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万金: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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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观察：据了解，你是一个十分勤奋的人，对于国学研究非常执著和努力。能讲讲你是如何读书的吗？

郭万金：读书呢，不仅是兴趣的问题，更要把它作为一生的事业来对待。清代学术大家章学诚先生曾说过，学习要从“性情”人手，“夫学有天性焉，读书服古之中，有入识最初，而终身不可变易者是也。学又有至情焉，读书服古之中，有欣慨会心，而忽焉不知歌泣何从者是也。”这里的“性情”不仅指个人的兴趣，也包含着个人的体会。学问是“天下之公器”。我们不仅要不断学习、积累前人的成果，而且还要把知的范围扩大，达到穷理的目的，同时还应注意个人品行的修养，做到明义达理。程颐的“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就是这个意思。我也是以这种精神来自勉，带着兴趣、怀着敬意来学习传统文化的。在学习中发现问题，便主动积极地和老师交流，养成勤于思考、总结、反省的习惯，脚踏实地地解决每一个问题。当然呢，我觉得我很幸运，不断遇到优秀的老师。他们在我学习和做人上给予了细心的指导和教育。

记者观察：你认为你的导师刘毓庆先生在学术上、文化上的突出特点是什么？

郭万金：2001年，我考入山西大学文学院学习古代文学。在报导师时，我怀着忐忑的心情，抱着6本读书笔记去找刘毓庆老师，希望能得到他的指导。没想到刘老师很亲切，不但接受了我做他的学生，还耐心指导我如何读书、怎样做人。刘老师是一位深怀学术雄心的学者，他完全继承了章太炎学派的作风，以小学为基础，优游于文科各领域，注重宏观学术视野的培养。我跟从刘老师后，也是依照“以小学为基础，以经史为根柢，以诸子为归宿”的章门治学途径来学习的，从文献入手，抄录了《四库全书简明目录》，通读经史诸子。姚奠中先生曾说过，章太炎先生的国学是以《说文》《尔雅》为根柢的。刘老师也一直告诫我，一定要老老实实打好基本功，所以我特别选修了语言专业的“《说文解字》研究”。

当前学者能在《文艺研究》《文学评论》《文学遗产》《中国语文》等国内外重要刊物发表文章百余篇的是为数不多的，而刘老师就是其中一位。刘老师不专攻语言学，但在语言学科的最高刊物《中国语文》上发表过文章，并与人合作完成了《汉字通用声素研究》一书。林祥征教授就称赞他文字训诂功底极深。他不专攻历史，但他关于历史研究的论著，却受到了历史学界的关注。近年所撰写的《陶寺遗址对接历史的可能性及其难题》的文章，被北京大学教授赵世瑜先生贴在自己的博客上，并表明是“精彩推荐”，说“要向历史学和民俗学的同行隆重推荐一篇好文章”。刘老师的专著《上党神农氏传说与华夏文明起源》，台湾《历史月刊》杂志摘取书中两章约四五万字，加了编者按作为专辑发表。著名历史学家舒大刚先生惊奇地说：“他在经学史、文学史研究领域以及古典文学博士点学科建设等方面，都成就远大，为世瞩目。”《诗经图注》被中国《诗经》学会会长夏传才先生称作是20世纪《诗经》注释学的压卷之作。

除此之外，刘老师还继承了章太炎身上的那种文化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我们山西大学开设国学大讲堂，刘老师还亲自授课，这些都能看出刘老师在关心着社会。同时，刘老师还把诗书画作为完善人格、提升人生境界的方式。他不仅继承了姚奠中先生的书法传统，又利用古文字象形的特点，创造性地发明了文字图画的笔墨艺术，并与小诗相配。比如在北京大学百年校庆时，他用“未名水”三字构成了一幅“水傍树梢侧，云托新月，照于水面”的图画，上题小诗云：“滟滟西雍一鉴平，气通河岳毓英灵。朝生云雾夕生月，道是未名却有名。”像这样的艺术作品，只有古文字功底与书法功底深厚的人才能创作出来。

于此而言，我是很惭愧的。可能像我这样的年轻学者一代、使用电脑的一代，这种古文字功底和书法功底是有待学习和训练的。

记者观察：山西大学国学传统深厚而不固步自封，当年姚奠中先生就鼓励刘毓庆教授赴北京大学，师从褚斌杰先生攻读博士，后来刘毓庆先生也推荐你去中国社会科学院，从胡明先生攻读博士。你转益多师的经历给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呢？对你现在培养学生有什么影响？

郭万金：首先是姚奠中先生。姚先生的学识与人格常常令我们年轻的一代“高山仰止”。每次拜访姚先生对我来说都是一次精神的洗礼，为先生的博学与对社会人生的关注以及那种深切的责任感所感动，我也铭记先生的教诲。

其次就是刘毓庆老师和胡明老师，二位先生的治学路数虽有不同，但是他们对待身边的人与事都是极为宽容、仁厚与温情。刘老师偏重汉学，但不乏“高明之见”；而胡老师偏重宋学，也多“考索之功”，但两位老师皆在沉潜功力中透出高明性灵。两位老师都有一种包容的学术态度和宽阔的学术视角。俗话说，人无完人，学者们总会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两位老师常常告诉我，你要看到他的优点、学他的长处，不能在某一位先生的一本书、一篇文章的某一句话中发现了他的错误、破绽，就揪住这一点来攻击他、否定他。这是不对的。你应该从人家全面的长处来学习。他们对我的指导总是鼓励多于批评，他们鼓励我做一些大的课题，然后从小处着手，踏踏实实地去做。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对我做人方面的指导更甚于做学问。记得在2009年时，刘毓庆老师写了这样一首诗送给我：“采来天上星，郑重种前庭。若木苗成树，华光彻地明。”我很感动，受到了很大鼓舞。

除去两位恩师外，从学界的诸多同仁的交流中，我又经常获益。我现在年龄比较小，学界的多数学者年龄都长于我，年龄大的学者都是我的师辈，我从他们那里得到了很多教诲。最常见的就是聊天，就是聊那么几句话，都可以让我得到很多。无论是年长的师辈还是与我年龄相仿的同辈学者，通过交流就经常能够碰撞出思想的火花。

至于我的学生，当时两位恩师怎么样指导、培养我，我现在就怎么样指导、培养我的学生，力求把这种精神传播给他们。

记者观察：姚奠中先生曾说，给他影响最大的是章太炎先生对国家、对民族的责任感。他以天下之重为己任，文化与革命两副重担一肩挑，其文化和学术是和他的革命精神相一致的。从章太炎先生到姚奠中先生，再到刘毓庆教授，再到你，时代特点是不一样的。你感觉现在最重的责任是什么呢？

郭万金：在姚奠中先生和刘毓庆老师的身上，明显地可以看出章太炎先生的遗风，也就是集文化使命感与社会责任感于一身的现实关怀。在二位先生多年的言传身教中，我深深地被感染，这种文化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是我们必须具备的情怀。

我曾在“纪念章太炎先生逝世七十周年国学国际研讨会”中说过，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们的华夏文明五千年来延续不绝，这已是世界文化史上绝无仅有的奇迹。当年章太炎先生就是在华夏凋敝、风雨如晦之时奋起自任，“惩经学之弊，承国学之粹”。如今，又过了百年，中华民族复兴大业还没有完成，又面临着重重挑战。我们应该怎么办呢？传统文化如何延续呢？这仍然是我们所必须面对和继续的话题与使命。

你看“学”的甲骨文这样写“ ”，《汉语大字典》这样解释：“或从臼持爻以教膝下之子，或从子学爻子大人膝前，古教，学原为一字，以后分化为二。”这里我引申为，两只手护着把宝贵的遗产传承下去。我就是要担起这个责任，深刻地关心、同情地了解先辈们传下来的优秀文化。

记者观察：当前学术界与社会上都在“炒国学”，从大学纷纷开办国学课堂、国学讲座，到少儿读经班、“孟母堂”，再到国学刊物和网站的相继出现等。同时，学术界也出现了对于国学认识的分歧。那么，你是怎么看待国学的？当下的“国学热”是如何产生的？

郭万金：关于国学，我最近阅读了大量的文献资料，现在有一个不太成熟的大致思考。在19世纪的时候，有3位著名的国学大师章太炎、梁启超、胡适。其中，梁启超用的最多的是“国粹”，因为他当时是偏于政论色彩的。胡适则是受到西方学术的一些基本训练的冷静学者，持一种剖析态度，所以用的相对多的是“国故”。章太炎呢，是间于二者之间的，用的相对较多的是“国学”。我们讲的国学，它并不是一个固定的知识实体，也不是一门独立的现代学科。现在有一些大学排斥国学，就是把它作为一门学科来看待。但是，国学却完全能够在现代学术语境下获得新的意义。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的传统文化，它所表现的是一种超验的精神，一种“究天人通古今”的历史意识，而且，主要是蕴含着我们国家的民族思维。这些特性，就使得我们的传统文化有一种走向现代的气度。我们对之应该有尊重的文化自觉。

100年前，章太炎、梁启超那一代人，在民族危亡的时候提倡国学，他们希望在西学狂潮中保存国粹，所延续的是顾炎武“国可亡，天下不可亡，存学以存天下”的思路。章太炎先生曾说过，一个民族所以自立的“元气”，就是各国固有的文化。而国学正是民族“元气”、文化传统的最佳载体，他提倡的国学在很大层面上是“学存天下”的实践，是在西方思潮冲击下产生的文化反思中的应变和求变。

时过境迁，我们国家日益强大，民族自信心也不断增强。现在重提国学，并不是重蹈覆辙，而是文化自尊、自立、自新、自强的一种姿态。在过去的100年中，我们一直处于向外国学习的状态。现在的中华民族不仅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且还看到了域外文化的种种弊端，同时，其他国家也在向中国学习。我们的民族需要自己的文化，需要足以自立的“民族元气”。于是，大家把目光投向传统，重提国学，进而被炒热，这也可以说是民族文化心理的推动。

记者观察：照你这么说，国学就是我们国家自立的“元气”，也正和现在提出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相一致。你认为，国学在其中能起到什么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