橘红橘落有谁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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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刘琳（1989―），女，河南鹤壁人，河南大学2012级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近现代文学研究。

摘 要：琦君的中篇小说《橘子红了》讲述了一个让人唏嘘的古老故事，本文从几个主要人物的悲剧命运出发，挖掘女性话语消失的根本原因。

关键词：女性视角；女性话语缺失；婚姻爱情；弃妇；父权意识

琦君的中篇小说《橘子红了》是台湾女性文学的代表作。小说以秀娟这个十六岁小姑娘的视角，讲述了一个古老的弃妇的故事。在城里做官的大伯娶了交际花姨太太，从此大妈便在乡下橘园守了活寡。大伯连娶两房无嗣，为了挽回丈夫的心，大妈为大伯讨了贫家女秀芬做三房，作为产子工具。秀芬却与大伯的兄弟六叔之间发生了一段似有似无无始而终的爱情。大伯回乡与秀芬圆房后，匆匆离开，又在家里添了个弃妇。后来交际花姨太太要带秀芬进城对其实施监控，秀芬在惊吓中流产而死。

作家用女性的视角不动声色地讲述，让人震撼唏嘘。秀芬的死，不只是某个人的过错，真正的刽子手，是几千年来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封建父权制。

写这篇小说的时候，琦君已经是85岁的高龄了。“如再不写的话，我那些敬爱的亲人长辈刻骨铭心的创痛，默默认命的受苦与牺牲，岂非永不为世人所知？”①这不仅仅是几个女人的创痛，更是一个时代的创痛。作者用温婉沉静的充满爱的笔调来讲述一个古老的故事，用无声的控诉产生催人泪下的效果，从而表达对女性的深深关爱和真切理解。白先勇曾说：“琦君在为逝去的一个时代造像，像一幅幅的影像，都在诉说着基调相同的古老故事：温馨中透着隐隐的怆痛。”②

大妈是中国封建社会弃妇形象的典型，也是封建礼教压抑下的柔弱女子的代表。父权时代，女性被压抑的历史处境，决定了她们始终作为沉默无为的第二性存在，接受定义并被规训改造。大妈一辈子信奉的是“女人家一定要做一个贤妻，成全丈夫”，③却逃不过弃妇的命。正如鲁迅说：“女人的天性中有母性，有女儿性；无妻性，妻性是逼成的。”④这和法国女权主义理论家西蒙・波伏娃的名言“女人不是天生的，她是被变为女人的”不谋而合。女人妻性的形成，与男人有关，是男权社会按照男性意志对女人强制性规定和打造的结果。婚姻使女人成为男人的附庸，其女儿性消失殆尽，妻性背后潜藏的是奴隶性。

大妈是封建礼教的最大受害者，将秀芬的死完全归罪于大妈是残忍的。但不得不承认的是，大妈确实在这起凶杀案中扮演了帮凶的角色。她不仅认可并遵从男权话语系统的中心地位，而且以此来引导训诫秀芬。她将毕生所学的为妻之道毫无保留地传授给秀芬，这般好意实则在培养弃妇接班人。无意间，大妈成了封建礼教的卫道士，并为自己拉了一个年轻的生命做陪葬。直到秀芬死后，大妈也未能彻底觉悟。她将从此背负着对秀芬的死的忏恨，这样的活着，比死去的秀芬强多少呢？

秀芬只比秀娟大两岁，却是两个时代的人。秀娟属于封建旧家庭中的新时代女性，在新旧两种思想文化的碰撞下成长，温驯中有着叛逆。而秀芬却只能属于那个过去了的年代。她身上有大妈的影子，最大的共同点是任命，“什么事也由不得我啊！”在六叔和秀娟的影响下，她本来有机会接受一些新思想新知识，却甘心放下自己热爱看的书本，藏起了自己刚刚萌芽的爱情，全神贯注地为自己的丈夫挑花。十八岁的女孩子，本应该享受青春美丽的生命，她却对自己没有一点期望，只是依顺着命运的安排，无怨无尤。

六叔，一个拥有男性话语权的懦弱男人，是最有可能解救秀芬逃出封建家庭的人，最终却选择做封建家长制的帮凶。他有着新脑筋新思想，是新旧交替时代里处于疑惑迷茫的青年人的典型。他追求自由恋爱，但内心根深蒂固的关于人伦、道德的封建思想给他上了无形的枷锁。“世上有很多事是叫人感到无可奈何的”，⑤正是这“无可奈何”四字棒打了多少苦命鸳鸯，埋葬了多少年轻可爱的生命：《家》里的觉新、瑞珏和梅芬，《伤逝》里的涓生和子君，《小城三月》里的翠姨……

爱情在这里面目模糊，在整个男权社会中也都是退居其次的。几本比较浅显的《模范青年》只是让秀芬模糊地看到了爱情的影子，却不能真正去勇敢追求自由的恋爱。她在洞房花烛夜一个人睡在藤椅上，并把六叔送她的笔记本和自己绣的挑花小香袋包在一起藏在箱子角里。这些反抗是基于对青年男女自由爱情的向往而无意做出的，其中暗藏着女性对自我价值实现的向往和女性自我独立意识的悄然觉醒。但这种觉醒只如昙花一现，随即被更为强大的男权话语力量扼杀了。这场没有开花的爱情，对秀芬是致命的打击。她原本就对生命失去了欲望，爱情让她寡淡的生活多了几分乐趣和盼望。但她最终选择了顺从命运，在绝望中抑郁而死。

大伯是男权话语的代表，决定了家里所有人的命运，对于一个没有亲人而又对生活没有期望的柔弱女子，有着巨大的诱惑力。女性声音消失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女性在生理上的软弱，使她对身体强壮的男性产生心理上的依赖。父权时代，婚姻是女人生存的唯一渠道，却也是女人个性即话语权消失的原因。当女性认同了男性的保护，也就接受了男性意识形态的合法化。女人在婚姻生活中甘愿臣服于男人，选择了历史性的沉默，接受父权意识形态对其强制性规定，并把这种外在的强制性规定内在化心理化，心安理得地扮演社会为她规定的角色，主动放弃了话语权。在压迫和依附这种畸形的两性关系形成过程中，女性自身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小说中对二太太的描写只是寥寥几笔，是整个案件的导火索，她的出现直接导致了秀芬的流产乃至死亡。她是小说中的唯一一个反面人物形象，也是千万个妒妇中的一个。在女性意识沉睡的年代，女性因失去话语权而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她们只有依靠男人生存，所以她们只能凭借自己的心计和歹毒为了生存而战，去向男性邀宠。从这一角度来看，这篇小说某种程度上也是一场女人的战争。

综上，琦君作品《橘子红了》中女性话语消失的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父权制下男性话语的侵犯，一是女性对其话语权的自觉放弃。但在女性话语缺失的表面下潜藏的是女性意识的悄然觉醒。当今时代，女性虽得到了某些权利，但女性为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不能停止，女性应该得到和男性相等的话语权。（作者单位：河南大学文学院）

参考文献：

[1] 琦君：《橘子红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

[2] [法]西蒙・波伏娃：《第二性》，舒小菲译，西苑出版社，2009年版。

[3] 刘思谦：《“娜拉”言说》，河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4] 钱虹：《文学与性别研究》，同济大学出版社，2008年。

[5] 常彬：《中国女性文学话语流变1898――1949》，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版。

[6] 李源：《一个寂寞的歌人――论琦君的创作》，《广东社会科学》，1986年第3期。

[7] 陈冰原：《留予他年说梦痕，一花一木耐温存――台湾作家琦君的生活和作品》，《温州师院学报》，1989年第2期。

[8] 盛英主编：《中国女性文学新探》，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版。

注解

① 琦君：《关于》，《洪范季刊》，第65期。

② 白先勇：《弃妇吟――读琦君有感》，收入《橘子红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

③ 同上，第78页。

④ 鲁迅《而已集・小杂感》，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7月，第127页。

⑤ 同上，第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