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级并无阴谋”
开篇：润墨网以专业的文秘视角，为您筛选了一篇“评级并无阴谋”范文，如需获取更多写作素材，在线客服老师一对一协助。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8月初，美国三大信用评级机构之一的标准普尔将美国评级自AAA下调至AA+，美国评级结束了近百年的最高信用等级，此后评级下调影响席卷全球金融市场。
此事将标准普尔置于聚光灯下，围绕其评级的结果亦是争议不断，美国政府甚至直接质疑标准普尔的职业水准。
而这标志性事件的背后人物，正是被誉为美国评级下调“三剑客”之首的标准普尔全球政府和国际公共产业评级主管大卫・比尔斯（David Beers）。
此前，一路将希腊的信用评级降至接近垃圾债级别、令欧盟救助困难雪上加霜的，均有是这位贵为全球各国家财政部部长座上宾、留着两撇八字胡的评级权威的参与。
大卫・比尔斯于1990年加入标准普尔，在伦敦办公室工作，带领着一个超过70人的全球分析师团队，评估政府、支持发债人、多边贷款机构、地区和政府等的信用状况，他同时也是标准普尔分析政策委员会的成员。
8月23日，大卫・比尔斯在美国评级下调之后首度访问中国，接受了《财经》杂志专访。在一个多小时的采访中，他进一步详细阐述了标准普尔降低美国国债评级的理由，评级的分析框架，并对中国未来的风险点给予提醒。
在中短期内，他并不认为美国会出现大问题，同时对中国未来的增长潜力表示乐观。他反复强调：虽然市场有时候对于评级机构的决定有着不同意见。
并非阴谋论
《财经》：你们的总裁迪文・夏尔马（Deven Sharma）8月22日突然宣布辞职，外界议论纷纷，怀疑标普在下调美国评级之后有承压。这到底怎么回事?
比尔斯: 事实不是这样，不要再用阴谋论来解读这件事了。我也是早晨打开网络才看到铺天盖地的消息，这些都是谣传，这其中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迪文早就要离开标普了，我们用了几个月的时间来寻找继任者。
《财经》：经济和金融界对标普下调美国评级多表示称赞，认为你们做了对的事情。可是，也有很多争议指向说，标普把美国未来十年财政赤字数据算错了2万亿美元，或者对你们评级方法表示质疑，你们如何回应这些疑问?
比尔斯：我们的评级框架是通过对五项关键因素――政治、经济、外部、财政和货币，包括五项因素的子领域，给予1级－6级的打分，最终由标普信用评级委员会来决定评级水平。其中政治得分通常是定性的，其他四项得分主要是定量的。
下调美国评级是因为政治和财政因素的变化。关于债务上限的长期的政治辩论，让美国未来政治气候变得不确定；另外奥巴马政府达成的减少财政赤字的一揽子协议，我们认为并不能改变未来债务不断上升的趋势，根据我们的评估，中期债务负担并不会因此得到遏制。
至于那个2万亿美元的数字，我们并不认为是数学计算的错误。
国会和白宫达成的减赤协议是未来十年对财政赤字做出调整，但是未来如何没人知晓，况且我们的评级是基于对中期三年到五年的展望。即便按照财政部的计算方法，也不会改变我们整个评级的框架和结果。
《财经》：标普下调美国评级，引发市场对美国经济衰退的担忧。有学者称，美国正在失去其经济领域最重要的因素，那就是投资者的信心。这是否是美国经济实力和强权政治下降的一个转折点?
比尔斯：我并不认同。标普唯一关注的因素就是信用度(creditworthiness)，我们是一家信用评级机构，不做任何有关地缘政治的声明。标普下调评级，仅仅意味着美国过去拥有AAA的最高评级，现在是第二高的AA+评级而已，不要过度解读。
正如你们看到的，我们的评级框架是通过五项关键因素，并经过20多个步骤一一评定，这一套框架同样适用于全球任何一个国家(或独立经济体)。标普仅是按照相关程序评级，不偏不向，除此之外，我们并无他意。
不是评判制度优劣
《财经》：下调评级后，投资者出于避险因素反而涌入国债市场，美国国债价格不降反升，你仍觉得美国国债的偿债能力真的受到威胁了吗?
比尔斯：我重申，评级机构所做之事是基础的信用评级，市场情绪如何并不是我们需要考量的因素。在这一点上，历史数据是最有力的：欧元区成立的最初十年里，全市场都认为包括希腊在内一定是AAA评级，只有我们看法不同。
又例如，十年来我们数次下调日本评级，同期日本国债收益率一直处于历史低水平，然而这能改变日本财政体系失去活力的事实吗? 不能，日本的公共财政能力依然很弱，国家债务负担愈来愈重。
当然，我们也会观察市场，鉴于全球信用危机和经济增长前景不明朗，历史数据在当前更有研究价值。大量证据表明市场常有过激反应，但这并不能证明我们的基础信用研究是不准确的。
《财经》：评级下调之后，美国政府财政需要稳定到什么程度才能解决这场债务危机？您觉得华盛顿方面是否能达成此目标？美国恢复到AAA评级需要多长时间？
比尔斯：首先，我们并不认为美国评级能很快恢复到AAA评级，否则我们也不会在AA+评级上仍保持负面展望，我们认为评级仍在下行，而不是上行。
根据我们的信用分析，两个相关的因素发生改变才会导致我们调整评级：其一是华盛顿方面在决策财政政策时缺乏一致性，这一点是否会有所突破；其二，如果有望达成一致，美国中期财政稳定情况是否比现在更令人信服得多。这两点是相辅相成的，当然我们并不对此能在短期内实现抱太大希望。
《财经》：美国评级下调之后，穆迪又下调日本评级至Aa3。此前法国国债的信用违约掉期(CDS)也曾一度飙升至171，令市场恐慌评级下调是否会呈连锁反应。有些评级业人士认为，发展中国家正在崛起，现存的一些AAA评级的发达国家可能状况还不及美国，全球的评级版图是否需要大范围重建？
比尔斯：评级的分布当然会发生变化，过去数十年间各国评级也一直在上上下下地调整，但是这一切从根本上讲都取决于一国政府如何应对财政和经济危机，而且你不能认为这仅仅是欧洲和美国面临的问题。
在长达数个世纪的债务危机历史上，有很多有趣的现象：很多发展中国家债务违约，而且这种违约不仅仅源自债务比例，更与社会政治相关，他们用了很长的时间才在市场中重建信用。
所以，现在很多人都在讲，是不是从本质上讲一些发展中国家的信用已经比那些传统上高评级的发达国家高了? 我们的方法论是建立在基本面之上的对政府信用度的分析，并不是判断哪个国家好、哪个国家不好，也不是评判制度的优劣，所以我对全球评级版图会重建的看法并不认同。
《财经》：你前面提到标普评级框架是通过五项关键因素，你认为中国最需要关注的是哪一项?或者说中国最危险在哪一项？
比尔斯：谈不上危险了，因为中国现在有很高的评级，而且展望稳定。我认为未来宏观经济的走势很重要，而且很重要的一点，要看中国社会保障体系如何演变，在提高养老保险或者医疗保险过程是否能够借鉴发达国家的一些教训，这些都是留待未来的问题。
中国现在的社会保障体系还没有完全建设好，还有很多选择的机会，但是肯定会有建设好的一天，到那一天，政府就需要面临融资问题。这个问题，无论对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会早晚浮出水面。
另一方面，中国银行业未来表现也十分关键。过去数年的信贷增长将在多大程度上转化为坏账，这些坏账将在多大程度上转移到国家的资产负债表，中国经济和财政的表现都是未来数年间我们会密切关注的。
实习生Michael Sisty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