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传》看类比与对比、比喻论证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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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比与对比、比喻论证都是语文修辞中常见的论证方式，从表达手法上来看，既有相同点也有区别，在教学中要引导学生加以比较，认识到几个论证的相同点，也要认识它们的区别。类比论证，是人类的第三种推理方式，是一种从个别推出个别的论证法。类别论证有类别项，类别项越多，越说明两事物相似，推出的结论也就更准确。类别论证与对比论证有不少相似之处，尤其是一连串的对比，与类别项非常相似。区别在于类别论证从一个独有的类别项推出另一个事物也应该具有这一项，而对比则不存在一事物有独有的一项，也不推出另一事物也该有这一项。类比论证与比喻论证也有相混的地方，尤其是一连串的比喻，与类别项十分相似，区别在于类别论证从一个独有的类别项推出另一个事物也应该具有这一项，而对比则不存在一事物有独有的一项，也不推出另一事物也该有这一项。

不少版本的教科书将类比论证与对比论证和比喻论证混为一谈，致使教学出现了意欲“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的现象。很多人还不能识别类比论证，自然也就无从辨别类比论证与对比论证和比喻论证的不同。如柳宗元《传》，江苏版高二语文教材认为用的是类比，有的版本则认为用的是对比。

类比论证，是人类的第三种推理方式，是一种从个别推出个别的论证法。类比论证有类别项，类比项越多，越说明两事物相似，推出的结论也就更准确。如《邹忌讽齐王纳谏》用的就是类比论证，试看其推理方式：

邹忌 齐王

A.妻私臣 A.宫妇左右莫不私王

B.妾畏臣 B.朝廷之臣莫不畏王

C.客有求于臣 C.四境之内莫不有求于王

D.受蒙蔽

结论：王之蔽甚矣

从上面的排列中可以看出，邹忌与齐王有三个共同的类比项，而邹忌另有独特的D项，由此推出结论：齐王也应该有D项。由此也可以看出类比论证的特点，它除了有双方共同的类比项外，一方还有独特的一项，从而推出另一方也该有这一项的结论。

不可否认，类别论证与对比论证有不少相似之处，尤其是一连串的对比，与类比项非常相似。区别在于类别论证从一个独有的类别项推出另一个事物也应该具有这一项，而对比则不存在一事物有独有的一项，也不推出另一事物也该有这一项。试比较柳宗元《传》。

嗜取者

A.行遇物，辄持取 A.遇货不避

B.背越重，虽困剧不止也 B.不知为己累，惟恐其不积

C.苟能行，又持取如故 C.苟能起，日思高其位

D.至坠地死 D.以近于危坠

通过排列，可以看出两事物的相似点较多，倘若这些相似点是类比项，那一个事物一定有独特的一项，然后推出结论，另一事物也应该有这独有的一项。在上面的排列中，不存在一方独有的一项，也没推出另一方也应该有的结论。如此，《传》用的就不是类比，而是对比，它是通过两相比较来说明“虽其行魁然大者也，其名，人也，而智则小虫也，亦足哀夫”。

类比论证与比喻论证也有相混的地方，尤其是一连串的比喻，与类比项十分相似，试比较二者的区别。如梁启超的《少年之中国》，不少教科书认为用的是类比论证，其实是比喻论证。在文章里，作者用“老年人常思既往，少年人常思将来；老年人常多忧患，少年常好行乐；老年人常厌事，少年人常喜事”的性格不同，来说明“国之老少”的不同，作者最后说明老年人和少年人的这些区别，同样是国家老朽和年轻的区别，即“人固有之，国亦宜然”。不能否认，一连串的比喻论证，排列出双方的相似之处，这与类别论证的类别项非常相像，这也就是二者容易搞混的原因。但是，类别论证除了要求排列出双方的共同点以外，还要求一方有独特的一项，从而推出另一方也应该有这独特一项的结论。《少年之中国》没有排出“人之老少”所独有的一项，更没有推出“国之老少”也应该有这独特的一项，因此“人之老少”与“国之老少”不是类比的两个事物，用的也不是类比论证，而是比喻论证。

值得注意的是，不少版本的教科书还将类比看作是修辞方法，也有的将其看作是说明方法，认为相同事物的比较是类比，不同事物的比较是对比。对比本身就包含相同事物的比较与不同事物的比较，如一个人的过去与现在、功绩与错误的对比，一个国家经济前后不同时期的比较，或增长速度与别国的比较等，这些都是相同事物的比较。类比则是人类的第三种推理方式，《现代汉语词典》明确定义类比是“一种推理方法”，它不是修辞方法，也不是说明方法，将其混在修辞和说明方法中是错误的。

总之，类比论证与对比论证、比喻论证的区别在于一方有没有独立的一项，有没有推出另一方也应该有这一项的结论。以此来区别，可谓泾渭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