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优势论”已不再适应我国对外贸易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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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任何理论都不能脱离时代和实践的检验。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论”在创立之初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其空想性和局限性日益凸现。“比较优势论”已不能继续作为现阶段我国发展国际贸易的经济理论依据。

关键词：比较优势；适应；新发展

中图分类号：F7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1年12月5日

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欧美各国不仅在政治上基本确立了资产阶级的统治、兴起了工业革命，资本主义的发展驶入“快车道”，而且在思想界出现了一大批代表新兴工业资产阶级利益和要求，主张进一步开放市场、实行自由贸易、降低关税、提高产品竞争力，为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造势”、“鼓吹”的思想家。其中，堪称最重要的代表是因1817年发表了《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一书而对世界经济理论影响深远的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他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一书中不仅继承和发展了亚当・斯密的经济学理论，系统地阐述了一系列发展自由贸易的理论，使古典经济学日臻成熟，而且尤为重要的是在亚当・斯密所提出的发展自由贸易绝对优势原理的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发展国际贸易的“比较优势论”。自“比较优势论”问世近200年来，一直为热衷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和国际贸易的人们津津乐道，成为西方古典经济学中备受推崇的经济学理论之一。“比较优势论”不仅在19世纪初为欧美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和生产力的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而且影响到了20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实行改革开放的中国，成为中国主张发展市场经济和外向型经济的主流经济学家们的重要理论依据。

笔者认为，“比较优势论”虽然在理论层面上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也曾经对欧美资本主义和自由贸易以及我国改革开放30年发展国际贸易和外向型经济产生了积极影响。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时代的变化，“比较优势论”在实践层面上所具有的空想性和局限性开始愈发凸现出来。现实社会中，如果无视时代特征和具体国情，而一味地迷信和遵从“比较优势论”，并以此继续作为发展国际贸易和发展外向型经济的理论依据和政策基点，势必带来不可忽视的阻碍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负面影响。因此，本文的主要观点是：“比较优势论”已不适应现阶段我国进一步发展经济和国际贸易的客观需求。

一、从时代背景上看，我国目前经济发展与提出“比较优势论”的时代背景有很大不同

任何理论都是一个时代的产物，都是对当时社会和历史背景的反映。大卫・李嘉图所处的18世纪末19世纪初，正是世界资本主义处于上升时期，欧美各国的资本主义还处于自由竞争阶段，各种社会矛盾虽然已经出现但还没有达到十分尖锐的程度。当时的英国刚刚完成工业革命，其产品行销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在工业品上与之竞争，当时英国亟须各国开放市场、降低关税、实行自由贸易，以为英国商品大开销售之门、赚取高额资本利润。正当英国资产阶级希望进一步发展出口贸易之际，1815年英国政府为了维护国内地主阶级利益制定了提高关税限制粮食进口的《谷物法》。实施《谷物法》限制了谷物进口，使得国内粮价居高不下，工人阶级为此要求提高工资。高粮价造成工业资产阶级的成本增加、利润减少，工业品竞争力下降，因此工业资产阶级强烈要求废除《谷物法》。大卫・李嘉图正是出于维护工业资产阶级利益的需要，于1817年发表了《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一书，主张废除《谷物法》、取消粮食的进口限制，实行自由贸易。他认为，英国在出口纺织品上比进口粮食具有更大的优势，应该专门生产纺织品，进一步提升纺织品的生产数量。为此，大卫・李嘉图在书中提出了著名的“比较优势论”。亚当・斯密认为一个国家出口的商品一定是生产上具有绝对优势、生产成本绝对低于他国的商品，大卫・李嘉图发展了他的思想。大卫・李嘉图认为，即使一国与另一国相比在商品生产上都处于绝对优势，但只要一国集中生产那些绝对劣势较小的商品；而另一国在商品生产上处于绝对优势，但只要集中生产那些绝对优势最大的产品，按照“两优取其重，两劣取其轻”的原则，通过国际贸易，交易双方都可从中获益，两国都得到更多的商品，节约更多的劳动。这就是著名的“比较优势论”。

“比较优势论”不仅成为后来许多国家发展国际贸易的重要理论依据，而且也成为20世纪七十年末以来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主张大力发展国际贸易和外向型经济的主要经济学的理论来源。应该承认，这种理论对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发展国际贸易确实发挥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随着30年来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市场经济体制逐步确立，特别是在最近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进出口贸易额突破3万亿美元的情况下，继续以之为理论依据就显得有些难以为继了。

如果说“比较优势论”是在资本主义处于上升时期、生产力水平整体不高、科技对生产力的影响力还不像今天这样突出和明显以及人们对法制、文化、社会环境等人文因素对发展经济的重要作用的认识不如今天这样深刻，而对“比较优势论”过于推崇和遵从尚可理解的话，在人类已进入高科技时代、经济发展实现了全球化、区域经济发展实现了一体化、人们愈发重视环保和知识产权等因素的当今世界，继续视“比较优势论”为发展经济的“灵丹妙药”，就应被看作是古人笔下的“刻舟求剑”和“守株待兔”之举。就我国现阶段以“沿海、沿江、沿桥、沿边”为主要形式的多层次、多渠道、全方位的开放格局和外贸高速发展、虽为“世界工厂”和制造业大国而非制造强国、外贸强国以及整个经济发展对外贸的依赖度达80%以上的现状来看，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的态势和状况，不仅与19世纪初大卫・李嘉图“比较优势论”提出时的时代背景迥然不同，就是与30年前我国改革开放初期以计划经济为主、国有企业是进出口贸易的主力军、民营企业基本为零、对外贸易刚刚起步等为主要特征的时代也大不相同。从总体上看，将“比较优势论”继续视为发展我国外贸的理论依据和逻辑起点的说法和做法，显然是不合时宜了。

二、从理论产生的前提上看，“比较优势论”只是一种假设，缺乏对丰富的社会实践的总结和概括，具有明显的空想性和局限性

大卫・李嘉图所提出的发展国际贸易的“比较优势论”，只是针对当时英国的《谷物法》限制粮食进口、导致对外贸易成本增加进而制约了发展进出口贸易而提出的。其理论并没有建立在对丰富的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和现实的真实资料和事实数据的充分把握、深入分析和高度总结和概括的基础上。他提出“比较优势论”时，也像其他经济学家在进行经济分析时假设许多变量不变，尽可能简化相关变量，以一系列简单的假定为前提。主要为：

1、只有两个国家，生产两种产品；

2、自由贸易；

3、劳动可以在本国自由流动，两国之间不能自由流动；

4、每种产品的国内生产成本都是固定的；

5、没有运输费用；

6、不存在技术变化；

7、贸易实行物与物交换；

8、劳动是唯一要素；所有劳动都是同质的；每单位产品生产的劳动投入维持不变。因此，任何一种商品的价值或价格都完全取决于它的劳动成本。

显然，大卫・李嘉图在这里的几个“假设”过于抽象和虚拟，不具有现实性。我们不仅无法想象“没有运输费用”和“技术变化”的“物与物交换”的“自由贸易”是如何进行的，而且我们同样也无法想象“所有劳动都是同质的”是如何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出现的。当代美国经济学家凯南则始终认为“劳动是不同质的”。他为此提出了“人力资本说”，认为国际贸易的“商品结构来自人力投资的差异，主要表现为劳动效率的差异，这种差异是由劳动熟练程度决定的，而劳动熟练程度的高低又取决于对劳动者的培训、教育和其他有关的开支，即决定智力的投资”。由此，他得出人力资本是国际贸易商品生产中最重要的资本的结论。“人力资本说”的出现和广为流传，显然是当代经济学对大卫・李嘉图“比较优势论”的理论前提――“所有劳动都是同质的”的质疑和否定。

任何理论都是一个时代的产物、都来自对人们对日常生活各种现象的冷静观察与深入思考，都需要思想家对大量鲜活的实践活动进行认真细致的归纳、总结和概括，否则理论就没有起码的科学性、可信性和生命力。可以说，“比较优势论”在提出时，其理论前提就已经十分挑剔和苛刻，表现出严重的脱离现实、具有明显的空想性和局限性的特点，对人们的现实生活更难以提供可以说明问题、令人信服的参照体系、具体事例和实施手段。

三、从现阶段世界国际贸易发展状况来看，“比较优势论”已不能对世界各国特别是我国外贸发展产生积极的指导意义

当代世界科技作用更加凸现、全球联系更加紧密、国际组织作用不断突出，国际法约束力和人文素养的作用日益突显，只强调单纯的物质产品和简单劳动，无视科技、人文因素和绿色环保对社会经济发展重要作用的时代早已过去。现阶段，世界各国间的贸易竞争早已不是生产物质产品的数量和价格的竞争，而更多的是品牌的竞争、服务的竞争、环保的竞争、知识产权的竞争和创新的竞争。当代美国经济学家迈克波特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即对“比较优势论”产生了质疑和忧虑，指出：“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家未必具有竞争优势。”为此，他提出了国家竞争优势理论，其核心是“创新是竞争力的源泉，”国家的竞争力高低取决于其产业的发展和创新能力的高低。

就当代中国而言，依据“比较优势论”、改革开放发展外向型经济以来，我国的对外贸易确实得到了高速增长，但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我国的国际贸易出口质量和水平在整个世界贸易中的地位并不是很高。我们的对外贸易还存在许多不容乐观的问题：我国迄今为止只是贸易大国、生产大国而非贸易强国、生产强国，我们成了世界“低端产品的加工厂”，输出的产品仍以劳动密集型为主，高污染、高消耗、低劳动力价格仍是我国出口商品生产结构的主要特征，自主知识产权和高附加值的产品仍是我国出口商品的“短板”和“软肋”，自主品牌长期以来严重缺失，产业结构单一，自主创新的产品所占出口的比例偏低等，这些问题显然不仅不是能够依据“比较优势论”解决的，不少问题恰恰是在改革开放初期发展国际贸易依据这一理论导致的。如何在克服“比较优势论”带来弊端的同时，调整产业结构、增加出口产品的附加值、开发培育自主产权产品、提高出口商品劳动者的福利、注意开发绿色环保产品等问题，需要我国政府认真思考并加以解决。

四、经济全球化的当今世界已使“比较优势论”失去了基本现实依据和基本指导价值

只要我们静下心来、稍加思考，就会发现“比较优势论”的现实基础基本上已不复存在，一国的“比较优势”在当今注重知识产权保护、注重环保、注重绿色产品开发的国际贸易中早已难以体现尤其是难以持久体现。现实中凡是科技先进、工业基础雄厚的国家，依仗着率先实现工业化、“先行一步”发展带来的资金和技术，可以及时“反哺”、补贴和支持农业等其他产业。另外，发达国家还可以利用出口管制防止高技术产品的输出，还可以借助反倾销、进口配额等非关税壁垒手段实施新的贸易保护主义，防止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对本国制造业构成冲击，并保证扩大自己在进出口贸易中的利益。以美国为例，自19世纪末以来其工业发展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但其农业、轻工业（包括服装、饮料、食品、餐饮等）、信息业、服务业和金融业等第三产业也很发达，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也无法与之竞争。现实中，发展中国家很难通过自己的“比较优势”赶上和超过美国，即使在出口产品上与美国相比略占优势，但发展国际贸易带来的提高国力、造福国民、提高国民幸福指数的好处和“油水”最终还是落到美国等发达国家。应该承认，许多发展中国家只是生产发达国家品牌产品的生产基地，成为发达国家知名品牌的“加工厂”，高额利润基本上落入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账户和腰包（以我国生产的“NIKE鞋”为例，在美国市场销售为53～57美元，我国生产厂家只赚0.5美元，利润相差10倍），自己只是落个加工费、搬运费，整个民族实际上沦为了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打工者，最后留下的只是环境的污染、资源的匮乏和劳动者的疲惫。在当今世界，继续希望借助于“比较优势”发展对外贸易、提高综合国力，显然已成为一种不切合实际、难以实现的美好愿景。

总之，任何理论都是一个时代的产物，都具有一定局限性，都需要接受现实社会实践的检验，都需要在社会实践中不断发展。作为一个在理论形成时既已存在一定空想性和不少“瑕疵”的“比较优势论”更需要不断完善、补充与修正。原有的“比较优势论”在现阶段已不能适应我国国际贸易进一步发展的需求，我们必须解放思想、大胆探索，努力创造出符合中国国情的经济理论。

主要参考文献：

［1］李金铠主编.国际贸易概论.科学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