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产业转型升级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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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书记指出，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挑战实际上是对当前经济发展方式的挑战，应对经济危机关键在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后危机时代，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需要推进产业的转型升级。在这方面，挑战和机遇并存。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中等收入陷阱”都将是我国面临的重要挑战。丰裕的资本存量和巨大的市场潜力则为中国推进产业升级，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提供了机遇。

一、挑战：中国面临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

世界银行将各国按人均国民收入分为三类，即低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2010年8月世界银行公布了新的标准：年人均国民收入995美元及以下的为低收入国家，996美元至12,195美元的为中等收入国家，高收入国家的标准则提升至12,196美元（由于人均国民收入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数量上看相差不大，出于获取数据便利的考虑，很多文献采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代替人均国民收入，本文的多处分析也按此处理）。中等收入国家又可划分为“偏下中等收入”国家（人均国民收入为996美元至3945美元）和“偏上中等收入”国家（人均国民收入为3946美元至12,195美元）。按此标准，中国在2001年时人均国民收入达1000美元，进入偏下中等收入阶段；2010年人均国民收入达到4260美元，标志着中国已是偏上中等收入国家。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中国无疑将面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机遇和挑战。怎样才能继续保持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的高速度，如何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为社会各界讨论的热点。

那么，何谓“中等收入陷阱”？2006年世界银行发表了一篇名为《东亚复兴：经济增长的思路》的报告，该报告首次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即一个国家从低收入国家发展为中等收入国家以后，由于不能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缺乏新的经济增长动力，其经济增长被原有的战略机制锁定，导致该国经济增长率下降，经济增长出现回落或长期徘徊于低迷状态。可见“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概念主要用于概括中等收入国家的经济增长长期被“锁定”，难以跃升至高收入国家行列的现象。

从国际历史经验的视角看，很多国家和地区都遭遇了“中等收入陷阱”，只有极少数国家和地区成功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研究这些国家的经验与教训，对面临“中等收入陷阱”风险的中国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根据世界银行提供的资料，包括智利、乌拉圭、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和哥伦比亚在内的一些拉美国家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就已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但是由于不能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经济增长缺乏新的动力，无法有效地进行产业转型升级，导致其长期处于“中等收入陷阱”的困境。在亚洲，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个典型是马来西亚。马来西亚于1977年成为中等收入国家，经过32年的发展，2009年其人均GDP也只不过是6897美元。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经济增长过于依赖外国直接投资、外国的需求市场等外部因素，而没有拥有自己的核心技术和研发力量，没有真正将外部的技术、管理等高级生产要素内化，实现经济增长动力的正常替代和升级。在全球产业分工中，只能从事劳动密集型的低附加值产业或环节，也就未能从根本上实现产业的转型升级。对外开放和外国直接投资，可以帮助这些国家发展为中等收入国家，但要摆脱“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则需要它们发现与培育新的生产要素，促进产业的根本转型升级，否则，遭遇“中等收入陷阱”就是必然的事情了。

国际上公认的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只有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中国的台湾和香港等少数国家和地区。这些国家和地区，大多在十年左右的时间内实现了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完成了产业的转型升级，进入高收入国家和地区行列后，仍然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和较好的增长质量。

通过对上述国家和地区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过程中教训与经验的梳理总结，我们不难得出结论，中国在目前及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也同样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从1979年算起，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中国GDP的年平均增长率为9.9%，远高于世界经济平均增长速度。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由于采取了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我国的经济增长仍然保持了较高水平，2008年、2009年经济增速分别为9.6%、9.2%，2010年更是达到了10.4%。但同时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在经历了一个长达30余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期以后，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外部环境正在发生新的变化，来自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双重压力以及中国经济增长处于动力更替的转型期，必然会导致中国潜在经济增长水平的逐步下调，甚至面临掉进“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

二、机遇：依托过渡比较优势的产业升级助推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社科院张其仔研究员认为，一个国家在从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转变的过程中，往往面临比较优势“断档”风险。拉美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国家之前，依靠土地、劳动力等传统生产要素优势，经济增长势头强劲，但是进入中等收入国家阵营以后，由于传统比较优势的衰减和新的比较优势或经济增长动力尚未形成等原因，经济增长长期处于低效状态，以至于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对此，张其仔认为从比较优势演化理论的角度看，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出现了比较优势的断档。在其他传统生产要素成本更低的发展中国家的冲击下，原先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竞争力持续下降，而新的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还没有形成,从而出现了比较优势断档。

从经济发展的现实看，中国似乎正面临上述困境。按照传统的“研发―制造―营销”三阶段划分，将研究视角集中在各自对应的技术（专利）优势、劳动力成本优势和渠道（品牌）优势。以此观之，我国从低收入国家进入中等收入国家后，劳动力成本优势逐步消失，技术（专利）优势和渠道（品牌）优势又落后于西方国家，会形成“无所依仗”的“比较优势断档”风险。但是，若对价值链进一步细分，研发和营销两个阶段则可以视为技术（专利）与渠道（品牌）获取的动态过程，每一过程又可以进一步细分为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又分别对应着不同的比较优势因素。由于中国的“大投资高消费”的发展阶段被一再延迟，中国在当前的中等收入阶段形成了大规模的资本储备和巨量的潜在购买力，拥有强劲的“资本―市场”优势。中国的这些“资本―市场”优势指向“研发―营销”细分三阶段的两端环节。这是中国由低收入国家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向高收入国家的“技术（专利）―渠道（品牌）”优势升级过程中，可以依仗的“过渡比较优势”。国际金融危机导致西方发达国家面临严重的资本短缺和市场萎缩困境，进一步放大了中国“资本―市场”优势的独特性和垄断性，极大地提升了这些优势的“资源禀赋经济租”。这种“战略优势逆转”态势，为中国在中等收入阶段的产业升级提供了宝贵的战略机遇。

根据《统计公报》提供的数据，截至2010年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净额达3172.1亿美元，位居全球第17位。其中亚洲和拉丁美洲是存量最为集中的地区，分别为2281.4亿美元和438.8亿美元，大洋洲、欧洲是存量增幅最大的地区。对发达国家或地区的投资存量占中国对外投资存量总额的9.4%，较2009年增加2个百分点。这说明，通过对外直接投资以提升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这种升级方式已初见端倪。截至2010年末，我国外汇储备余额已达28，473亿美元，同比增长18.7%，若从2004年算起，我国外汇储备余额年均增长率为29.5%。

依据国民收入恒等式原理，丰裕的外汇储备必然对应着巨量的国内储蓄。高储蓄和高收入的背景下，在中国开拓产品销售市场，潜力巨大。目前我国在全球产业分工的位置，其实与我国总的需求结构失衡是相关联的。一是内需与外需结构不协调，出口需求的波动对经济增长的稳定性有着非常大的影响。二是国内需求中投资与消费的比例不协调。2001～2009年，我国的投资率由36.5%上升到47.5%，消费率则由61.4%下降到48.6%，其中居民消费率由45.3%下降到35.6%。这种结构的长期化会大大抑制消费需求的增长，更为严重的是还会将国民经济的增长置于不稳定的境地。从这个意义上讲，金融危机为我国国内市场的成长提供了好的契机，我国巨大的消费需求市场潜力，可以转化为经济持续发展的强劲动力。同时，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生产要素价格存在巨大差距的势差驱动之下，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了大量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或环节，中国成为了全球价值链下规模最大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或环节的聚集地。当前很多中国企业正在以此为基础，将产业链向其他发展中国家延伸，凭借“世界工厂”的战略优势，进一步开发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资源市场，利用已有的管理和渠道资源在全球分工体系中开拓新的市场。

三、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产业升级战略

基于以上分析，第一，如果我们将传统的全球价值链“研发―制造―营销”三分法继续细分，便可以发现在中等收入阶段中国所拥有的“过渡比较优势”，即“资本―市场”优势。依托“资本―市场”优势，一方面，我们以注资和需求拉动的方式，盘活发达国家处于困境的研发、营销团队，从而直接进入全球价值链的高附加值环节，即核心的研发、营销服务和品牌推广等环节；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依托中国作为全球加工制造中心的经验和渠道优势，以直接投资和渠道延伸的方式，引领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升级，提升中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提高企业竞争力，培养高素质员工，为本国居民提供稳定的就业保障和高层次的发展机会。这样，我们不但能够逐步摆脱长期被锁定于加工组装等全球价值链低端环节的状态，从某种意义上看，而且还能够成为全球价值链高附加值环节的控制者。从而实现全球价值链视阈下的产业升级，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保持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

第二，从大国雁阵模型的视角看，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产业升级战略，则表现为在中国东部与中西部地区之间产业的转移与承接。飞雁式的产业转移直接产生于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一个国家内部不同地区的资源禀赋结构随着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而不断发生变化,从而在产业的选择上形成相应的重新配置。而这种重新配置的过程，本质上来讲就是一国内部各个地区的产业升级过程。

第三，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视角看，积极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充分利用我国“资本―市场”优势实现产业升级，最终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路径。在新一轮世界产业技术革命中，中国与发达国家在发展起点上的差距相对较小，也没有像传统产业那样掉入全球产业价值链的陷阱之中。如果我们能将自己的优势最大地发挥出来，直接进入战略性新兴产业全球价值链的高附加值环节，那么，在新的全球产业分工中我们也能获得先机。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关键在于核心技术的突破，因此，需要加大对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研发和市场渠道的投入力度，创造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市场环境，提升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自主创新能力。

总之，从国家层面看，完善资本市场，为企业风险投资和跨国投资提供制度保障；改善民生，为居民购买力潜力的释放提供健全的社会保障，最大程度发挥中国的“资本―市场”优势，为中国企业投资新技术开发和新渠道建设、整合技术推广渠道和产品供销渠道的“资本运作―渠道整合”提供政策支持，培育龙头企业和强势产业集群，成为实现我国产业升级，推动经济发展方式根本转变，最终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必然选择。

（本文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1BJL004〕、教育部社科研究基金规划项目〔09YJA790116〕资助。）

作者：杜曙光为曲阜师范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曲阜师范大学博士后流动站博士后研究人员

（责编/赵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