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殖列传》的经营思想与商业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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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司马迁《货殖列传》通过对春秋到西汉之间“布衣匹夫”的工商业者经营活动的描述，勾勒出汉初商业市场兴旺、活跃的画面。其中提出的经营思想和商业谋略，深刻精道，是为后人留下的宝贵商业文化财富。
[关键词] 司马迁 货殖列传 经营思想 商业谋略
一、破除轻商观念，主张逐利致富的经营思想
司马迁作为古代著名历史学家，同时具有经济学家的头脑，为经济史的发展和经济理论的完善做出了贡献。《货殖列传》可以说是记载中国商品经济发展史实的最早篇章。所谓“货殖”，就是经营货物，以滋殖财富。而货殖者包括专事商品交换、兼营商品生产与交换、从事服务性行业及经营借贷业务等四类与商品有关的职业群体。正像《太史公自序》所说:“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与以时，而息财富，智者有采焉，作《货殖列传》。”它通过对这些“布衣匹夫”的工商业者活动的描述，表达了自己主张“逐利致富”的商业经营思想。
中国历来有“重本抑末”、“重农抑商”、“重义轻利”的传统，就是司马迁生活的西汉时期也是如此。汉武帝曾“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儒家始祖孔子“子罕言利，与命与仁”（《论语・子罕》）的正统观念正是讳言财利的。孟子也说过“仁义而已矣，何必言利（《孟子・梁惠王上》）；而董仲舒更认为“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不能止也”（《汉书・董仲舒传》）。这些思想无疑对当时商业经济的发展起到消极的阻碍作用。司马迁不仅以《货殖列传》为商人立传，而且旗帜鲜明地从多方面强调商业发展的重要性。
他否定老子提出的“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至老死不相往来”的完全否定商品交换的社会模式。指出“必用此为务，挽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货殖列传》，以下引文凡未注明出处者，均见《货殖列传》）。就是说，老子这一套理论已经行不通。因为时代已经变了，人们“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执能之荣使”，所有这一切没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实现的。司马迁主张人们通过自身的努力，成为商业市场竞争中的成功者，从而过上富裕的生活。他引用《管子》一书“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富民思想，进一步发挥说:“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致富求利是人的本性，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货殖列传》中列举了许多可以致富的行业，如稼穑、渔盐、冶铁、博戏、贩脂、卖浆、洒削、马医等，而最快的就是经商。书中列举著名商人如子贡、白圭、范蠡等人的成功事迹，进一步说明自己的商业观点。
如何逐利致富，司马迁认为最重要的是树立致富信心，寻找致富门径。他指出:“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辏，不肖者瓦解。”人才是获取财富的重要条件。财富高度的流动，随时都在进行重新分配，只要具备经商的才能，掌握经商的规律，都有成功致富的可能。至于致富的过程，司马迁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无财作力，少有斗智，既饶争时，此其大经也。”就是说，当一个人产生致富的愿望，而资金寥寥无几的时候，只能通过付出自己的体力去获取原始资本；当他有了一定的资本但尚不充足的时候，就需要运用智慧，找到一些别人没有发现的经营途径，一举致富；而当具有雄厚资本的时候，则要善于抓住时机，果断进行经营，以获取更大的利润。司马迁“争时”获利的思想是非常深刻的，他认识到在商业运作中占有资本与不占有资本以及占有资本多与占有资本少之间的区别。就是说拥有一定数量资本是私人作为财务主体并从事商务活动的先决条件，这与现代私人财务学有着惊人的相似。
司马迁承认求利、求富是人的本性，但同时并不认为求利、求富可以不择手段。他把求利、求富活动分为三等，即“本富”、“末富”、“奸富”。“本富”、“末富”是依靠自身经营的本事“取与以时而息财富”的正当行业，应该鼓励。而“奸富”是“有爵邑俸禄，弄法犯奸而富”，包括“劫人作奸，掘冢铸币”等，则坚决反对，主张严削以“齐之”。
司马迁指出国家对于商业的管理，有多种层次。最好的办法就是顺其自然，对人们的经济生活不加干涉；其次是用利益加以指导；再次是进行教育说服；最下是强制、干涉，与民争利。所谓“善者因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与之争”。司马迁认为，汉惠帝、高后时期，黎民得离战争之苦，君民俱欲休息，政不出户，天下晏然，民务稼穑，衣食滋殖，这是“善者因之”的最高境界。文帝时期，屡次下诏，劝民归农，影响并干预人民的经济活动。在司马迁看来，这是“教诲之”、“整齐之”的二、三等做法。而汉武帝时期，实行盐铁专卖和均衡、平准政策，司马迁认为是与民争利的下策。不难看出，一千多年前司马迁就提出的顺应经济发展规律的自由贸易理论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二、善于学习借鉴，采取灵活机动的商业谋略
《货殖列传》提出“以末治财，用本守之”的商业谋略，认为“本末并列”，是“衣食之原”。但同时又指出，“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商人要具备专门的素质，善于抓住商业时机，并能协调各种关系。而这些正是商业理论发展不可或缺的文化素材。
1.善于学习，提高商业素质。《货殖列传》借商人白圭之口总结了经商者必须具备的素质:“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与，强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就是说，如果不具备以上智、勇、仁、强四个条件，是没有资格学习经商的。《货殖列传》中介绍的商人都是善于学习、注重自身修养、勇于开拓的成功者。白圭提出“人弃我取，人取我予”的经营策略，在粮食丰歉的差价往还过程中，获得丰厚的商业利润。《管子》说他是“只见予之形，不见夺之理”。卓氏和无盐氏也是具有这样商业气质的人。前者借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大量移民的时机，主动要求到“民工于市，易贾”的临邛汶山之下，在那里从事“铁山鼓铸”，发了大财。后者则在汉初放贷给出征平定“吴楚七国之乱”的将士，结果三个月后获得十倍的利息，一举致富。这些都表现出作为商人所具有的独特的职业能力。正像司马迁所总结，“富者必用其奇”，这个“奇”就是坚强的个性，非凡的勇气和准确判断天下大势的智力。
2.从实际出发，采取灵活的经商策略。《货殖列传》中司马迁不厌其烦地列举各地物产，并且告诉人们要“各劝其业，乐其事”。首先，要了解各地的风土人情和社会环境，根据各地资源优势，从事生产和经营。如关中“犹有先王之遗风，好稼穑，殖五谷”；长安“地小人众，故其民益玩巧事末也”；定陶、睢阳有王者风范，但“土地小狭，民人众”，可以“西贾秦狄，北贾种代”；邹地和鲁地“犹有周公遗风”，其“好贾趋利，甚于周人”。由于各地商业环境不同，人们的生活习惯各异，地方物产也不平均，这就要求经商者采取相应的经营策略，以获得最大的商业成功。其次，要抓住经商时机。《货殖列传》记载白圭是最善于抓住时机的商人。他“趋时若猛兽鸷鸟之发”。对于经营的商品，“无敢居贵”，只要价格有利，则尽快售出。司马迁认为，这些经商之术是“有所试矣”，“非苟而已也”，就是说它们经过了实践的检验，并不是凭空臆想出来的。第三，要建立广泛的经济信息网络。《货殖列传》记载子贡“既学于仲尼，退而仕于卫，废著鬻财于曹、鲁之间”。在他追随孔子周游列国时，沿途考察了解信息，极有利于他以后的商业发展。他亦官亦商，常常“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建立广泛的社会关系。其他如南阳商人孔氏“连车骑，游诸侯”；洛阳商人师史“转毂以百数，贾郡国，无所不至”。这些商人与社会上层频繁接触和交往，既与他们做了生意，又借助他们抬高了自己的社会地位和商业影响，形成广泛的商业经营网络。
3.合理制定市场价格，调整农工商关系。《货殖列传》认为市场物价标准是按照“物贱之徵贵，贵之徵贱”、“贵上极则反贱、贵下极则反贵”的规律上下浮动的。商人要根据市场价格变化，随时变更自己的商业策略。《货殖列传》既注意到“薄利多销”，也注意到“经销精品”。在考察诸多商人的经营状况以后，得出“贪贾三之，廉贾五之”（贪商得利为三，廉商得利为五）的结论。为什么会如此呢？原来那些廉明的商人能够考虑消费者的利益，价格低于同行，薄利多销，达到“廉贾归富”的目的。大商人白圭总结出“欲长钱，取下谷”的经验，坚持营销低价的谷物，而大发其财。由于他“乐观时变，人弃我取，人取我与”，被誉为“治生祖”。与白圭的做法相反，子贡则坚持“贵玉而贱珉”的原则，经营昂贵的珍宝玉石。他看重的是经销精品，他要在商品的高进高出中求得利润。当然，不论经营低档的谷物，还是高档的美玉，都必须要保证商品的质量，也就是《货殖列传》中所说的“务完物”。
《货殖列传》总结并保留下来的经营思想和商业谋略，是古代商业经济发展遗留下来的珍贵的文化精髓。今天，商品经济高度发展，仍然需要传统文化营养的滋润。因此，需要我们认真总结、传承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