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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马一关一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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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西汉神爵二年(前60)西域都护府成立后,今新和县境就为中国所有。公元74年,东汉政府重设西域都护府于龟兹它乾城(今新和县境西南部),班超、任尚等先后任都护。

新和是古龟兹国的繁锦之区,又是古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繁华不难想象。

这里有著名的一关三城,即柘厥关、通古孜巴什古城、玉奇喀特古城、它乾城。今夏,我们走马其中的一关一城,柘厥关和玉奇喀特古城的确没有令我们失望。

柘厥关

当英雄们的传说像漠风一样远去,人们留下的只有记忆。在纸页与典籍中,他们仍然鲜活地存在。而普通的人们,只能在残破的城墙边,怀想历史的烽烟。

新和柘厥关遗址,就是这样一个寻梦之地。

雄关遗址:一个王朝的背影

漫步柘厥关遗址,是在凝视一个王朝的背影,同时也是在追忆大唐王朝的荣耀。透过遥远的时空,烈日的正午,大唐王朝边关勇士们出击吐蕃军队的厮杀声依稀可辨。唐王朝所有的光荣与梦想,曾经在这里散扬。

柘厥关遗址位于新和县城西部,距县城17公里左右。我们驱车前往柘厥关遗址探访的当天,天空碧蓝无云,虽已到了夏季,但天气依旧凉爽如春。

这天,是新和县的巴扎天,街道上挤满了赶集市的人们,毛驴车、马车,熙熙攘攘,人声鼎沸。

不知不觉,喧闹的城区刚过,就听见司机师傅说:这就是柘厥关。

我们感到很惊讶,因为在一般情况下,古遗址不是地处偏僻,就是隐于荒漠戈壁,这样一座鼎鼎大名的雄关,距离县城如此之近,可谓身处闹市。

东西关口:遥遥相望旧时烟

从县城到这里有公路,直通入前方的山谷,那是却勒塔格山。路的两边,钻天杨高大苍翠,像列队检阅的士兵,紧挨路边,矗立着一座高大的黑色大理石碑,碑上刻着“唐柘厥关故址”,这是赵朴初先生题写的碑铭。

在蓝天白云下,这座碑显得庄重典雅。不远处,有几座高低不等的黄褐色土丘。其中最高的一座足有8米。这就是唐代柘厥关遗址,因其在渭干河口西岸,也被称为西柘厥关。

绕过葱郁的灌木丛,望着眼前这些残缺不整、看不出形状的土丘,让人心生无限感慨。或许,它们曾经是烽火台、城墙、佛塔。它们记载着什么样的故事?见证过多少英雄的壮举?或者,它们可知道“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的辛酸与悲苦。历经千年岁月之后,这一切都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只剩下这些土丘在默默述说着曾经的故事。

放眼四望,不远处的库木吐拉水电站正日夜不息地运转着。渭干河东岸,零星散布的几处石窟赫然在目,离石窟不远,还有一处古建筑遗址隐约可见。

那就是东柘厥关遗址,它与这里的西柘厥关统称为大唐安西柘厥关。

避开路上过往车辆的“隆隆”声,能听见渭干河水从山涧倾泻而出的声音。俗话讲,望山跑死马,看着却勒塔格山和渭干河就在眼前,其实远着呢!

关隘本意:御突厥于关外

“柘厥”又作“拓厥”,在唐代,古代新疆人用“柘厥”做寺、关或烽戍名称很普遍,因为这一切与西突厥在西域的活动有关。可见,不论是“柘厥关”还是“拓厥关”都与突厥相关。

唐王朝建立以后,对西域地区逐渐强大起来的西突厥用兵。公元640年,唐军打败了追随西突厥反唐的高昌王朝,并且在吐鲁番地区设安西都护府。西突厥又挟制当时的龟兹王与唐朝政府为敌。面对这种情况,唐朝再次出兵,打败了高昌。

随后,唐王朝在丝绸之路天山南北道的各地设焉耆、龟兹、碎叶、疏勒等都护府,并于公元648年,把安西都护府移至龟兹,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建立了柘厥关。

柘厥关关城建于渭干河口,可谓是天然屏障,这里地势险要,河道狭窄,且关口东通安西都护府,西连中亚逻斯,北接伊犁草原,南抵疏勒镇,是唐代热海道上的要害之处。在此建关,对于护卫安西都护府的安全,保证丝绸之路的畅通,促进中西经济、文化的交流,都具有重要意义。

渭干河水流湍急,东西柘厥关正控扼南北要道,建关后以吊桥连通。当年,唐朝驻军只需切断桥口,依靠大山、峡谷及河流形成的天然屏障,就能很轻易地将敌人堵在关口之外。

千年时光:柘厥关得失几回

仅在唐一代,渭干河口的柘厥关就历经了数百年的风雨沧桑。

柘厥关建关不久,吐蕃人第一次入侵龟兹,时隔不久,唐军打败吐蕃人收复安西和龟兹。柘厥关守兵在配合唐军大部队上起了重要作用,吐蕃人的迅速溃败与柘厥关对之控扼有密切关系。

这次事件给了唐高宗一个教训,就是不应将驻守于龟兹的安西都护府撤回西州。于是公元658年,唐政府又重新将安西都护府移至龟兹国。

从克孜尔石窟谷内区和谷东区洞窟内留下的大量表现吐蕃人勇武征战场面的壁画上看,由于下游柘厥关唐军的有效防守,吐蕃人当时被阻于克孜尔石窟一带,军卒无事可做,就利用闲暇将吐蕃人打仗和生活的场面刻画于外庙墙壁上。

吐蕃的此次进攻,导致东汉以来开凿的西域最大的石窟寺院——克孜尔石窟的湮灭。战火中,石窟寺的僧侣们四散逃命,此后,克孜尔石窟的梵呗香火转移到库木吐拉石窟。

吐蕃人万钧雷霆般的进攻,极大震动了唐朝廷上下,唐朝廷痛定思痛,开始意识到唐朝对西域政策的失误。关于这一点,聪慧睿智的武则天指出唐经略西域的失策在于“不善守”。于是,唐在长寿元年(692)发兵收复安西之后,以“汉兵三万”驻守在龟兹境安西的各个关城和戍堡。

渭干河口的柘厥关得到扩大和加强,局势十分安定,胡汉僧侣纷纷前来开窟建寺,于是以“柘厥”为名称的东、西柘厥寺等石窟寺院均有发展。

唐长寿年间,安西大治,龟兹佛教事业重又恢复。不过对当时经过动乱的佛教徒而言,对已被战火废弃的克孜尔石窟心有余悸,转而来到地近安西都护府,又有重兵把守的柘厥雄关护卫的库木吐拉石窟继续从事佛事活动。

有唐一代,对柘厥关的争夺来回数次,东西关门浸满战火灰烟。

眼前关山月冷,大漠吹寒。柘厥关沉默了上千年,被时光雕刻成了一片废墟。这里曾经战马嘶鸣,这里曾经战旗招展,这里曾经篝火熊熊;这里,曾经有大唐王朝的荣耀与梦想。

今时的渭干河口,不再是昔日边塞那种“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的荒凉和萧瑟,而是绿树环绕、车水马龙的繁华。

而千年之前就耸立在这里的柘厥关,成为这段千年史的见证与旁观者。雄关无语,人却有情。在历史与现实之间,柘厥关贯通了千年时光。

玉奇喀特古城

离开烽烟火起、战马嘶鸣的关隘要塞,我们继续拍马前行,往新和县城南部的玉奇喀特古城而去。

玉奇喀特古城,当地人称“玉什喀提”,维吾尔语的意思是“三重城”之意。

自上世纪20年代末,国内外考古学家及区内考古部门对该古城进行考古调查以来,出土文物极其丰富,有铜质“李崇之印”、“汉归义羌长印”两枚,并出土有耳环、项饰、帽缨等各种饰物。

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田卫疆和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张平等专家联合撰写的一份研究报告中得出结论,长期以来国内外考古学界迄无定论的西汉后期都护府的府治,就是玉奇喀特古城。

古城距新和县城西南约18公里,呈内城、中城、外城三重形制,属西汉军事戍堡。古城规模宏大,占地近2000亩,是目前阿克苏地区最大的一处汉代军事戍堡。

如今的玉奇喀特古城,由于自然与人为因素,其原貌已荡然无存,古城墙、建筑物也早已灰飞烟灭,仅剩下几堵断壁残垣,孤寂地伫立在车来车往的现代公路旁。漫步在昔日的古城陵墟中,虽尘沙不语,但依旧能感受到它曾有的繁华和辉煌。

尘沙不语辉煌

在县里干部的陪同下,我们走进了玉奇喀特古城遗址。

来之前,虽然已经知道古城原貌不存,但当古城真真切切地摆在我们的面前时,仍让人顿生感时伤怀之情。

弃车步行数米,我们被告知:“中城的古城墙就在这里,对面是古城的外城。”几番指引下,我们才注意到,公路的对面,在白杨的映衬下,隐约有一段段古城的遗迹。而我们的脚下就是玉奇喀特古城的内城和中城。

中城和内城虽还有相对完整的墙基,但和外城一样,大部分地方,已被一片绿油油的麦田占据,几位农民正在中城里弯身劳作着。

站立在残留的城墙上,放眼望去,那依稀可辨的三层城郭,因岁月的侵蚀,早已看不出丝毫昔日古城的风韵。

一条通往玉奇喀特乡政府的公路将整个古城一分为二,内城中,红柳、沙棘、小麦丛生,这让人很难想象出古城曾有的繁华,只有地上那些零星散布着的细小红色陶片,才能让人把它与古迹联系起来……

只识“衙门”面

内城的城墙边,一个简易的草棚吸引了我们的目光。绕过草棚,我们来到了三位正在劳作的老乡面前。

“你好!”一位40多岁的老乡用不太熟练的汉语和我们打着招呼。

“老乡,你知道这以前是什么地方吗?”

“不知道!”

“村里有人知道吗?”

老乡憨厚地笑着摇了摇头。

同行人员说,现在的人很少知道有关古城的历史了,只有一些年纪大的老人还会把中城和内城这片地方称为“衙门”。

“衙门”的称呼可能与古城的历史传闻有很大关系。

两枚印章,一地烽火

来到内城,站在两三米高的城墙上,一个长约400米、宽约200米的城池映入眼帘。内城这个丝毫不起眼的小土坑中却有着不少的历史。

就在这附近,1928年,我国著名考古学家黄文弼先生在此考察时,发现了西汉最后一任西域都护李崇的私人印章——“李祟之印”。1953年,人们又在此发现了“汉归义羌长印”,随后又有“常惠之印”的铜质印章出土。除此之外,这里还出土了大量的各种饰物:如耳环、项饰、帽缨等,均为1~6世纪的遗物。

“李崇之印”与“汉归义羌长印”的相继被发现,确定了玉奇喀特古城是西域政治军事中心的所在地。

这个小土坑承载了多少英雄的功绩。

西域——中国西部的疆域,这一名称自从在司马迁的《史记》中出现以后,直到2000年后的清朝,才被“新疆”这个名称所替代。

在两汉王朝统一西域之前,包括玉奇喀特古城在内的天山南北大多数地区人民,一直处在匈奴人的铁蹄之下。

汉宣帝神爵二年(前60),西域各国终于投入到祖国的怀抱。这一年,西域都护府在乌垒城(今轮台县策大雅南)设立,郑吉成为第一位西域都护。

西汉时期,曾担任过西域都护职位的就有18位,李崇是最后一任西域都护。

“为了祖国的统一,李崇就战死在这里。”听着同行人员的解释,恍若再次置身于那个金戈铁马的年代。

“公元16年,王莽新制时期,龟兹国受到匈奴侵犯。新任都护李崇率军进入西域,亲自带兵攻打匈奴,可惜战败,并战死疆场。”

“按古代‘印随官行’的规则,作为李崇本人印章的‘李崇之印’出土在玉奇喀特古城,这充分说明李崇保卫龟兹国时是以玉奇喀特古城为都护府的。”同行的人说。

“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无论如何,作为最后一任西域都护的李崇,他将自己的印章留在了玉奇喀特古城,也将自己永远地“留”在这里。

也许,他就在我们脚下。

龟兹故都之争

“‘汉归义羌长印’又是怎么回事?”环视眼前这个几乎看不到的“城池”,我们感到很好奇。

“西域都护府建立后,包括龟兹、姑墨、温宿等各国在内,便成为汉朝疆域的组成部分,自此,天山南北各地便在中央政府的管辖范围之内。汉朝中央政府直接任免西域都护,册封当地首领,颁发印绶,让其管理地方日常事务。‘汉归义羌长印’就说明了当时中央政府的这一举措。”

同行人员的解释让我们联想到历史学家陈世良的一个观点,他认为:“汉归义羌长印”应该是与李崇共进退的龟兹王所拥有。因此,王莽末年,当时的龟兹王为了躲避匈奴,曾迁龟兹都城于玉奇喀特古城。

对于龟兹国都的历史变迁,目前史学界尚无定论,但提及“俗有城郭,其城三重,其中佛塔庙千所”的龟兹国,就得涉及“三重城”这一字眼,也就必然提及玉奇喀特古城。

无论如何,玉奇喀特古城重要的历史地位是不容置疑的。它和柘厥关一起,记录着曾经有过的硝烟战火,传递着千年之前的历史信息。

“一关一城”的存在,见证了一段段英雄壮举,抒写着一页页英雄史诗,对它们远隔千年的倾诉,需要我们静心地倾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