立中的专著《张爱玲与白先勇的上海神话——台港后上海文化学》对白先勇与上海、白先勇与张爱玲比较都有自己独特的看法。符立中从考据的角度出发，探寻白先勇小说与上海城的关系、白先勇小说人物的原型等。尹雪艳应是上海“衣雪艳”，朱焰则是当年上海名演员朱飞与金焰的结合，朱青代指白光，蓝田玉联想到的影星王熙春，甚至配角老乐师林三郎也让人想起当年上海歌谣作家杨三郎。白先勇在看似漫不经心地起名中似乎搬来了当年上海滩各路名家，从中便可隐隐窥见当时的上海风华。

白先勇与张爱玲的渊源，除了身世与经历外，符立中在著作中探讨关于他们同是师承《红楼梦》的渊源。此外，白先勇对于《红楼梦》的研究，《红楼梦》对于白先勇小说创作的影响等，也伴随大陆的红学热成为关注的问题。正是在对于白先勇与《红楼梦》关系的进一步深入，扩展了白先勇与中国古典文学、白先勇与文学传承等多个课题，值得人们去探讨和补充。

符立中除了对白先勇与的小说与上海联系做了考据外，对于九十年代研究较少的文学改写问题也做了一个系统的补充。对于白先勇作品的改编做了一个较为全面的阐述。《游园惊梦》《金大班的最后一夜》《玉卿嫂》《孤恋花》《孽子》《最后的贵族》（《谪仙记》）《花桥荣记》等小说相继被改编为电影、电视剧、戏剧等。其中《金大班的最后一夜》（话剧，2008年）《玉卿嫂》（电视剧，2006年）《最后的贵族》（电影，1989年）则是由大陆出品的文学改编。符立中对这些改编作品做了诠释与比较，填补了这一研究的不足，同时也为以后的研究提供了思路。

近十年的白先勇研究，不管是从横向的领域扩展还是纵向的课题深入上都产生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对于前一时期研究的不足也有了补充。2006年以后，白先勇将大量的精力都放在了昆曲的宣传上，随之研究白先勇与昆曲也成为白先勇研究的一大热点。白先勇小说在大陆的研究并没有因此而搁置，相反与当代学术热点结合，拓展不同的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消除了意识形态的影响，剔除“宿命论”的消极因素，研究者更多将小说置于社会思想等领域下进行评论，经典作品也能阐释出新意。对于白先勇小说创作中受到的影响（如地域、其他作家）等研究不再是一笔带过。同时对于以白先勇小说改编的多种艺术形式也有了关注，虽然与小说间的对比仍有不足，但这为以后的研究留下了值得深入的研究空间。

从以上的研究历史回顾和梳理中，不难发现白先勇小说在大陆研究成果丰硕，研究特色明显，同时在对研究成果的梳理过程中也隐隐拓展了关于白先勇小说研究以后的发展方向。就目前的资料来说，可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作家与地域的联系。从近十年开始，对于白先勇的分析已不仅止于台湾人这一身份上，大陆研究更多强调白先勇小说与大陆地域的文化联系，更深层次上是作家与大陆文化的渊源。上海作为白先勇小说中经常出现的大陆地域代表，对于白先勇笔下的上海挖掘在近几年也颇受重视。不仅仅是上海，桂林、重庆、南京这些白先勇曾经生活过的地方也给白先勇留下了大陆印象。会说故事的桂林火夫老央，重庆长江上目睹的逃难者的身亡，这些大陆记忆对于白先勇的小说创作也有影响。这些地域文化除了对小说主题的凝聚外，也被具体化到小说人物身上，如《花桥荣记》中的桂林老板娘等等。但是白先勇与其他地域的联系并不如他与上海一样深入挖掘，以白先勇与桂林为例，大陆研究者并未充分研究桂林对白先勇创作的影响。白先勇眼中的桂林就如老板娘口中的话：“哪里拼得上我们桂林人？一站出来，男男女女，谁个不沾着几分山水的灵气？”[10]在小说中，白先勇对于桂林文化也有所提及，《天雷报》《薛平贵回窑》等桂林地方戏在白先勇的小说中也有重要作用。这些地方文化与人物对白先勇的影响，并没有进一步的整理。对于白先勇与地域的研究，应该得到更充分的拓展。

第二，表现方式比较。白先勇的作品因为饱含历史的沧桑感与人道主义光怀而备受称赞，但是对于作家的思想内涵多是通过作家本身的经典篇目的阐释与小说主题的归纳发展而呈现，主要探讨的也是白先勇小说主题的呈现方式与结果，而不是原因。大陆的研究多探讨小说怎样去呈现、呈现出怎样的结果，而甚少去思考为什么是以如此的方式去呈现。白先勇的小说渊源除了本身的经历，是否还受到外国文化的影响？白先勇是台湾现代主义小说的代表人物，但是对于现代主义对白先勇小说的具体影响，大陆的研究却寥寥无几。白先勇在创作小说时选取的创作方法并不是单一存在的，而他选择的原因却并不为人所研究。因此，白先勇与其他作家的比较便显得必不可少。在白先勇与其他作家的比较中，才能将白先勇创作的原因与小说主题的呈现原因进行主要比较，在比较中寻找渊源。在对白先勇与其他作家的对比中，寻求白先勇思想与众不同的地方并加以探究，才能真正从全局的视角来真正认识小说，认识作者。

第三，作品的改编与比较。白先勇的作品一直广受大众好评，历年来改编成多种艺术形式并搬上舞台和电视，扩展了白先勇小说的受众范围。但同时也应该注意到，小说研究与其他的艺术研究并不相同，各种改编无形中也拓展了小说研究的范围。研究者对于其他艺术形式对小说本身的删改，对于删改后的艺术形式与原有小说侧重点的不同也应该充分注意。在作品的改编中，改编者的认识必然对“二次加工”的改编作品产生影响，造成改编者对白先勇小说的主题内容不同理解的动机与目的也不尽相同。同时还应该注意到，新时期不少白先勇小说改编的作者正是白先勇本人。白先勇在对原本小说改编的过程中，是否遵循本来意志进行改编，或者将某些内容进行“二次加工”等问题也是在研究中应该注意的问题。这些主题思想的深入与细化也成为了小说研究的一个支流，应得到广泛的认识。

白先勇在大陆多年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同时也对作家本人产生了影响，作家自80年代来往于大陆后甚至在大陆进行了新书《圆梦——白先勇与青春版》的首发式。近十年的大陆地区白先勇小说研究也表明白先勇小说的研究在大陆也将持续下去，结合时代特色以世界华文文学的视域审视，突破传统以新思维进行进一步研究，成果将更加突出。研究思维与研究方法的突破为新时期白先勇小说在大陆的研究迎来了新的高潮。最后以白先勇《惊变——上海漫记》中的题记作为本文结束：

【转调货郎儿】唱不尽兴亡梦幻，弹不尽悲伤感叹，大古里凄凉满眼对江山。我只待拨繁弦转幽怨，翻别调写愁烦，慢慢的把天宝当年遗事弹。

——《长生殿》唱词

参考文献：

[1]数据参考刘俊《白先勇研究在大陆：1979——2001》.华文文学，2001（1）.同时参考中国知网相关数据，包括白先勇个人文章与白先勇访谈.

[2]数据参考国家图书馆，白先勇个人传记不算在研究专著内.

[3]张晓玥.书写心灵无言的痛楚—论白先勇小说.文学评论，2007（2）.

[4]徐苏.白先勇笔下的“陌生人”、“边缘人”和“世界公民”.名作欣赏，2011（30）.

[5]朱美禄.醉境中的自我形塑—白先勇小说《岁除》解读.名作欣赏，2011（23）.

[6]李爽.张爱玲与白先勇的人生记忆与文学创作的相似性分析.安徽文学，2008（5）.

[7]江莎.“传奇”的上海书写——论张爱玲与白先勇笔下的上海.语文学刊，2006（21）.

[8]王桂荣.白先勇与张爱玲笔下女性命运的沉浮.大连海事大学学报，2009（3）.

[9]李沁园.试析张爱玲与白先勇小说中的命运和人性.青年文学家，2011（16）.

[10]白先勇.白先勇文集（第2卷）.花城出版社，2009：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