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矛盾到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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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基于英国作家劳伦斯颇受争议的小说《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的成书、出版、汉译、研究中出现的种种矛盾现象，总结出本书确实是一本充满艺术的矛盾统一性的小说。正文从三方面详细阐述了矛盾性所在：人物居住环境的相互间矛盾，人物性格的相互冲突，以及人物内心无时不刻的激烈交锋。矛盾最终还是归结于作者以求人类找回血性，回复和谐的目的。

关键词： 小说《查泰莱夫人的情人》 矛盾 和谐 三个方面

一、引言

1929年在巴黎出版，直到1960年才在祖国开禁的长篇小说《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以下简称《查》），为作品风格跨越了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英国小说家D.H.劳伦斯生前招来了唾弃与骂名，身后树立了不朽丰碑。这部连大诗人T.S.艾略特都颇有微词的小说在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遭到了审判，审判传唤了文坛众多名人，其中大学教师霍嘉特当被问及此书是否“恶毒”时，坦然回答：“不恶毒，这书讲道德，甚至有清教之嫌。”这样的回答显然与书中大段坦率的描写给人的印象不一致，而其后作证的大文豪福斯特的回答更是让法官目瞪口呆：“我认为刚才［霍嘉特］的描述是准确的，尽管人们对此的第一反应是自相矛盾。”“矛盾”一词其实正是对此书极为准确的一个注解。

这样“矛盾”而惹来无数争议的书传到中国译成汉语注定是曲折的。虽然早在1936年就由饶述一由法语本转译并在1984年再印，但自那之后的数十年间，汉译《查》本在中国出版的屈指可数，这与劳伦斯其他几本著名长篇《儿子与情人》、《虹》、《恋爱中的女人》动辄十数本甚至几十本的汉译本、经常复译的情况相比，与其地位不符，也与其在文学研究界与日俱增的论文论著数量不符。最显著的一个例子便是2004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赵苏苏译的一个崭新《查》译本，据学者统计，不只使用了大量汉语俗语和委婉语来归化翻译所谓“敏感”部分，更是删掉了几百个有关性器官或描写的文字和几十页原文不译（刘元秀，2006：66），这实在是跟出版此书、介绍国外文学文化语境的初衷背道而驰。而究其原因，还是如法国“操纵派”翻译理论家勒菲弗尔所说：“文学翻译如同其它一切翻译，从原文本的选择，翻译的具体操作，以及译本的接受情况都受到译语文化语境的制约，译者并非是绝对自由的‘舞者’，而是要受到目的语文化的赞助系统、意识形态和诗学的影响。”（Lefevere，1992：15）

出版时文本与源语文化环境、时代背景的矛盾，译介到别国时文本与译语、译语意识形态、诗学的矛盾，统统可以追溯到作者劳伦斯本身和这本小说本身的内在“矛盾”（paradox）。劳伦斯本身的矛盾可以从他的自传性小说《儿子与情人》中看出一些端倪。对母亲独占式的爱的若即若离，对给予他柏拉图式恋爱的第一个情人的始爱后恨，对给予他肆意放纵的肉感的爱的第二个情人的既沉迷又厌恶，都指向了劳伦斯成长时期的人格矛盾性。而对以他父亲为代表的矿工阶层的矛盾看法更是贯穿了他一生的思考，在《儿子与情人》和《查》中都有明显反映。以下从三个方面分析《查》这本惊世骇俗的小说中矛盾又统一的元素，以期揭示劳伦斯为何穷其一生来求证人类社会重返和谐的密码。

二、《查》的矛盾性

1.环境的矛盾

正如劳伦斯的同胞、他的前辈与研究对象托马斯・哈代在他的威塞克斯系列小说里所反映的那样，环境与性格对人物的命运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而当我们回头来看《查》这本小说里的两个男人时，更是发现他们有着如同南北极一样昭然对立的生存环境与性格特征。守林人梅勒斯生活的森林，许多劳伦斯一致认为是充满基督教圣经意味的象征物，即亚当与夏娃最初生活而后因偷吃禁果被上帝驱离的伊甸乐园，而小说中康妮与梅勒斯确实在此相爱并且多次密会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个判断的准确。在劳伦斯的心中，森林是充满生机的，是孕育生命的场所，所以才会有诸如康妮看到梅勒斯背身洗澡、两人赤身淋雨的场景。在这里，劳伦斯所谓的人的血性（blood-consciousness）得到了尽情的表现和宣泄，而根本没有工业革命车轮带来的纷纷扰扰和虚伪矫饰的上流社交。因此，有学者提出可以把森林看成是劳伦斯同期涌现的心理学鼻祖弗洛伊德著名的性格分析理论中“本我”的象征（资云南、安鲜红，2008：102）。

这无疑与克利福德・查泰莱生活的死气沉沉的勒格贝大厅形成鲜明对比。勒格贝大厅是查泰莱男爵世袭的豪宅，象征着贵族统治阶级和灭绝人性的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事实上，在这样的地方，他只是终日坐着轮椅与妻子或者女仆人高谈阔论他的创作、生意经和对爱情的谬论。勒格贝大厅见证的是一个个跟克利福德本质上一样虚弱、没有血性的男人的来访，见证的是他和康妮发生的无数次争吵，以及他寻求女仆理解和安慰的可笑场景。他在唯一一次离开这个阴郁的环境到他的事实上的情敌梅勒斯的生活环境去的时候，却因为轮椅故障且自己无力的下肢不能挪动半步而困在原地，恼羞成怒，最后还是梅勒斯来施以援手，他的孱弱愚笨和梅勒斯的强壮精干全被在一旁的康妮看得一清二楚。这一幕实在是劳伦斯直接把两个环境孕育出的两种性格摆在一起对比的妙笔。

2.人物间的矛盾

正如上述，环境与性格影响人物命运，而环境与性格这两大因素之间又何尝不是互相制约。生存环境日复一日淘洗染色着人物性格，使此人变得愈发跟环境贴切起来，简直不分彼此。

在《查》中，梅勒斯虽然出身低微，但却是一个充满活力的人，对两性有着独特的见解。他的前两个女友一个执着于柏拉图式的恋爱，一个虽然极其缠绵但对性生活断然拒绝，逼得他只能找一个粗俗但肉感的女人草草结婚，这里我们仿佛又看到了《儿子与情人》中的主人公。总而言之，梅勒斯追求生命本真快乐，藐视社会道德，也正因为此，他无法见容于社会，只好当个守林人，做一个事实上的遁世者。然而在森林这个象征意义上的人类血性的起源地，他终于找到了他需要的爱，在这里汲取了生命力。直到代表世俗力量的他的妻子追到树林，将他和康妮的事情抖得沸沸扬扬，他才被迫出走，宛如亚当和夏娃被上帝驱逐。此时的他们已经重获生机，因此离开伊甸园也无所谓。这也是为什么有学者总结道：“在劳伦斯的心中，梅勒斯是生命力的象征，是垂死英格兰的救世主，只有当所有的英国人都恢复原始的生命活力，英国才能得到救赎，恢复生机。”（资云南、安鲜红，2008：102）

而相反，克利福德・查泰莱男爵代表的正是垂死的英国旧权势――贵族和上流。他和他居住的勒格贝大厅一样，阴郁、死气沉沉，预示着西方工业文明的末日即将来临。他既是他的阶级的代表，同时又是他的阶级的牺牲品，他在一场掠夺和瓜分阶级利益的战争中失去了生殖能力，这也是这本充满象征意味的杰作中又一个为文学评论家津津乐道的手笔，生殖力的丧失不正是代表他身后的整个阶级的末日已经来到？但是他和他的阶级又不甘心就这样失败，于是才会发出允许康妮“同一个体面人无爱而孕一个孩子”的谬论，以求延续他们之间干枯的爱情和他自己的贵族血脉，但是一旦听康妮亲口说出她腹中的孩子的生父居然是他的仆人，一个服务他们阶级的下层人时，他心里的虚弱遭到了前所未有的重击。

由此明显可以看出，两个男主角的性格对比是他们生活环境对比的延续，从艺术手法上来说，是强化了没落势力的腐朽气息给读者带来的厌恶，而对注入血性后获得拯救的新生活充满了期待。

3.人物心理的矛盾

现代主义的一大手法便是加强了对人物内心深处的分析，即Psycho-analysis，而劳伦斯正是这一手法的大师，丝毫不逊色于他果敢的性描写。精神分析贯穿于他的四部主要长篇。在《查》中，“劳伦斯大量使用了能灵活描述内在思想和心理经验的语言与风格。他笔下的人物总是处于冲突与对立之中，因而在价值评判层面上我们发现众多‘独立而互不融合的声音’，形成复调叙述”（熊沐清，2001：30）。而正是这种看似矛盾的格调，凸显了时代变化。小说中尤其以对康妮和梅勒斯的分析为透彻。

总的来看，康妮的矛盾突出表现在她认识梅勒斯前后的生活巨变。“在她遇见自然人梅乐斯的前半生里，她先是把纯精神交谈看作最重要的事，爱情只是陪衬品，然后是其丈夫克利福・查泰莱的伤残和勒格贝客厅里社会名流们对爱情的诋毁和窒息”（朱法荣，2002：100）。无能的丈夫压抑着康妮的本能，而她无意中窥见梅勒斯洗澡后，便忍不住心潮澎湃。但是她又受制于查泰莱夫人这个头衔带来的道德约束和对丈夫的一丝留恋，毕竟梅勒斯不是什么丈夫口中的“体面人”。“她害怕自己对他的爱慕之情，但又不愿意立即与此抗争”（黑马，2010：139）。所以有学者把她的这种内心纠结比喻成头发被缠在树枝上的《圣经》人物押沙龙，进退不能（黄文璐、魏蔚，2009：109），这种说法是十分准确的。

而另一位主角梅勒斯的内心也充满了矛盾。他力图摆脱卑微的出身，但终于入伍之后才发现自己根本不属于这个阶级，没有生命力，只有金钱。爱情与婚姻上屡屡受挫也让他心灰意冷，于是他幻想在森林里遁世，直到遇到康妮，重新勾起了他对生活的向往。他们之间有天然的距离，“他几乎比她年长十岁，论经验，他是底层出身”；但是他也看到了希望，“但他们之间的距离在缩短。他能看到这道鸿沟弥合的那一天，他们能生活在一起”；可是“然后呢？然后呢？他必须从头开始，从无开始吗？他必须缠住这女人吗？他必须与她的残疾丈夫发生可怕的争执吗？……太多的痛苦啊！再说他已经不再年轻，不再青春勃发。他也不是漫不经心的那种人。任何一点痛苦和丑陋都会伤害他，也伤害那女人！”（黑马，2010：147）

可也正是通过反复的内心矛盾，两人历经洗礼，最终能坚定地走出森林、离开那座阴郁的豪宅，迈向崭新的未来。结局没有明确说明两人是否各自离婚，结合到一起，这可能也是囿于真实社会现实的无奈，但是无疑充满了希望，正如康妮腹中的新生命一样。

三、结语

因此，《查》作为劳伦斯生前最后一本也是最成熟的一本长篇小说，无疑充满了这种人生与文学的矛盾统一性。正如劳伦斯自己对爱情的追求、对父亲的认识最终实现了矛盾后的和谐一般，在他人生最后一段时光里他终于攀上了文学创作的巅峰。劳伦斯在1929年9月12日写给D.V.Lederhandler的信中明确表示，在《查》一书中，他大量使用了象征手法，他认为所有的艺术都被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赋予了象征意义（朱通伯，2003：349）。难怪有学者说，整本小说本身已经成为了英语文学中一个巨大的象征符号，而这个符号永远会成为文学爱好者与研究者难以割舍的一部分。

参考文献：

［1］Lefevere，Andre.Translation，Rewriting，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M］.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1992：15.

［2］D.H.劳伦斯著.黑马译.查泰莱夫人的情人［T］.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139，147.

［3］D.H.劳伦斯著.朱通伯选编.劳伦斯论文精选［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349.

［4］黄文璐，魏蔚.《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与圣经典故［J］.福建教育学院学报，2009，（5）：109.

［5］刘元秀.译语文化语境对文学翻译的操控――《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新译本初探［J］.四川教育学院学报，2006，（7）：66.

［6］熊沐清.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及糅合――劳伦斯叙事的二重性特征［J］.外国文学研究，2001，（2）：30.

［7］资云南，安鲜红.从精神分析的角度解读《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中的象征手法［J］.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1）：102.

［8］朱法荣.D.H.劳伦斯的起点和终点――评《白孔雀》与《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创作主题的相似性和连续性［J］.山东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4）：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