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过一道生命之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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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人都会死亡，只是没有人希望预知自己还能活多少时间，仿佛被判了死刑，使自己带着恐惧去细数那些剩余的日子。但是有一天，当死神真的与我们近在咫尺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做，难道就这样甘心死去？

10年前，我曾遭受了一次病痛的磨难，它将我无情地推向死亡的边缘，使我第一次真正感受到生命的脆弱――它甚至随时都可能轰然倒塌。一个医生曾经对我描述过急性坏死性胰腺炎的可怕：当病人还只是发出一声痛苦的惨叫时，即使医生迅速消毒，举起手腕准备马上进行手术，病人很可能已经倒在了手术台上。我虽然没有那样惨烈，但腹部的一阵剧痛确实将我击倒，然后便什么也不知道了。

醒来的时候，我发现自己正孤零零地躺在床上，四壁白得刺眼，也没有一扇窗户。我的身上插满了各式各样的管子，胸前是一道长长的口子――医生告诉我，手术已经结束了。

这是瑞金医院的重症监护病房，许多年以后我仍然清楚地记得门上写着的“ICU”。

然而不知什么原因，我还是每天高烧不止，我的伤口严重感染导致败血症。“屋漏偏遭连夜雨”这句话大概就是形容我这样的倒霉蛋的。我就像一叶沉浮在寂寞湖面上的小舟，不知要漂向哪里。但也几乎是在那么一瞬，我的心底迸发出一种从未有过的对于生的渴求。我每天都在期待着奇迹，期待阳光灿烂的日子，然而体温表上的刻度又一次无情地告诉我，死神随时会眷顾我。

但是当我面对妻子，看她一天比一天消瘦时，我知道她其实一个人将痛苦担着。她每天多次往返于医院和家里，因为当时还有一个尚在念书的女儿需要照顾。妻子有一天对我说，你要记住，作为一个丈夫，一个父亲，你是我们这个家庭坚实的大树；而作为一名演员，你又是属于那些爱你的观众们。剧团里的同事们每天都打电话来询问你的病情，他们此刻也牵挂着你，所以你必须振作起来。

不久，《大众电影》编辑部给我寄了一封信，他们告诉我，北京市有位姓王的观众，因为很久没在银幕上看到我，便去信询问我的近况。后来《大众电影》在“影人行踪”的栏目上刊登了一条有关我病重住院治疗的消息。那位王姓观众在得知了我的下落之后，又给我来了一封信，信中说：你不要觉得你只是属于一个家庭的，你同时也属于这个社会，是大家的，你一定要活得好好的。

那一刻我流泪了，一个演员最大的宽慰莫过于获得观众长久的支持和关爱，拥有了这份爱，我又有什么理由丧失生存的勇气？我相信我能活下去，而且会活得很灿烂，这样的信念竟一天比一天坚定。

我开始在病床上记日记。虽然现在翻看的时候我已经认不出上面究竟写了些什么，因为当时我的手没有一丁点力气。即便如此，我依然坚持着，我想这或许能够成为一种凭证，因为上面刻下的是我的生命足迹，是印痕。

每天早晨我也总不忘向护士讨得一把剃刀，起初她感觉奇怪，我便正色地告诉她，我要干净净地过每一天。后来这成了惯例――她在给我体温表的时候，也给我剃刀。

就这样，终于有一天我的体温恢复正常。我喜极而泣。在与死神较量的时候，我跨过了一道生命之坎。

出院后有一天，我被邀请担任同济大学迎中秋文艺晚会的主持，与此同时我也得知他们的校长吴启迪因为与我患同样的疾病而心脏停止跳动达8次，然而我坚信吴校长会和我一样从困顿中走出。我对台下的她的学生们说：我相信吴校长一定能重新来到你们身边，让我们在中秋节为吴校长祝福……

我今天能继续活着，因为心中有一份爱的力量在支撑着，这份爱来自于社会，来自于那些素不相识的人们的鼓励，来自于我深爱着的家庭。所以在身体好的时候，我总想为社会多做些工作，比如教学，比如为地铁警风警纪公司当兼理员。以前我每天想着的只是如何塑造好一个角色，而现在我更多地在思考如何塑造一个真正的人。

(赵 颖/执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