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602亿治理资金花在何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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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过科幻片《Wall-E》的观众想必对那垃圾多到爆炸的地球还深有印象――公元2700年，整个星球几乎被垃圾掩埋了，罪魁祸首的人类只得移居到太空船上……
不管生活在哪里，我们几乎每天都会扔垃圾。作为垃圾制造者的你，是否知道这些大量垃圾都去了哪里？被填埋了？被焚烧了？被回收利用了？还是被随意堆放着……一个不争的残酷现实却是，垃圾围城正在越来越多的城市上演，即便是北京这样的现代化文明大都市也不例外。这些垃圾是谁在管理？垃圾污染给居民带来了哪些影响？北京市委、市政府2009年公布《关于全面推进生活垃圾处理工作的意见》里用于新改建垃圾处理设施的100亿元和《北京市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建设三年实施方案（2013-2015年）》中用于垃圾处理设施建设及配套设施建设的502亿元用在何处？《经济》记者经过近一个月的走访调查，追寻问题的根源。
垃圾围城并非耸人听闻
“我们住在这里十几年了，天天都被垃圾包围着，没人来管。每年还有大量的外来人口陆续搬来，人和垃圾每天生活在一起，没办法啊。”家住北京市丰台区大红门附近苗圃东里社区的耿先生对这个情况习以为常，语气里充满了失望和无奈。
城乡接合部“垃圾围民”
耿先生于2000年到北京打拼，那时位于北京市南四环的大红门正是许多做小本生意的外来人口聚居地。“那时候几乎全是密密麻麻的平房。”耿先生对当年记忆犹新，“根本没有统一的垃圾桶，自家的垃圾都随便地堆在不到2米宽的走廊 边上，苍蝇、恶臭味从未远离。”
14年后的今天，大红门有了很大的变化：高耸的大楼取代了昔日平房，许多人纷纷搬进高楼。但是，“苗圃东里的这个小巷子处于被遗忘的地段，虽然早已被划为要拆迁的行列，但迟迟未行动。渐渐地这里的环境越来越差。”耿先生告诉《经济》记者，这个巷子目前大约一百来户居民，大多都是以经营小生意为生，不少都是外来务工人员。
在这条巷子里，记者看到许多被划为拆迁的房子已无人居住，却成了垃圾的“家”。不少房子的窗户已被拆掉，成为垃圾的入口。垃圾的残液已经使墙壁变成乌黑色，新到的垃圾散乱地挂在窗户边，不时会有小鸟从垃圾房里飞出。恶臭味、腐臭味弥漫在空气里，使人难以正常呼吸，人们都以百米冲刺的速度迅速离开。
耿先生指着不远处气愤地告诉记者，往里走一点儿就是公厕，那里更臭。记者往前看去，两排房屋之间只有零星的几个人在走动，记者正欲往前走时，一塑料袋的垃圾成抛物线弧度落入垃圾堆，一群苍蝇也成群飞开，公厕也已被粪便堆满，无法使用。
“房间的窗户从来都不开，这臭味往往是最开始的时候比较难忍受，这么多年过去了，对这臭味已经有了一定的抵抗力，习惯了。”耿先生告诉记者，这就是周边居民忍受垃圾臭味的方式，以前还会自发组织临近居民一起把垃圾运到垃圾车上，使其不在巷子停留。随着人口的流动，不断搬进来的人口，凭借居民之力已无法很好地处理这些垃圾。他们打电话致电城管等相关部门，最开始还有执法人员来看看，但对于垃圾的处理并未做出任何行动。投诉的次数多了，更没有人愿意过来查看情况了。“要是3天有人来处理算是大发慈悲了。”说到此处，耿先生不禁咬牙切齿。
垃圾填埋场“臭味扰民”
如果说老旧小区疏于管理，甚至被人遗忘。那么，住在垃圾填埋场附近的居民更是苦不堪言。
“那些臭味总是突然之间杀到，迅速地就能弥漫到各个房间。”每到晚上，家住北京市大兴区笃庆堂村的黄女士被附近南宫堆肥场臭味袭扰着，她总是在家里机械性地重复来回开关窗的动作，从卧室客厅到厨房，关闭并锁紧家里的全部7扇窗。她说，这样至少能缓解家中的臭味，但是，最近情况十分严重，每到下午6点的时候就必须关窗严阵以待，晚上8点左右臭味开始弥漫到小区，偶尔会推迟到夜间11点。黄女士不满一岁的女儿经常哭闹着醒来，不久前，她带女儿去医院，医生诊断为呼吸道感染，初步估计为某些有害物质的刺激导致。黄女士为此很焦虑。
住在垃圾场附近的村民反映，最让人难以忍受的是每到吃饭的时候，成群的苍蝇飞到饭桌上，“很恶心”。最让他们担忧的还是空气污染对后代的“慢性污染”。
“我们也是没办法了，只能用堵路的方法来保护自己的家了。”笃庆堂村的居民张先生和一些村民曾找过北京市环保局、市政市容委，甚至到大兴区政府上访，但问题依旧没有解决。于是笃庆堂村民聚集在堆肥场入口的公路上，阻止垃圾车进场，希望引起相关单位的重视。最终村民等来了结果：一是一周内南宫堆肥场加强内部管理，在细小环节上查找遗漏，严格控制排放标准；二是追加投资进行技术改造提高工艺水平，将南宫堆肥场建成全封闭式堆肥场；三是瀛海镇政府争取资金给两村村民发放，标准是每人每年700元，给村委会各5万元用于环境整治及绿化。
但整治和赔偿的效果如何呢？
8月初的一天下午记者再次走进笃庆堂村，原本休闲散步的人群里突然爆发一声：“臭气来啦！”众人立马就像遭遇“鬼子进村”一样四散奔回家中，关严窗户。治理或许在进行着，但是臭味并没有减少。张先生说，闻着那些垃圾的味道，“还不如呆在厕所里舒服。”
类似情况却也出现在新建小区。“我现在都能凭味儿判断是哪儿发出来的，臭鸡蛋味儿是附近化工厂散发的，应该是硫化氢之类的；延绵不绝的酸腐味儿，肯定是南边北神树垃圾场散发的；还有呛鼻的刺激性气味儿，闻得嗓子都难受。”已有8个月身孕的张女士连向记者倒苦水。“孩子马上要出生了，这臭味会影响健康吧，我得去个没有臭味的地方租房子住了。”
张女士住在位于北京市通州区光机电产业基地核心区的润枫领尚小区。但就是这样一个建于2012年的新小区，南边不到4公里有一个北神树垃圾填埋场，北边两公里左右是董村垃圾综合处理厂，周围毗邻北京市第五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混凝土搅拌站等工厂。
润枫领尚小区的部分居民甚至建立了维权QQ群，主力成员王先生告诉记者，夏天的傍晚只要开着窗，各种异味蜂拥而至。尤其是雨后，垃圾发酵的酸臭味更是让人恶心。这两年多来，新入住的小区居民们深受其扰。为了使相关部门尽快解决该垃圾场臭味问题，小区居民甚至自觉形成轮班机制，不定时地负责给市政市容委、市环保局、城管部门、小区管委会等单位打电话，投诉相同的事情。
垃圾已成围城之势
资料显示，2009年，全国600多座城市，除县城外，已有三分之二的大中城市陷入垃圾的包围之中，且有四分之一的城市已没有合适场所堆放垃圾。2010年，网贴“垃圾围城，北京一位摄影师眼中的映像”更是激起大量网民的“围观”。在一张卫星地图上，长年拍摄“垃圾围城”的摄影师王良久用黄色标签将自己拍摄过的非法垃圾填埋场标注出来，在北京中心城区外，密密麻麻的标签已形成了一个黄色的“七环”。
5年后的今天，“垃圾围城”之势不减反增。
《经济》记者从7月底开始兵分三路，走访了北京海淀区六里屯卫生填埋场、丰台区永合庄垃圾卫生填埋场、南宫堆肥场、通州区西田阳卫生填埋场、北神树卫生填埋场以及朝阳区高安屯卫生填埋场、北京环卫集团旗下的垃圾转运站等北京城区东南西北四环以外的若干垃圾填埋场，以及北京的四环、北五环、北六环、东南五环和东南六环等外来人口聚集的城乡接合处。
记者第一站来到北京市东南四环外的大型垃圾转运站――小武基垃圾转运站。在740公交车上，就听售票员提起，“每到小武基桥一带，恶臭味起码要持续5分钟之久，像是臭鸡蛋的味道，又像是腐烂饭菜的味道。”小武基桥路边卖小吃的摊主告诉记者：“垃圾车经过的时候，臭味尤其浓烈。”
正中午时分，一辆辆垃圾车陆续经过马路，随之而来的是持久不散的酸臭味，不少路人都掩鼻皱眉，声称“真是受不了这味道”。记者掐下时间，10分钟内有8辆垃圾车经过。垃圾车上的垃圾还七零八落地随车飘过。
而在小武基桥附近一座座居民楼正在建设中。一个新建小区门卫告诉记者，这里的居民楼是朝阳区周庄回迁房，三期正在建设中，一期二期已建成，目前还未入住。记者目测居民楼与转运站之间的距离超过1公里。
记者走访时还发现，通州西田阳卫生填埋场、海淀六里屯卫生填埋场、丰台永合庄卫生填埋场周边居民都有同样的臭味困扰。
居住在通州区西田阳卫生填埋场周边的西田阳村和牛坊村的居民反映，只要一遇到有风的天气，风向“给力”时，一点都不想在家里。一位居民向记者诉苦，一到刮风天气，恨不得24小时都上班，家里的臭味呛鼻得让人作呕，连吃饭都难以下咽。“真心希望相关部门能处理一下这个事情，别再不了了之了。”
相比之下，马桥开发区的居民更深受其害，他们与填埋场直线距离两公里左右。不管何种天气，每天都会有至少半个小时的臭气时间，而且时间并不固定，早中晚都有可能。“我们这一把老骨头了，就算有什么病也无所谓了，臭味浓烈的时候躲在家里就行了。”在外纳凉的老人说，“我们也没办法解决这个臭味，严重的时候只有躲着。”
其实，2009年5月，北京市委、市政府就公布了《关于全面推进生活垃圾处理工作的意见》，北京市政府将在2015年前，直接投资 100亿元，用于新改建垃圾处理设施 40余座。而2013年6月，北京市又制定了《北京市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建设三年实施方案（2013-2015年）》，用于垃圾处理设施建设及配套设施建设资金约502亿元。2015年马上到来，为何多座垃圾处理场依旧散发恶臭味？为何北京还处于垃圾围城之中？这602亿元巨款都用在了哪里？相关部门又是如何进行监管的？
602亿元用在何处？
随着北京人口的大量增加，生活垃圾产量剧增。2013年北京市生活垃圾产生量671.69万吨，日均产生1.84万吨，垃圾终端处理设施在为社会整体产出正外部性效应的同时，也给设施附近的民众带来负外部性影响，进而引发各种社会问题。而这类问题产生后究竟由谁管理呢？他们是如何管理和整治的？
谁来管？
记者试图梳理出管理体系，却发现这是一个错综复杂的网络，一座垃圾填埋场工作运转至少涉及规划、市政、环保、城管、国资、工商、城建等多个部门。如果再算上垃圾填埋场所在各区的区环保局、区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以及各区的城管、城建、环卫公司等部门，一个垃圾场备受多个管理部门的“关注”。可令人遗憾的是在多个单位的管理下，垃圾填埋场影响周边居民生活的问题还是没有得到解决，臭味依旧令人头疼。
住在润枫领尚小区的刘女士告诉记者，2012年年底买房的时候，开发商就承诺附近的北神树卫生填埋场肯定是要封场或者迁走的，并说将来这个垃圾填埋场还会改建成为生态公园。但是一年多过去了，垃圾场非但没迁走，而在附近的村民陆续搬走后，一个个楼盘相继兴建起来。刘女士和小区的其他居民多次向各部门反映垃圾场臭味问题，目前依旧没有好转。
为了探寻究竟哪个部门负责北神树垃圾填埋场，《经济》记者通过电话多方进行联系。第一个电话打到了北京市环保局热线12369，对方回应“环保局只管垃圾焚烧，垃圾填埋归市政市容委管”；于是，记者拨通了北京市市政市容委热线12319，接线员说，“北神树卫生填埋场属于通州区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管辖，会将投诉转给相关受理单位”，并留下了记者的姓名和手机号码，让等待回复；两天过后，记者没有得到任何回复便主动联系了通州区市政市容委，一个办公室的接线员坦言，“已接到过不少类似投诉，但是具体负责方是通州区环卫服务中心”，他顺口就给出了对方负责处的电话；当记者联系上通州区环卫服务中心的时候，又被对方推到了通州区环境建设办，这边把记者推去了更远，“北神树卫生填埋场虽然在通州，但是其实是由朝阳区管理，该找朝阳区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要么就直接找北京市环卫集团，所有垃圾都归他们管。”记者又顺藤摸瓜，联系到北京市环卫集团办公室，相关人员留下了记者的手机号码，并说尽快让技术人员给予回复。过了两天，记者终于得到了环卫集团第一分公司办公室王先生的回复，他已然接到过不少关于北神树卫生填满场的投诉，回复就像背文章一样的熟稔，并告知记者他们一直在提高各种技术水平和资金投入，做了最大努力，让记者和周边居民多理解和支持。
这一回复不免让人心灰意冷，刘女士告诉记者，她去年初入住小区就开始投诉，如果说环卫集团已经做了“最大的努力”，为何到今年夏天，臭味还有增无减？
近一个星期追问了7个单位，却只有一家回应并坦诚对此事负责。而且，前5家单位都没有告知记者最终的负责部门。大多数居民面对臭气污染问题，首先想到的多是环保部门，环保部门不仅不受理，还把投诉往外推。尽管分工有所不同，那么作为“负责本市城乡环境建设综合协调、城市综合管理协调和相关市政公用事业、市容环境卫生管理的市政府组成部门”的北京市市政市容委，却也没有直接告知记者究竟谁直接负责，而将投诉者推向区市政市容委。通州区市政市容委到目前都没有给记者任何回复。这么冗长、复杂又无果的投诉过程，不知让多少居民望而生退了，更甭提继续追溯下去。
钱去哪儿了？
“环境是靠花钱买来的。”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聂永丰告诉《经济》记者，中国从有环境治理开始，就有大笔资金投入其中。没有资金支持环境治理就无法进行。
6年计划投入602亿元，整治效果不言而喻。钱去哪儿了？花在刀刃上了吗？
北京市市政市容委：问发改委
为了解北京市生活垃圾的处理和管理，以及治理经费的相关情况，记者联系了北京市政府、北京市环保局，双方都认为“垃圾场相关事宜应联系北京市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于是，北京市市政市容委派出了固体废弃物管理处的副处长张跃升作为全权发言人接受了《经济》记者的采访。
张跃升告诉记者，这几年，设施建设取得了一定进展，特别是焚烧处理厂，通过监管和宣传，居民在焚烧认知上有很大的改变。北京市现在的南宫焚烧厂、海淀大宫村、朝阳高安屯、顺义二期焚烧厂的运行都陆续开展。北京市政府《关于全面推进生活垃圾处理工作的意见》中的 100亿元基本投入到设施的建设中，“从当初的选址到现在的定位，这其中的变化是很大的，要经过发改、规划、环保、国土，还得有居民的支持”，但是钱的具体去向需要问北京市发改委，因为“市政市容委主要是负责提需求，做规划”。
记者顺势联系上北京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但是截至记者8月20日发稿，对方也未给记者任何回复。
记者又采访了各区市政市容委，各方对钱的去向均三缄其口。
这笔钱是否专款专用，用于建设、改建垃圾终端处理设施呢？拥有十余年垃圾填埋场设计工作经验的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高级工程师、规划运营部主任童琳告诉《经济》记者，“目前北京垃圾焚烧厂数量比较少，垃圾焚烧处理能力比较弱，其中焚烧规模较大的是高安屯填埋场、阿苏卫焚烧厂、鲁家山处理厂。有些地方说是有明确用处，但是这笔钱具体用在了哪，谁也不好说。”
算算这笔账
尽管在《北京市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建设三年实施方案（2013-2015年）》中明确：2013年至2015年垃圾处理设施建设及配套设施建设共需资金约502亿元。其中建设资金约152亿元，包括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建设资金127亿元、餐厨垃圾集中处理设施建设资金8亿元、垃圾渗沥液处理设施建设资金8亿元和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理设施建设资金9亿元。外部市政配套设施建设、村庄拆迁、征地补偿等资金约需350亿元。但是，截至目前，针对质疑，却没有任何一家相关机构对资金的具体去向进行说明，记者只要稍微提及，他们便讳莫如深。
《经济》记者在走访过程中发现，目前北京市朝阳区高安屯卫生填埋场赢得周边居民的称赞。据悉，该垃圾填埋场也曾臭名远扬，经过近几年技术升级改造、基础设施投入，才变成如今的“优秀生”。记者从高安屯卫生填埋场处了解到，自建厂以来累计投资约4.8亿元，其中2009年升级改造共花人民币1.2亿元，包括堆体整治、除臭配套、绿化美化工程、填埋发电利用等。
南宫堆肥场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南宫堆肥场于2013年投资1.69亿元进行技术改造，已完成并部分投入使用。但这两个单位相关负责人均不清楚这些钱具体来自哪里。
负责管理北神树卫生填埋场的北京市环卫集团第一分公司办公室负责人表示，市里用于新改建垃圾处理设施的100亿元，他们没有得到过，都是自己出资改建。
另外，海淀区市政市容委相关负责人向记者透露，海淀区将在大工村建设一座垃圾焚烧可再生能源发电厂，占地22.75公顷，焚烧量2100吨。计划总投资15亿元，其中北京市政府支持6亿元，海淀区出资9亿元。具体用途为土地费3亿，建设支出12亿元。
记者以海淀区垃圾焚烧可再生能源发电厂投入资金为例，算了一笔账。在理想状态下，若建成和海淀区一样规模的垃圾焚烧可再生能源发电厂，602亿元大约可以建成37个。而如果用于建设垃圾卫生填埋场，以高安屯卫生填埋场总投入的4.8亿元为例，602亿元大约可以建125个。尽管其中会由于各区土地价格不一，土地质量和周边环境不同，投入会有很大差别。但是，无论怎么计算和投入，从2009年下来，也不应有很多“现状依旧”的情况。
前期100亿元的资金，童琳告诉记者，主要流向两个方面：一是前期投入，包括土地，勘察测量，咨询设计。每个项目的选址也不一样，所以这方面不好说；二是工程建设的费用，根据2007年、2008年定的标准――每立方米的工程投入是15万到30万元。“这个指标目前看来比较低，好的甚至突破100万元，包括渗沥液、气体、防渗的费用。”
危害几何？
住在垃圾场附近的居民为何要频繁投诉？为何要堵路？为何要上访？不仅仅是臭味难闻，极大影响生活质量，导致情绪不佳，更有可能对人体健康带来严重危害。
在南宫堆肥场附近的大兴区笃庆堂村，刚与村民交谈不到5分钟，记者已经感觉非常不舒服了。村民告诉记者，今年入夏以来，整个村弥漫着臭气，各种蝇虫飞进屋里，大人、孩子身上咬了不少小包，刺痒难耐。有些小孩到医院一查，发现因此得了皮疹。
无独有偶，在六里屯填埋场附近的屯佃村内，有一个永丰中心小学，大概有500名学生。“希望您能帮我们向政府反映一下，早点把臭味解决掉。”一位母亲告诉记者，孩子经常觉得喉咙不舒服，只能让他多喝水，平时少出去。
“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政府加强垃圾分类的宣传，市民积极配合，在源头进行垃圾分类。”童琳表示，在国外，垃圾分类早已形成并取得一定的效果。德国绿点组织便是一例。
据了解，绿点组织是以商业逻辑推动的资源回收，是一个与政府的垃圾管理体系并行的企业界自发成立、自主管理、共同承担废弃包装物回收的体系，从包装材料的生产者到使用包装的产品生产者、进口商、零售环节、消费者，贯穿整个产业链的责任体系，将包装废弃物的回收导入良序运转轨道。在德国，这样的回收体系又被称为“双轨体系”，即政府的市政垃圾管理系统负责不可回收垃圾，绿点系统负责可回收的包装垃圾。
被誉为“花园城市”的新加坡，处理垃圾也有自己的一套模式：合理的规划、先进的技术、高标的排放、严格的监管、信息的公开、公众的教育等各环节都非常注重，使得整个系统高效运行。
在国外，就算老年人身体再不便，也会把垃圾分入不同的垃圾箱，在教育孩子方面也是从小就开始普及垃圾分类方面的知识。而我国在这方面就比较欠缺。
“就国内目前情况来说，做好垃圾分类必须在政府、市民共同努力下完成。从分类垃圾桶硬件设施的配备、垃圾分类意识的普及到专人进行垃圾分类的监督，整个一系列过程都不能出现断点，否则，垃圾分类就功亏一篑。”聂永丰如是说。
BOT模式引进社会资本
“垃圾处理设施就像削水果的水果刀，不能因为水果刀有可能会成为凶器就弃之不用，更重要的是如何使用。垃圾处理设施应重在监管，在前期设计方面标准是一样的，后来所形成的效果如何就看监管如何了。”童琳指出。
在广州、深圳、福建等沿海城市，垃圾焚烧厂已经成为主要处理垃圾的方式，其数量多，投入大。分析北京各地区的人口数量、产生垃圾量、地形等因素，因地制宜，分别建成不同规模的垃圾焚烧厂，这样一来，垃圾处理就会简单许多，既减少了运输的费用也可以保证日产日消。想法归想法，这一切的启动都必须要有强大的资金来支持。童琳建议：“采用BOT模式解决资金问题，这样既可以引进社会资本，也可减少地方财政的压力。”
BOT模式是民间兴建营运后转移模式是一种公共建设的运用模式，是Build（兴建）、Operate（营运）以及 Transfer（转移）3个单词的缩写。其将政府所规划的工程交由民间投资兴建并经营一段时间后，再由政府回收经营。
BOT模式较政府管理来说，会更加专业化，某些方面也会比政府做得更加成熟。当然，政府也有政府的优势，可以充分调动各方资源，协调配合。但资金这块又很难供应上，难免造成整个垃圾处理系统的瘫痪。
“如果垃圾再不进行好好处理，垃圾不仅会围城，甚至会有堆城的可能。”聂永丰如是说，目前，垃圾处理问题越来越受到许多人的关注，但是在处理方面又迟迟未见成效，这已经上升为社会问题，必须要重视起来。
编者按：在现代化程度高度发达的当下，我们为何对垃圾还束手无策？我们为何还让城市呈现出这样的面貌？我们的管理部门为何还在推诿甚至敷衍了事？“垃圾围城”俨然不是耸人听闻，《经济》记者近一个月对北京城周边的走访，所到之处触目惊心，竟不敢想象，这是在首都北京――一个国际化大都市呈现的景象。十报告指出“必须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位置”并明确提出“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要“建设美丽中国”。美丽中国的创建需要我们大家共同的努力，而政府有效的整治和“铁腕”监管更是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