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消费角度看中国如何规避“中等收入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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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在2008年进入中等收入国家之后，社会矛盾开始尖锐化。学界对于中国是否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经济是否可持续争论不休。国际上绝大多数中等收入国家未能踏出陷阱，因此研究中国如何规避“中等收入陷阱”十分必要且急迫。

关键词：消费结构；消费增长；中等收入陷阱；规避

一、问题的提出

印德尔米特・吉尔和霍密・卡拉斯等人在2006年世界银行的报告《东亚的复兴――经济增长的思考》中首次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学界对于“中等收入陷阱”的定义是：新兴市场国家突破人均GDP1000美元的“贫困陷阱”后，很快会奔向1000美元至3000美元的“起飞阶段”；但到人均GDP3000美元附近，快速发展中积聚的矛盾集中爆发，自身体制与机制的更新进入临界，很多发展中国家在这一阶段由于经济发展自身矛盾难以克服，发展战略失误或受外部冲击，经济增长回落或长期停滞，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阶段。

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国家有巴西、阿根廷等拉美国家，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这些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均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随后人均GDP进入停滞，徘徊在3000―5000美元附近，始终无法突破10000美元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

国际上公认的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和地区有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但就较大规模的经济体而言，只有日本和韩国。韩国1987年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仅用8年时间就成功进入高收入国家。

中国在2008年人均GDP超过了3000美元，进入中等收入国家。同时，经济发展导致的矛盾开始尖锐化，中国能否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为近来热点话题之一。

二、从消费角度解析经济发展潜力

现有的研究，主要认为中等收入国家的失败原因在于技术创新能力不足、贫富差距扩大、宏观经济政策出现偏差等等。但这些原因都是表面原因，未能从根本上揭示“中等收入陷阱”形成的原因。例如，这些理论无法解释拉美国家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在20世纪70年代，距离高科技成为经济主导的90年代还有一段时间，拉美国家为何依然无法在20年内进一步发展。

笔者认为，经济发展主要取决于消费的发展，消费的发展又可以分为消费力的发展和消费关系的发展。本文仅从消费力发展的角度，借鉴韩国和巴西的经验，探讨中国如何规避“中等收入陷阱”。

本文研究的数据都统一采用世界银行的公开数据。其中，韩国在1987年人均GDP首次超过3000美元，数据范围采用1987年前后各五年即1982至1992年共10年的数据；同理，巴西在1990年人均GDP首次达到3000美元，数据范围为1985年到1995年；中国在2008年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数据范围为2003年到2012年共9年，2013年数据暂缺。

三、关于中国中等收入阶段的消费情况的分析

众所周知，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是消费、投资和出口。其实，这三个部分都可以被囊括到广义的消费里。本文认为，消费的动力来自于四大方面：居民消费、政府消费、企业消费和出口。其中，企业消费主要是指企业对于生产要素和存货的投资。

（1）居民消费不足

推动经济发展，居民消费的增长是最主要的动力。一般来讲，居民消费占GDP总值的60%～70%甚至更高。这也能揭示经济发展的最主要目的：通过生产力的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增加人民福利，从而进一步促进社会和谐和经济良性循环。对于中等收入国家而言，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有着更重大的意义。

从数据来看，韩国在1987年前后各五年内，“国民最终消费支出等”占GDP的比重平均值为54.88%，此比重从第一年的61.45%逐渐降到51%左右然后保持稳定。可以看出，韩国实行出口导向战略，导致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偏低，但依然比较稳定。从另外一个方面，韩国“国民最终消费支出等”占GDP的比重年平均增长率为8.05%，说明韩国比较重视居民消费的提高。

巴西在1990年前后各5年内，“国民最终消费支出等”占GDP的比重平均值为61.27%。与韩国不同的是，巴西的这个比重波动较大，从第一年最高67.77%降低到第五年54.12%，又回升到最后一年的62.46%。但此数据的十年平均年增长率仅为2.24%，且增长率极为不稳定，最高曾达到9.36%，最低仅为-6.61%。这说明居民消费虽然占比比较大，但是未能有效地促进经济增长。

中国在2008年前后9年内，“国民最终消费支出等”占GDP的比重平均值为36.55%，这个数据从2003年的41.85%一直下降到34%左右然后保持稳定。中国和韩国类似，实行出口导向战略，更为重视出口的作用，而与巴西的特点不同。但从数据上看，中国居民消费过于不足，依韩国的数据，中国的居民消费占GDP比重还需提高17%左右才能够有效发挥居民消费的作用。考虑到居民消费可以进一步提高政府收入，促进政府消费，那么提高居民消费是中国目前最需要做的事情。从年增长率也能得出类似的结论，中国的年均增长率为7.33%，与韩国类似但不及韩国，与巴西的特点不同。

（2）政府消费略高

韩国“一般政府最终消费支出”占GDP百分比的平均值为11.45%，年均增长率为6.42%，表现平稳。巴西“一般政府最终消费支出”占GDP百分比的平均值为15.6%，年均增长为7.3%，但年增长率极为不稳定，最高增长27.18%，最低增长为-9.76%。中国“一般政府最终消费支出”占GDP比重的平均值为13.77%，与韩国相比比重过大，年均增长为9.16%，增速大大高于韩国与巴西的增速。按照这个趋势下去，一般政府最终消费支出将过重，与巴西类似。

（3）出口较为合理

韩国推行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中国与此类似，巴西当年则实行了相反的策略，依赖进口，导致了工业空心化。

韩国“货物与服务出口”占GDP比重平均为30.95%，年均增速为11.78%。巴西“货物与服务出口”占GDP比重平均为7.37%，年均增长7.15%，特点是比重低，增速慢，与韩国相反。中国“货物与服务出口”占GDP比重平均为27.71%，年均增速为12.99%，与韩国类似。

（4）企业投资偏大

韩国“资本形成总额”占GDP的比重的平均值为32.47%，年均增速为12.8%，数据表现平稳，较为合理地发挥了企业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巴西“资本形成总额”占GDP的比重的平均值为20.92%，年均增速为7.15%，数据波动大。中国“资本形成总额”占GDP的比重的平均值为44.89%，年均增速为12.99%。可以看出，中国的投资比重较重，这与中国近年来“重投资、出口，轻消费”的政策是符合的。

投资过重的后果包括：经济持续性差、企业及政府债务繁重、抑制消费增长、产能重复难消化等等。

四、对于中国规避“中等收入陷阱”的建议

（1）扩大居民消费，降低政府消费

居民消费低迷会导致经济基本面难以维持增长，政府过多的消费表明有政府插手市场、寻租等的可能。为了促进居民消费增长，国家需要从提高居民收入、努力创造就业、完善工资，保险制度、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入手。

（2）保持出口优势，促进出口转型

在金融危机、我国劳动力相对成本优势逐渐消失的背景下，我国出口转型显得更加急迫。中国需要培养出一批世界级学府、研究机构，从而为产业升级提供人才支持，还需要完善市场制度，打击盗版等等来促进高科技企业的发展，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

（3）合理降低投资占GDP的比重

中国需要尽可能地减少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转而重点投资教育、科技，真正依靠科技发展，成为科技强国，而不仅仅是科技大国。（作者单位：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王海燕 . “中等收入陷阱”：巴西的教训[J]. 政策望，2012（9）：51-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