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政策 避大险 趋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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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股市是政策市。历来政策里面出大机遇、大风险。暴涨和暴跌，往往都是来源于政策调控的不当或者得当。从经验看，政策面影响股市最深远的，在于宏观经济政策、利率政策等，而调控股市最直接的，则是供求关系、监管和舆论导向。

从宏观经济政策和利率政策看，收缩性的宏观经济政策，以及利率政策往往带来股指的大跌。例如1993、1994年针对经济过热而推行的“治理整顿”，以及利率的不断提高，导致股市1994、1995年连续走熊。最高曾经从1558点下跌到325点。最大跌幅79.1％。最长调整时间长达36个月。最大跌幅并不比2000年初以来美国纳斯达克的跌幅小。其根本原因在于：实行收缩性的宏观经济政策，以及不断升息，一方面导致资金向银行回流，一方面导致企业的财务成本等不断上升、企业扩张困难、效益下降。也即：购买股票的资金少了，同时上市公司的业绩下降了、市盈率高了。

相反从1996年5月开始，采取松动性、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以及利率的不断下调，带来了1996、1997年的大牛市。股指从1996年元月的512点启动，到1997年5月中旬的1510点，最大涨幅194.9％。运行时间长达16个月。期间出现诸多涨幅超过10倍的股票；深市股票的炒做结果之一是：深市曾被称为“傻子也能赚钱”、“越傻越赚钱”的宝地。“不怕套、套不怕、怕不套”的豪言壮语，也是诞生于1996、1997年“热火朝天”的年代。松动的、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一直绵延至今，这是不断出现波段性上升行情的重要基础之一。

影响股指最直接的是供求关系、监管、以及舆论导向。这体现了管理层对于股市作用的态度。1996年12月的暴跌、1995年5月之后的暴跌，直接导火线都是管理层通过媒体干预股市的“过热”。1996年12月中旬甚至了巨额的新股发行额度以大扩容来调控股指。同时还通过重新恢复实施涨跌停板制，抑止过渡投机。其结果是：1996年12月股指从最高点1258点直跌到当月的最低点855点，最大跌幅32％；之后1997年元月、2月大多时间在870点上方整理。1997年5月股指从最高点1510点直跌到9月的最低点1025点。最大跌幅也为32％。

而1999年的“5.19行情”、2000年的“2.14缺口”，助推器都是管理层强调“恢复性行情”。2000年2月的“十条”，则以实施新股配售、允许券商抵押融资、允许三类企业入市等扩大资金供应的手段为主。结果是：1999年的“5.19行情”，股指从1047点涨升到1756点，最大涨幅67.7％；而“十条”的效应，则使股指从1999年12月28日的1341点，波段性上升到2001年6月14日的2245点，最大涨幅167％。

2001年6月14日之后的行情，更是凸显了政策市的风险和机遇。实施国有股减持、数千亿元违规资金退出股市、券商挪用客户保证金归位、上市公司增发无度、加强监管爆出银广厦等一系列黑幕，导致股指从2001年6月14日的最高点2245点，暴跌到2001年10月22日的1514点，跌幅32.56％；10月23日宣布暂停国有股减持，导致股指从1514点暴涨到1744点，涨幅15％；之后技术性回落到1550点之后，宣布降低印花税，导致股指又从11月初的1550点上行到12月初的1776点，上行14.6％。之后由于取消PT制度、实施直接退市制度、以及2001年报的预警预亏，股指从12月初的1776点直下2002年元月底的1339点。2002年元月底管理层召开“市场分析座谈会”，股指又从1339点展开反弹，并且借助第8次降息等诸多利好，展开从元月底1339点最高上行到3月下旬1693点的波段性升幅。最大涨幅27.2％。之后由于2001年报水准大幅度下降，股指从1693点下跌到2002年6月初的1455点，终于在6月21日，在降低佣金、新股配售、推出180指数、停止国有股减持等诸多利好的综合作用下，股指展开新一波上升。从1455点低点到1748点的波段性高点的幅度计算，最大涨幅20％。

由上述回顾可以看出：在“有中国特色的证券市场”，股市不但是经济的晴雨表，而且是政策的晴雨表，是管理层对股市态度的晴雨表。宏观经济政策、利率政策影响中远期。而供求关系、监管、舆论动态，影响中短期。在中国操作股票，的确要看清政策才能避大险、趋大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