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水塔”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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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江源不仅是中国的水塔，也是亚洲的水塔，青藏高原的生态意义是世界的，但是到现在为止，我们对它的认识都很有限。
每天上午，在小小的曲麻莱县城，总有几辆载着大漆桶、拖着黑胶管的三轮车穿梭往来。骑车的人给每户人家送来干净的井水，5升一小桶卖5元钱。
曲麻莱县位于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北部，是“黄河源头第一县”，全县大约有3万人，平均海拔在4500米以上。
42岁的邓勇小时候就随父母从四川德阳来到曲麻莱，现在他是曲麻莱第一完全小学的语文老师。他焦虑地对《望东方周刊》说：“我们这里是黄河源区，是源头第一县，但是我们喝水却成问题，而且形势越来越坏。”
黄河：困窘从源头开始
“几乎是‘一夜之间’，许多井干枯了，地下水位严重下降，附近的一些河也断流，曲麻莱突然开始缺水。”邓勇告诉本刊记者，时间大概是1994年到1995年间，县城里虽然安装了自来水管道，但并没有水，“实际上并未投入使用，一到冬天管道就会冻裂，电并不具备可用性。”
据邓勇介绍，以前全县有150多口井，现在能打水的，只剩下大约10口的样子，而且水位也在降低，水质也在变坏，“现在青海实施生态移民工程，大量牧民搬迁到城镇，用水问题更是严峻。”
藏族姑娘卓玛吉是曲麻莱卫生局的公务员，她家的院子里有着附近百余户人家唯一的一口井。但有时候，水会变红，有苦涩的味道，不能喝，所以她家现在也基本是买水喝。离她家几十米远有一口老井，2008年还有水，到2009年，水位已经几乎退到底，且浑浊不堪，“连洗衣服都不行了。”
邓勇对曲麻莱缺水感到不解，“之前我们这里找了省上的专家过来，对于地下水的突然消失，他们给我们的解释是――地球是圆的，我们住在地球的表面上，井水往下渗漏了……”
青海省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李若凡告诉《望东方周刊》，对于河源地区的干旱化，自然因素还是起决定作用，“根据气候资料，10年来全省气温在升高，降雨量没怎么变，但是蒸发量却大增，而人为因素
一人口和牲畜的不断增加，加速了草场的破坏，地面植被越不好，蒸发量就越大，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他告诉本刊记者，曲麻莱北边的玛多县，也是黄河源区，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是非常富饶的地方，草原很好，人畜兴旺。但是到了2000年左右，土地却大量沙化了。许多地方植被没有了，出砂石土地。
2009年6月底，中国治理荒漠化基金会“为中国找水”考察队进入三江源区，开始了为期半年的考察。考察队队长、地质专家杨勇对《望东方周刊》说：“气候变化对青藏高原的影响是显著的，但是曲麻莱的‘突然’缺水，主要还是因为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三江源区大规模、大面积的采金活动。私挖滥采破坏了地下水通道，井水才会突然消失，甚至影响到许多地表径流，使其断流。”沙漠逼近
杨勇几乎每年都会走一次青藏高原，每次都会有新的发现。这一次，考察小组选择了一条新线路一内、外流河流分界线，这是一条重要的地理分界线。为了走这条路，考察小组的四辆越野车在荒无人烟的沼泽地和沙漠里陷车无数次，靠着互相拖拉脱困，步履蹒跚地到达了一些仅有遥感地标，却从未有直观记录的地方。
比如说从玛多县雅娘村向北到昌马河之间的雅娘沙漠，这是一片尚不为人所了解的沙漠，大约8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是一连串流动的新月形沙丘。每座沙丘高约20米，长度约150米，正在往东北方向的阿尼玛卿雪山快速移动。
内流河是最终消失于内陆或注入内陆湖泊的河流，而外流河最终流进大海，三江源区不少地表径流由外流变为内流，意味着河流在变短、变干。
曲麻莱县城南边原本有一条季节性的河流，这条河上还修了一座小型水电站，但是，发电不足十年，就因为河水断流，河床干涸而废弃掉了。
“黄河上游很脆弱，已经有沙漠形成和蔓延。内、外流区域已经是咬合状。黄河河源区以北很多河流已经变成了内流河，内流区在逐渐向黄河源区靠拢，并且沙漠已经形成到黄河岸边――黄河源区很危险。”杨勇说。
从黄河源区到长江源区，从玛多、曲麻莱到治多，乃至可可西里、各拉丹冬……人烟稀少的大草原上，生出了许多牛羊不吃的“次生杂草”，高海拔地区的生态链脆弱且独特，有些诡异而罕有的花草似乎是近年来才出现――有天蓝色的花瓣状如蝉翼；有宽大的草叶形似红枫……2008年春天以来，一种红头黑毛的小毛虫肆虐草原，它们专吃草的根。当地牧民告诉本刊记者，这种动物对草地的危害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比草鼠更甚，因为它们的唾液里似乎有毒，被老鼠咬过的草还会长，但是被它们啃过的草地第二年就彻底荒了。
因为鹰等天敌的濒危，草原上的老鼠疯狂地繁殖，并且顽强而迅速地对一次又一次投下的鼠药产生抗药性，江河源区大片大片的草原出现“斑秃”。
长江：苦涩的源流
在唐古拉山镇沱沱河大桥南边，靠着宽阔的长江源流沱沱河，马运良和他的家人经营着一家名为“长江源宾馆”的小旅店。因为“长江正源”的名气，这里来来往往有许多的探险家、考察团、骑行队、登山者……而因为这里又是昆仑山口至唐古拉山山口的枢纽，通向各拉丹冬的要道，每日有排成长队的大卡车、小货车和越野车从小镇子中心并不算宽的路上穿过，所以尽管海拔高达4500多米，小镇却也熙熙攘攘，长江源宾馆从不缺客源。
然而，如此喧嚣的小镇，却没有一处可以洗澡的地方，唯一的一家公共浴室，也已经关门大吉。马运良的旅店里，最豪华的房间也没有卫生间，没有自来水管。旅客若是要洗脸刷牙，必须到锅炉房去。锅炉房有大水桶连着院子里的一口深井，井水浑黄有杂质。马运良告诉本刊记者，这水又脏又苦又咸，不能喝，旅店里只是用它来洗衣、拖地。而旅客喝的水，则是限量供应，从沱沱河兵站的水处理厂那里花20元一汽油桶买来的。
在沱沱河，不论是旅店老板马运良，还是饭店老板黄银秀，都向本刊记者抱怨水的短缺与昂贵，“沱沱河的水重金属超标，虽然是免费的，却没人敢喝，也不能拿来供应给客人。”
根据中国地质科学院专家对长江源区水系的地球化学调查，沱沱河尕尔曲和扎曲－聂恰曲流域分别有规模巨大的镉(Cd)、铅(Pb)、砷(As)地球化学省。岩石在风化形成土壤和水系沉积物过程中已向水体释放了大量的镉、铅、砷等物质。
地质学家杨勇对本刊记者说，沱沱河的水不能喝主要是地质环境的问题，而河水在往下游流动的过程中，经过稀释和沉淀，自己会有一定程度的净化，到了长江中下游地区，源区岩石矿物质的影响在整个水污染中所占的比例就已经可以忽略不计了。
“然而，迄今为止还在偷偷进行的一些非法采金活动，却会加剧长江源头的水污染。加重汞等重金属在河水中的
含量。”杨勇说。
三江源区丰富的矿藏总是吸引着来自各地的淘金者。在沱沱河，本刊记者与考察队员偶遇自称从湖北郴州及山西运城辗转而来，到此“考察祖国丰富的矿藏资源”的两名淘金者。环保人士汪永晨当即相劝：“你们要对我们的母亲河手下留情啊!”淘金者面露尴尬，后来本刊记者再去寻找他们，已经没了踪影。
青海省三江源办综合办主任陈永乐对本刊记者说：“三江源区的采矿活动是严格禁止的，目前的情况，比上世纪90年代已经是好多了，那个时候，采金采矿的，遍地都是。现在有些偷着搞的，我们也经常在组织打击，坚决制止。”
濒危的冰川
2009年7月，“为中国找水”考察队从西坡进入唐古拉山的各拉丹冬，穿越内流河嘎纳钦马曲蜿蜒的网状水系，向沱沱河源头的尕恰迪如冰川和姜古迪如冰川挺进。
按照传统的规定，长江有北源楚马尔河、南源当曲以及正源沱沱河。其中，沱沱河发源于各拉丹冬西坡的冰川，当曲的支流尕尔曲、布曲等发源于各拉丹冬东部的冰川。楚马尔河的源头虽然是湖区，但其水仍然来自于昆仑山的冰川。杨勇告诉本刊记者，长江源区有至少百分之七八十的水是来自于冰川。
在藏语里，各拉丹冬意为“尖尖的雪山”，是冰川河源区，这里的冰川是许多内流河与外流河的源头。
在各拉丹冬西坡，接近嘎纳钦玛曲源头冰川几公里处，海拔高达5500米左右的山上，本刊记者发现了上百只牦牛的群落。不远处的山坳中，是自治区安多县岗尼乡几个牧民安营扎寨的地方。
在这个夏季走过高原的许多地方之后，考察队发现，如今的青藏高原，雪线已经升至海拔5900米左右。而在过去，地球上一年四季都冰雪覆盖的雪线大约为55130米。现在这片牦牛栖息的青翠草地，在过去长年都覆盖着厚厚的雪，是冰天雪地的无人区。
因为雪线的升高，这些生命力顽强的游牧民族将人类生活的足迹印在了越来越接近天空的位置。
陈永乐对《望东方周刊》说：“严格说来，在三江源自然保护区范围内，别说是偷猎和采矿，放牧都是禁止的。”
为了保护和恢复三江源区的植被，青海省从2005年开始实施生态移民工程。
而这些亡羊补牢的行动，还并不能有效遏制气候的变化、冰川的消融、草原的沙化。中国科学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研究员、冰川学家蒲建辰对本刊记者说：“青藏高原的冰川整体来说是在缩减。近年来长江的水量中，冰川补给的比例增多，但这并不是好事，因为这意味着冰川在加速溶解，而冰川整体已经在加剧缩小，所以这种补给并不具备可持续性。”
考察队顺着冰舌的边缘攀爬进入了尕恰迪如冰川的前端。冰川融化后的土地，布满又软又湿的碎屑流，看着是石头，一脚踩下去有时候会陷至小腿肚。冰舌下是湍急的水流，在加速蚀空着冰山，一些冰山刚刚融解完，在碧绿的湖面上，留下了一朵冰花。
拯救之难
青海省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李若凡告诉本刊记者，三江源地区的土地沙化问题还没得到有效控制，近年来气温的上升、人口和牲畜的增加、鼠害等均加剧了对草原的破坏。而因为经费和人员编制不足，保护区的工作也是“有身体没腿”，执行起来很难。迄今为止，三江源区还未能建立起健全的保护管理体系。
三江源流域面积约为30万平方公里，是长江、黄河、澜沧江三大河流发源地，被称为“中国水塔”，是亚洲最重要的生态屏障，对季风性气候也有关键性的影响。其中三江源自然保护区面积达15.23万平方公里，是全国最大的一个自然保护区。如此辽阔的区域，因为海拔、交通等条件的限制，原本就很难实现全面有效的监控。
“我们现在正在尝试着，把当地老百姓发动起来，引入到这个保护体系。如果不组织引导老百姓来参与这个工作的话，要实现三江源的保护，很难。”李若凡说。
他告诉本刊记者，三江源自然保护区分为18个保护分区，然而分区却没有人员编制，没有人员编制就没有相应的经费计划，人手严重不足。保护区有许多工作都是依靠着基层政府来完成，比如说取缔非法狩猎和非法采金，就是依靠各地公安局和森林公安部门来做。
2005年，国务院第79次常务会议通过《青海省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和建设总体规划》，计划总投资约75亿元，用7年时间完成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和建设工程。为了完成该项工程，青海省由省发改委牵头，专门成立三江源办公室，负责总的协调与实施。
三江源办公室综合办主任陈永乐告诉本刊记者，与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的情形差不多，三江源办的工作也面临着编制与经费方面的障碍，工程已经开始了5年，但是，截至2009年5月底，国家累计投资约为计划总投资的三分之一，“时间过半，资金和任务都没过半。”
李若凡告诉本刊记者，现在青海省对三江源的保护非常重视，保护的力度也在加大，每年都会抓获一些私自盗猎、采矿的人。虽然沙化荒漠化的情形还没能得到有效遏制，但是在动物保护方面，成效特别明显。有许多以前几乎都要绝迹的动物，现在都又频繁出现了，狼也多了，熊也多了，甚至还频频发生动物伤人伤畜的事件。在自然保护区，人与动物的关系协调是很重要的问题，比如动物伤人的索赔问题。但是在这方面，却也缺乏相应的政策支撑。
无知之域
由于缺乏资金、技术及人才的支持，三江源区许多由国家拨款重金购买的仪器设备被闲置起来。2003年，玉树州治多县索加乡建起了动物防疫检测站和气候观测站，设立在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索加保护站内。但是到目前为止，整个索加保护站，就只有站长仁青达杰一个人。
仁青达杰告诉本刊记者，保护站几十万元的设备，已经闲置了6年，利用不起来。因为条件艰苦，没有技术人才愿意到这里来。气象监测站的办公室，已经被改造成了招待所。
李若凡告诉本刊记者，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不仅缺人，也没有维护费用，这在三江源自然保护区内是普遍存在的问题。比如索加保护站，投资20多万元，却无法承担每年几万元的维护费用。而对于基础性学术研究，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也根本没这个能力，有许多科研项目，都是委托相应机构来进行。三江源并没有专门的研究机构。
在这种情况下，各保护站基本不能完成对于生态、气候、动植物的长期监测。不仅如此，在整个青藏高原上，关于环境的定量研究和基础数据记录，异常匮乏。
在沱沱河水文站，站长叶虎林告诉本刊记者，各水文站对于长江的几条支流，布曲是进行旬测，即10日一测；沱沱河主要是在汛期测量和记录；通天河每年测一次；而当曲根本就没有测量任务。所以，至于长江的这些源流近年来水文环境的具体变化，对长江而言水量比重各是多少，水文站都不掌握。
“为中国找水”考察队队长杨勇在看过水文站的记录之后对本刊记者说，水文站的监测和记录列于防汛来说，有些价值，但是对青藏高原水资源的基础性研究，缺乏学术意义。现在我们对于这些河流的认识，都是模糊不清的，只能凭零星的记录和直观了解说出一个大概。
杨勇说：“三江源不仅是中国的水塔，也是亚洲的水塔，青藏高原的生态意义是世界的，但是到现在为止，我们对它的认识都很有限，对于整个青藏高原，严重缺乏基础性的学术研究，列于现在三江源的环境变化，没有全面而系统的把握，有许多研究，都是为了一个项目而进行，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
中国科学院遥感应用研究所研究员刘少创参加了青海省官方组织的2008年冬季三江源考察活动，并担任那次考察的首席科学家。他也对本刊记者说，目前三江源区乃至青藏高原缺乏一个专门的机构，对于这里的环境做长期的、连续性的、全面而系统的观测和记录。有研究才能有预测，有预测才能对环境的变化有充分的对策和准备。虽然现在有不少机构和学者，间或到青藏高原进行各学科领域的研究，但这却是零散的，缺乏规划和持续性的。
“三江源的生态地位与现有的研究力度、保护力度，非常不成比例。我们对青藏高原的了解太少。要是有一天冰川都没有了，中国人喝水怎么办?那就麻烦了!”刘少创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