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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利变化背景下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供给管理长期机制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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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依据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传统红利逐渐消退的事实背景,以新红利空间创造为目标,针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面临的供给约束和长期约束,按照供给管理的客观要求,从供给结构优化机制、创新驱动机制、要素供给配置机制、制度供给机制、供给主体结构优化机制五方面研究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供给管理的长期机制。

关键词:红利变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供给管理;长期机制

中图分类号:F014.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731(2012)04—0022—04

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都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具有重要影响,但是需求管理是在生产可能性边界和增长红利不变的条件下进行的,而供给管理是在扩大生产可能性边界和创造新的红利空间的条件下进行。目前中国的经济发展条件发生了重大变化,过去支持中国经济增长与发展的传统红利逐渐在消退,从供给视角出发,构建供给管理的长期机制已成为促进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点内容。针对红利变化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要求,以供给管理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需要构建五大长期机制:

一、红利变化背景下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供给结构优化机制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指经济发展目标得以实现的路径、方式以及过程的转变,涉及增长效率、经济结构、风险防控、收入分配、资源环境等各方面的变化。它外在表现为多种经济结构特征的组合优化,其中需求结构调整是经济短期平衡发展的重要条件,而供给结构优化则是经济长期发展的主要动力。从供给视角出发,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供给结构主要表现为产业结构的时间配置和产业结构的空间配置两个方面。

经济发展是有阶段性的,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主导产业并不相同,从而会形成不同的产业结构,而产业结构是否合理对一国的经济发展有着重要影响。产业结构的优化能使资源得到更加有效合理的配置,从而改善要素的利用效率,扩展生产可能性边界。改革开放以来,与经济起飞阶段国内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相适应的产业结构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主要依赖于制造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数据显示,1990—2010年,第二产业在中国经济增长中发挥了首要拉动作用。以2010年为例,以不变价格计算的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分别为3.9%、57.6%和38.5%。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要素供给约束、边际报酬递减、资源红利逐渐消退以及制造业在国际贸易中的附加值切分劣势等问题日益凸显,这要求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要关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将传统过度依赖第二产业,尤其是制造业拉动的发展方式转变为第一、二、三次产业协同带动的发展方式,从产业价值链的低端向高端转移,从而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形成新的结构红利。

中国经济转型30多年以来,整体经济保持了持续高速增长的态势,但各地区间的经济增长却表现出明显的非一致性,尤其是自20世纪末以来各地区的经济增长不平衡程度呈现出显著扩大的趋势。但与此不同的是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产业结构却出现非常显著的相似度和同构性,许多地区所确定的主导产业都是围绕工业而展开,地区间产业发展趋同现象显著,区域分工专业化水平很低。产业同构会导致重复建设、产能过剩、过度竞争等问题,这不但降低了资源配置的效率,而且也会造成外部波动回应能力弱化。因此,对于在资源红利消退的背景下,我国不同发展阶段和不同资源禀赋的各个地区,需要从自身经济发展的基础条件出发,选择适合自己发展的主导产业,并不断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从而改善资源的空间配置、形成新的结构红利。

基于此,在红利变化背景下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供给结构优化机制要以产业结构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合理配置为核心。具体内容包括:一是要不断提高传统农业、工业的资源利用效率,建立并健全现代服务业产业体系,由资源要素规模扩张的生产方式向资源利用效率提高的方式转变。二是要逐步优化三次产业结构,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在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条件下,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三是要充分激励各地区依据自身资源禀赋与基础条件选择合适的主导产业并进一步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尽可能避免各地区落人产业转型同构“陷阱”。

二、红利变化背景下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创新驱动机制

创新是一个涉及产品创新、工艺创新、市场创新、产业创新、组织方式创新等各方面因素的多维度概念,其中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与产业创新是系统化创新的三个相互促进的支撑点。按照创新驱动的理念,在支持中国经济发展的投资红利、人口红利和资源红利的逐渐消退和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巨大冲击的背景下,传统要素驱动型的发展方式难以为继,需要以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产业创新为驱动机制形成新的创新红利,以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产业结构优化体现的是要素在产业部门之间的重新配置,而技术进步体现的是要素投入的数量和不同要素之间的组合比例的变化。在资源既定的条件下,技术水平提高可以进一步扩展生产可能性边界,提高资源或要素利用的效率。我国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主要依靠要素密集投入,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呈现基本上升的趋势,而这主要得益于劳动力要素从传统农业部门向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转移。随着传统红利的逐渐消退,劳动、土地、资本、能源和生态等生产要素的供给约束不断凸显,单纯依靠规模扩张追求速度的发展方式已经走到尽头,这就要求我们从生产率提高和要素配置优化的视角出发,向技术创新驱动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通过大幅提升科技创新与劳动力素质来扩展生产可能性边界,从而为经济发展创造新的技术红利和人力资本红利。

“使制度正确”可以清晰界定权利边界,降低不确定性和交易成本,从而提高经济效率、促进经济发展。中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严重失衡现象以及各种深层次的矛盾从本质上看都与制度问题有关。因此,在传统红利消退背景下,需要以制度创新来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通过市场制度、产权制度、分配制度和行政制度等方面的创新来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加强自主创新,从而为经济发展创造新的创新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