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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艺术发展的时空关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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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是表演艺术,是人体内在的爱与外在的美神韵的再现,也是天人合一的协奏曲。《列子・汤问》曰:“瓠巴鼓琴而鸟舞鱼跃。”《易・系辞上》载:“鼓之舞之以尽神。”贾拉路丁・鲁米诗云:“你跳舞时,整个宇宙也在跳舞。”追溯文明之源头,可以看出,舞蹈与诗歌、音乐结合在一起,是人类历史上最早产生的艺术形式之一。作为一种艺术样式,舞蹈构成于“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总体来看,颇具东方特色的中华民族舞蹈艺术的生成与发展恰恰是舞蹈艺术本身的时间与空间特征的相互关照、协调统一的结果。有鉴于此,本文在中华舞蹈艺术发展的空间范围内,依循艺术发展的时间线索探究它的时空关照问题。

一、舞蹈艺术发展的时间性

舞蹈艺术的发展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依附社会的发展,在生活中通过劳动而达到目的的,所以舞蹈艺术本身不可避免地留有时代的烙印,具有鲜明的时间性。中华民族历史悠久,灿烂的舞蹈文化达到了极高的境界。这种境界是经历了漫长的时间沉积、发展而来的。

我国的舞蹈,夏商时代才进入表演艺术领域,出现专业舞人。青海大通上孙家寨出土的“舞蹈彩陶盆”生动而传神地记载了这一史实。尽管舞人的身份是奴隶,但是他们为我国舞蹈艺术的发展作出了贡献。据传,夏桀时期的舞蹈是“以炬为美,以众为观”,可见当时舞蹈的发展已具相当水平,否则是达不到这种审美要求的。商代是一个神权盛极的朝代,巫的地位是很高的。能够用占卜来传达神旨的都是一些巫师,巫师都是舞蹈家。《说文》曰:“巫,祝也,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舞形,与工同意。古者巫咸初作巫。”巫咸是传说中的商代大知识分子、天文学家,他的名字也见于《山海经・大荒西经》“灵山”条,举有十巫,能升降于天,这不是一般的人所能做到的。巫师有特殊的步伐,即通过巫舞而步入天堂,又归到地上,所以学巫先需学舞。在巫人的祭祀中有“巫舞”和“傩舞”,同属巫舞,但由于傩舞具有较强的时代性,反映了人们与自然的抗争精神,经过数千年的传承,流传至今,并影响了日本和朝鲜半岛等地。到了宋代以后,傩舞这个较有影响的艺术形式,受到了时间的考验,被融入了当时的戏曲之中,发展成为“傩戏”。正是这一发展,使这个极具生命力的戏引起了世界,特别是亚洲的极大关注。

大唐帝国在我国历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在舞蹈艺术上也取得了相当的成绩,可以说是我国舞蹈艺术的又一高峰阶段。其中最具影响的有《九部乐》、《十部乐》、《坐部伎》、《立部伎》、“健舞”、“软舞”等。此外,还有《踏谣娘》等颇具戏剧因素的歌舞戏,在当时也很流行。沿着这种趋势,到了宋元以后,直到明清时代,戏曲兴起,而原来的作为独立的表演艺术品种的舞蹈逐渐趋于衰落,但是被吸收、融合在戏曲中的舞蹈,形成了一套严格的训练体系和表演方式及程式。戏曲主要表演手段有唱、念、做、打四功,其中的做与打都是舞蹈或舞蹈性极强的动作。

纵观舞蹈艺术发展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每个历史时期流行的舞蹈形式都不仅适应当时的时代潮流,还保留和发展了前代的舞蹈艺术,这就是舞蹈艺术发展的时间性,它不仅是某个时代的代名词,而且是一个流动的时间概念的体现。

二、舞蹈艺术的空间特征

社会学家告诉我们,在有文字记载的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人类经历了不同的历史时代,有过不同的生产方式和生活内容,人类的舞蹈艺术正是在这种多样的生产方式和生活内容的基础上由低级向高级逐步发展起来的。所以,要想使舞蹈艺术的欣赏、创作、发展达到较高的境界,仅仅注意舞蹈艺术的时间性是不够的,还要注意到舞蹈艺术发展的空间性。

舞蹈不但是艺术形式,还反映生活,有历史背景。特别是民间舞蹈,它与各族人民的风俗习惯、生产劳动、等紧密结合,这便是舞蹈的空间特征。我国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生产、生活方式,从而也就形成了独特的舞蹈艺术。如汉族的秧歌、狮舞、龙舞,藏族的锅庄,蒙古族的安代、查玛,傣族的孔雀舞,苗族的芦笙舞,朝鲜族的农乐舞,壮族的蟆拐舞,满族的太平鼓舞,彝族的跳左脚,等等。千百年来深深根植于社会生活中的各族民间歌舞,一直伴随着人们的繁衍生息传承发展。从各民族所居住的地域范围讲,这些舞蹈具有鲜明的空间性。恰恰是这些地方舞蹈的个性差异和相互兼容,才使得我国舞蹈艺术的百花园姹紫嫣红、长盛不衰。透视舞蹈的演变过程可以发现,此类现象俯拾即是,屡见不鲜。早在汉武帝时,张骞出使西域带回西域乐舞资料,但是在那时还是少量和间接的。到了南北朝时期,丝绸之路已经畅通,中外的物质和精神文化交流频繁,西域诸国来朝,于是龟兹、疏勒、安国、唐国之乐齐聚长安,著名的龟兹乐人苏祗婆就是随从突厥王后阿史那氏来到中原的,自此形成了女爱胡装、伎务胡乐的风尚,促进了中原乐舞与外域乐舞的相互学习和交流。如《西凉乐舞》不是西凉的乐舞,而是龟兹乐与中国乐混合而成的。龟兹舞乐当是舞蹈地域空间交流的典型代表。龟兹舞乐是诞生于我国古代新疆地区的舞蹈和音乐,是以龟兹人为代表的我国新疆古代民族的伟大创作,也是西域史上著名的龟兹文化和西域舞乐的杰出代表。在人类的文明史上,丝绸之路的开辟带来了东艺西渐和西艺东渐,东西方都受到对方艺术之熏染,汲取对方艺术之精华,为东西方乐舞的交流和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三、舞蹈艺术发展的时空关照

舞蹈艺术的完善与发展,包括创作,都离不开艺术的时空关照。靠一种单一舞蹈艺术的发展,或仅靠几种不同形式舞蹈的交流都是无法达到舞蹈艺术发展的完美境界。只有既注意到舞蹈的时空性,又注意到舞蹈的空间性,舞蹈才能发展到一个鼎盛阶段。在隋唐时期,由于政治稳定,对外贸易发达,国家强盛,文艺有了很大发展,乐舞也呈现了鼎盛局面。当时隋朝的乐舞基本上是把南北朝留下来的乐舞和百戏集中起来加以发展,隋文帝开国初年制定出《七部乐》,即《国伎》、《清商伎》、《高丽伎》、《天竺伎》、《龟兹伎》、《文康伎》、《高昌伎》,隋炀帝杨广增加《康国伎》和《疏勒伎》,成为《九部伎》。这些乐部,每部都包含舞蹈,来自不同地区与民族。此外,唐代很流行的《柘枝舞》的发展、完善过程,充分说明了舞蹈艺术发展的时空关照特性,也证实了艺术发展的一条规律:一个民族、一个地区的舞蹈,传入另一个民族和地区时,必然会相互影响,无论是艺术风格还是表演形式,都会按照流传地区人民的传统艺术形式及欣赏习惯发展变化,并加以创新,经长时间的融合、完善,进而达到完美阶段。

考察我国舞蹈艺术发展的历史,我们会发现有两条主线贯穿其中:其一就是发展(即舞蹈艺术的时间性);其二就是交融(即舞蹈艺术的空间性)。作为颇具东方特色的中华舞蹈艺术,在很大程度得益于丰厚灿烂的中华文明的艺术底蕴,没有这个底蕴就谈不上舞蹈的发展,所以挖掘、继承、发展古代传统的舞蹈艺术是极其重要的。从另一个角度讲,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每个民族生产、生活方式、宗教的差异,使舞蹈艺术具有鲜明的地域特性。随着国家的统一,各民族之间文化交流频繁,舞蹈艺术的发展也迎来了历史的机遇。它必然会在不断交流中不断改进、提高、创新,通过舞蹈艺术的时间性与空间性的相互关照,协调统一,使舞蹈艺术达到更完美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