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的婚姻爱情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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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2年，12岁的陈寅恪以自费生的身份留学日本。4年后，陈寅恪因脚气病发作回国。1909年，陈寅恪从复旦公学毕业，带着复旦公学文凭（这是他生平唯一的一张文凭）再次登上了游学的轮船。此后，陈寅恪辗转游学13年，先后到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就读。“一战”爆发后，陈寅恪于1914年回国。4年后，1918年7月，陈寅恪得到江西省教育司公费资助，再度出国游学，先在美国哈佛大学学习梵文、巴利文，兼及印度哲学和佛学。1921年，“一战”结束后，陈寅恪又转往德国柏林大学攻读东方古文字学。

与陈寅恪一同留学海外的同时代人，大多都已成婚或订婚，不少人都在追求所谓“自由爱情”，更有甚者专以勾引女性为乐，对婚姻和爱情采取极不负责任的态度，对此陈寅恪非常厌恶。但是陈寅恪也绝非寡情之人，读书之余也经常与一帮好友谈论爱情婚姻。一次，陈寅恪与吴宓等人谈起爱情婚姻之事，陈寅恪遂就欧洲各国的婚姻状况向朋友一一做了详细介绍。陈寅恪认为西方人的婚姻不自由，比中国人还要严重，原因是他们等级森然。王公贵族不能与下层阶级通婚，婚姻必须门当户对。在欧洲，女儿出嫁要有丰厚的嫁妆，否则即使再美貌也无人问津。中下阶层也基本如此。陈寅恪以自己了解的巴黎某处住户为例，说这家人有五个女儿，但四个都当了修女，原因是家里经济拮据，拿不出嫁妆，无人肯娶。陈寅恪的结论是，世上本无什么“自由婚姻”之说，人们竞相鼓吹于此，无非是捕风捉影、互相蒙骗利用而已。

对于爱情陈寅恪有自己独特的真知灼见。据《吴宓日记》记载，1919年在哈佛大学读书时，未婚的陈寅恪曾对吴宓和梅光迪谈起他的“爱情五等论”。陈寅恪将爱情分为几个不同的层次：最伟大最纯洁的爱情应当是完全出于理想，“情之最上者，世无其人。悬空设想，而甘为之死，如《牡丹亭》之杜丽娘是也”。这样的爱情现实中是没有的，只有在文艺作品中才能发现。第二个层次的爱情是若真心爱上某人，即便不能结合，也忠贞不渝，矢志不变。如贾宝玉与林黛玉以及古代那些未嫁的贞女等。第三个层次是“曾一度枕席，而永久纪念不忘，如司棋与潘又安，及中国之寡妇是也”。而第四个层次，才是人们平常最多见也最为推崇给常人的，即终身为夫妇而终身无外遇者，但这种状况下是否夫妇一直有着真正的爱情呢？最后，还有一个层次，不过这其实已经不是爱情，只是贪图欲望的满足而已，已不足论也不必论。日后，陈寅恪曾自称自己的爱情是第四等爱情。

基于以上这些认识，陈寅恪曾对吴宓谈及自己选择婚姻爱情的立场，他说：“学德不如人，此实吾大耻。娶妻不如人，又何耻之有？”又说：“娶妻仅生涯中之一事，小之又小者耳。轻描淡写，得便了之可也。”在陈寅恪看来，如果志向不在学术、事业，而一心只求得一位美丽的妻子，是很愚蠢的。陈寅恪出生于官宦世家，按现在的话讲，他是典型的“官三代”、“富三代”，但是陈寅恪却没有像当下同样出身者那样，他既不喜欢奢华享乐，也不追求香车美女，而是一心扑在学问上。

1926年，36岁的陈寅恪结束了长达18年的国外求学生涯，应清华大学之聘回国出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一起并称“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陈寅恪初到清华时，因无家室，学校便安排他住在工字厅单身宿舍。但是陈寅恪嫌其冷清，不愿住，于是住到了同事赵元任的家中。当时赵元任住清华南院一、二号两屋，他将二号屋让出一半给陈寅恪住，吃饭也在赵家搭伙。日常一些生活琐事也都由赵元任夫妇代管。陈寅恪对此显然很满意，他说：“我愿意有个家，但不愿意成家。”这样的状况维持了好长一段时间。不仅陈寅恪安之若素，赵元任夫妇也毫无怨言。但是，这样总归不是个办法。赵元任的妻子杨步伟是个有名的热心人，菩萨心肠，快人快语。她眼见陈寅恪快四十岁了还单身，实在忍不住便对他说：“寅恪，这样下去总不是事。”陈寅恪回答：“虽然不是永久计，现在也很快活嘛。有家就多出一大堆麻烦事了。”听到这，赵元任开玩笑说：“你不能让我太太老管两个家啊！”这时陈寅恪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加之此时陈寅恪的母亲俞氏已经去世，父亲陈三立一再催促他早日成婚。眼见儿子在婚姻问题上一拖再拖，陈三立这位晚清著名大诗人最后只得下令，如果陈寅恪再不尽快解决，那他就代为聘定了。此时，陈寅恪终于认识到自己已不可能再无限期地拖下去了，于是开始认真考虑起婚姻问题来。

陈寅恪的挚友吴宓是一个心地善良、乐于助人的人，他主动为陈寅恪介绍对象。吴宓为陈寅恪介绍的对象名叫钟佩怀，广东蕉岭人，美术学校国画专业学生。据吴宓日记记载：此人外貌甚美且“豪爽而能事，通达世情而识解甚高，洵可取也”。吴宓认为陈寅恪若能得此女为偶，堪称珠联璧合，所以想一心促成此事。于是他在陈寅恪面前不停地说钟女士多好多好，请其务必一见。陈寅恪经不住吴宓的反复劝说，最后同意一见。1927年11月5日，在吴宓的张罗下，陈寅恪和钟佩怀终于在吴宓住处见面。这天是星期六。上午11点，钟女士准时到达吴宓住处，稍后陈寅恪也来了。中午吴宓设宴招待，直到下午1点半双方才离去。次日一早，吴宓便迫不及待地询问陈寅恪对女方印象如何。没想到陈寅恪对钟女士并不是太满意。当时陈寅恪并没有直接拒绝，只是委婉地表示自己喜欢的女性是“身瘦而面长之Intellectual Type（知识分子类型）”，而钟女士只能算是“中等”，所以陈寅恪虽然表示“再见亦可，不必求觐”，但事实上已经露出不愿意的意思。热心的吴宓哪里知道，此时的陈寅恪正忙着与后来成为他妻子的唐筼谈恋爱，怎么可能容得下别人呢？

原来赵元任夫妇早在吴宓之前就与清华学校体育教师郝更生联合做媒，将郝更生女友高仰乔的义姐唐筼介绍给了陈寅恪。唐筼，又名晓莹，1898年生，广西灌阳人，出身名门，祖父唐景嵩是台湾巡抚。而陈寅恪的祖父陈宝箴也曾任湖南巡抚，两家可谓门当户对。唐筼本人毕业于金陵女校体育专业，后执教于北京女高师，曾是许广平的老师。更重要在于，唐筼正好是“身瘦而面长之Intellectual Type”，符合陈寅恪的审美要求，所以两人是一见钟情，彼此都很珍惜这份生命中来之不易的姻缘。1928年，陈寅恪与唐筼在上海结婚。这一年陈寅恪38岁，唐筼3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