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新波政策破局抗生素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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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抗生素使用和生产大国，人均年消费量为138克左右，而美国为13克。在国家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收集的药物不良反应报告病例中，因抗生素滥用引发的病例占近一半，其数量和严重程度排各类药品之首。近2000万听障残疾人中，一半左右是由于使用氨基糖苷类抗菌药物(如庆大霉素等)造成。每年有19.2万人死于药品不良反应，其中抗生素造成的占2/3以上。

我国抗生素药物滥用现象背后有什么样的原因？能否得到彻底改变？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廖新波深度剖析当下中国的抗生素困局。

记者：你说抗生素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是不是有点太夸张了？

廖新波：我认为抗生素的政治问题，确确实实比较尖锐，或者说逐渐明显起来。由于抗生素从最初的能救命，到现在被发现有很多害处，尤其是在中国这种发展中国家，细菌的耐药性越来越明显，这就与滥用有关。在国际上，也有人对我们使用抗生素提出质疑，并提出我们应该予以遏制。所以从这一点来看，人家针对的并不是抗生素的使用者。对抗生素的使用，一个观点就是，如何去干预，如何使我们中华民族能够有健康的体质。

记者：药品从生产、销售到分配，利益链条非常粗、非常长，这是不是造成今天难以解决抗生素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

廖新波：我认为这是在以药养医的政策环境下，医院不能从政府部门获得补偿的一个渠道。政府过去制定了一条政策，以药补医已经50多年了，从开始的利润不高，到后来变得很高，在利润空间极高的情况下，腐败就产生了，利益链就形成了。不同时期会产生不同想法，有想法就会有做法。目前取消15%的药价加成，我认为还不是根本，因为断掉医院加成的15%，仅仅是断掉医院的发展基金，而院外那些交易有多深呢？也是很触目惊心吧。谁来砍掉中间利润？肯定不是医院。所以有时我也在想，难道越便宜的药就越好吗？难道药厂就不应该有利润吗？如果药厂没有利润谁生产？如果药厂没有利润谁研发？谁保证质量？怎样去平衡这个利润点，是经济学家、政治家、社会学家义不容辞的责任，所以源头就是政策。

记者：单讲政策非常抽象。单以抗生素为例，把它拿出来解开政策的复杂性，最需要做的一件事是什么？

廖新波：最要紧的，是认真去调研生产一颗药的成本是多少，然后给出一个合理的利润价格。流通要经过市场，而不是通过行政手段。现在可以看到，我们的做法并不十分奏效。我们有阳光招标，但是价格没有下来。一些有效的低价药进不来，在市场上看不到。所以你说医生想开便宜药，去哪里开？我不是为医院辩护，而是说一个很现实的例子，所以医院的公益性和市场性应该有所区分，政府应该履行自己的责任，做自己的事情。

记者：抗生素使用的主体是医生，医生不可能自己去揭发自己；使用的客体是病人，但是病人又不了解这个东西。到底谁来监督呢？违规了谁来发现？

廖新波：制度的监督有院内的。院长监督科主任，科主任监督所管的医生，这就是监督。另外还有行政部门的监督，再就是司法部门的监督，还有我们付钱的部门来监督，比如保险公司。在国外，保险公司可以限制医院的行为，用这个药，你要跟我说清楚为什么用，你做这个CT，你要告诉我为什么要做，否则我可以拒付。所以通过一种支付制度的改革，一定可以制止一些过度检查、过度用药的行为。

记者：卫生部从2003年到2011年，一共发了12个关于合理使用抗生药物的文件，但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合理的解决。今年号称史上最严的整治措施出台，各项指标马上就降下来了，这种暴风雨式的治理，到底有多大的疗效？

廖新波：抗菌药物这个风，一定要刹，因为它涉及的不仅是经济问题。中央下达的命令，怎么使它固化呢？我认为就是怎么样使我们补偿医院的机制建立起来，使它成为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