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摩擦过程中的策略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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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对外贸易在各国经济中的地位日益重要。但是进出口的增长往往伴随着贸易摩擦的增加，特别是反倾销，技术贸易壁垒，特保条款等的频繁应用造成国际贸易摩擦不断。
关于贸易摩擦成因，从政治经济学的观点进行的研究较多，解释力也较强。在政治经济学文献中主流理论是将行政机构和官员看作是相对独立的参与者，认为他们制定服务于国家目标的政策，并偶尔最低限度地向国内的利益集团让步。这些文献集中讨论了政府间的行为和相互关系。Mayer（1981）将谈判过程看作是进行谈判的政府间的讨价还价博弈，将非合作博弈用于对达成贸易协定的谈判分析。[1](135-153)Magee，Brock，Young（1989）得出结论：政党、利益集团和公众之间在关税政策上的非合作博弈形成两阶段子博弈精练Nash 均衡，其中在支持自由贸易或保护贸易的政党、利益集团和公众之间是Stackelberg均衡。[2](115-137)Grossman和Helpman（1995）假定一个集团设定捐献安排是为了最大化游说集团的总福利，通过非合作与合作的关税博弈模型分析，说明了国内政治是如何决定政府的国际目标的。[3](657-707)关于贸易摩擦过程及解决途径也有一些重要研究。Conybeare（1987）认为解决贸易摩擦的困难之处主要是在于其过程中存在机会成本，在于国家间的信息不完全和对对手的不了解。[4]Gould and Woodbridge（1998）认为由于报复的威胁不可置信性，或者威胁报复对于被报复的国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意义，被报复的国家往往会对此置之不理。[5](115-137)
根据对贸易摩擦过程的观察，往往会发现这样一种情况，首先是某一国家(A国)为了获取更大的利益采取行动，破坏了现有的均衡，该国行动的表现方式可以有多种多样，例如：低估汇率造成出口量的大量增加，以及主动改变贸易规则等。而其他国家（B国）针对A国的行为进行回应。这种回应有可能是反击，也有可能是退让，退让当然对A国有利，对B国不利。但是反击有可能导致贸易战，贸易战消耗巨大，而且贸易战的结局是不确定的。因此，现实中，B国会希望采取一种反击的姿态，发出一个反击的信号进行威胁，希望以此阻止A国打破现状。A国不知道B国最终是反击还是退让，但是会考虑这种威胁的可信程度，可信程度取决于A国对B国类型的判断，即判断B国是一个强硬国还是一个软弱国，如果是一个强硬国，那么这种威胁就比较可信，如果是一个软弱国，那么这种威胁就不可信。如果A国认为威胁可信，那么为了避免贸易战，就有可能采取维持现状的策略。这个过程契合了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中的信号传递博弈。
一、贸易摩擦中的信号传递博弈
信号传递博弈已经得到广泛的应用，我国学者也大量应用其解决相关问题。向钢华，王永县（2005）[6](62-66)在Zagare（2004）[7](107-141)的基础上将信号传递博弈应用于军事对抗活动中军事威慑的分析，本文利用其架构，加入利益集团的影响，并在具体收益中做不同的设定，建立了一个三阶段的信号传递博弈分析贸易摩擦过程中的国家行为。
现在假设：在贸易摩擦中有两个国家，A国和B国。A国首先采取试探行动，希望获得B国是强硬国还是软弱国的真实信息。此时，A国有两种策略：维持和试探。当A国采取维持策略时，博弈的结局是保持现状；当它选择试探策略时，B国做出反应，B国采取发出信号的方式进行威胁。为了讨论方便，本文假设B国此时也有两种策略：发出强信号Ss或者发出弱信号Sw，强信号与弱信号的区别在于强信号只有强硬国能够发出。①发出相应的信号需要成本，假设B国发出强信号和弱信号的成本分别是cs和cw(cs＞cw)，A国将根据B国发出的信号，决定是维持现状还是发出挑战。如果是采取维持策略，博弈结局是保持现状，如果采取挑战策略，当遇到强硬国时，结局是贸易战，当遇到软弱国时，为A国胜。
从以上叙述可知博弈有三种结局，一是A国胜；二是维持现状；三是贸易战。对于A国来说，A国胜这种结局一定是其偏好，至于是维持现状还是选择贸易战则要根据不同情况下的期望收益进行权衡。而B国的偏好一定是维持现状，否则B国将转变成挑战者。剩下的两种结局里，如果B国是强硬国，将偏好贸易战，而如果B国是软弱国，则偏好退让，相对应的结局是A国胜。
由于A国对B国类型的信息不完全，A国对B国为强硬和软弱类型先验概率分别为λ和1-λ，②当B国为强硬国时能发出强信号的概率为β，当B国为软弱国能发出强信号的概率为δ，β＞δ。p和q分别是B国发出强信号和弱信号后A国对B国是否强硬国的后验概率。
设博弈的标的对A国和B国的价值分别为v1和v2。考虑到在国家行为的背后往往都有利益集团与受益群体的支持，A国在B国发出强信号或弱信号时，如果进行挑战的话，从支持挑战的利益集团获得的支持分别为 ，而B国在发出强信号或弱信号时从本国相应利益集团所获得的支持分别为 。当结局为维持现状时，B国在发出强信号和弱信号后的收益分别是 和 A国相应的收益分别为0和0；当结局为A国赢时，B国在发出强信号和弱信
B国为强硬国和软弱国分别用STR和WEA表示，p为B国发出强信号时为强硬国的概率，即p=p(STR/Ss)，q为B国发出弱信号时为软弱国的概率，即q=q(WEA/Sw)，根据贝叶斯公式，我们可以推得：
二、博弈均衡分析
B国的信号传递策略组合有：1、（强，强），2、（弱，弱），3、（强，弱）4、（弱，强）四种组合。第1种表示无论B国的类型是什么，都发出强信号；第2种表示无论B国的类型是什么都发出弱信号；第3种表示当B国是强硬国时发出强信号，是软弱国时发出弱信号；第4种表示当B国是软弱国时发出强信号，当B国是强硬国时发出弱信号。A国在B国发出信号后也有四种策略组合：1、（挑战，挑战），2、（维持，维持），3、（挑战，维持），4、（维持，挑战）。第1种表示无论B国发出什么信号，A国都采取挑战策略；第2种表示无论B国发出什么信号，A国都采取维持策略；第3种表示当B国发出强信号时，A国采取挑战策略，当B国发出弱信号时，A国采取维持战略；第4种表示当B国发出弱信号时，A国采取维持战略，当B国发出强信号时，A国采取挑战策略。
子博弈均衡一：当p＜p*且q＜q*时，A国的最优反应是（挑战，挑战），即无论B国发出什么信号，A国都选择挑战策略。由于知道无论自己发出什么信号，A国都将挑战，所以B国发出什么信号取决于rs2-cs和rw2-cw的大小，如果前者小于后者，那么B国选择发出弱信号，〔（弱，弱）（挑战，挑战）〕是这种情况下的混同均衡。如果前者大于后者，那么B国选择发出强信号，〔（强，强）（挑战，挑战）〕是这种情况下的混同均衡。
子博弈均衡二：当p＞p*且q＞q*时，此时A国的最优反应是（维持，维持），即无论B国发出什么样的信号，A国都选择维持策略，由于知道这种情况，所以B国发出什么信号依然取决于rs2-cs和rw2-cw的大小，如果前者小于后者，那么B国选择发出弱信号，〔（弱，弱）（维持，维持）〕是这种情况下的混同均衡。如果前者大于后者，那么B国选择发出强信号，〔（强，强）（维持，维持）〕是这种情况下的混同均衡。
子博弈均衡三：当p＜p*且q＞q*时，A国的最优反应是（挑战，维持），即A国在B国发出强信号时选择挑战策略，在B国发出弱强度信号时选择维持策略。由于维持策略是B国的偏好，因此显而易见的是B国会选择发出弱信号，此时〔（弱，弱）（挑战，维持）〕是此情况下的混同均衡。
子博弈均衡四：当p＞p*且q＜q*时，A国的最优反应是（维持，挑战），即在B国发出强信号时选择维持策略，在B国发出弱信号时选择挑战策略。由于强硬国与软弱国的区别在于强硬国能够发出软弱国不能发出的信号，假设强硬国能发出的信号集是X，软弱国能发出的信号集为Y。X-Y是强硬国能发出软弱国不能发出的信号集。设x∈X，y∈Y，r∈X-Y，此时存在分离均衡〔（r，y）（维持，挑战）〕，在此均衡下，强硬国发出强信号，A国采取维持战略，结局是保持现状；软弱国发出弱信号，A国采取挑战策略，结局是A国胜。
从以上四种均衡中可以看出，前两种混同均衡的情况中，B国选择发出强信号还是弱信号取决于国内利益集团的支持和发出不同信号的成本。第三种情况，B国会选择发出弱信号。但是在前三种情况，贸易摩擦中的A国无法根据B国的信号来判断该国家的类型，不能根据自己的试探行为获得B国的信息。因此在这种情况，A国的试探行为不能产生作用，A国会选择不进行试探。而在分离均衡情况中A国的试探行为可以根据B国所发出的信号来区分其不同的国家类型，因此试探具有意义，A国会在此情况下采取试探行为。
根据前述可以知道p＞p*且q＜q*时存在分离均衡。而且分离均衡存在的条件在于强硬国能够发出软弱国不能发出的信号。对于A国来讲，一个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区分强信号与弱信号，也就是如何把强信号分离出来，因为现实的情况中，软弱国也可能故作姿态发出一些信号，希望A国认为这是一个强信号，是一个软弱国发不出的信号。而对于B国来讲，首要的问题则是如何找出自己能发出而软弱国不能发出的信号来吓阻对方，而不是发出那些强硬国和软弱国都能发出的信号。此外在现实情况中A国和B国也会尽可能的改变自己在信号传递博弈中所涉及的变量值以达到自己想要的结果。例如，为提高自己赢得贸易战的几率，B国通过在贸易摩擦前提高A国关于自己为强硬国的先验概率等等。
三、贸易摩擦案例分析
案例一：中欧焦碳煤摩擦③
2000年12月，欧盟各成员国对从中国进口的直径超过80毫米的焦碳煤实施反倾销措施。该反倾销措施实施不久，中国国内对焦碳煤的需求持续上升，为满足国内日益增长的需求，中国政府适时减少发放出口许可证，再加上反倾销的影响，欧盟各成员国焦碳煤从中国进口的量在一年间下降了23%。与此同时，欧洲从中国进口的焦碳煤的价格在2002年10月至2003年9月期间最高上涨了50%。焦碳煤决定着钢铁业的命脉，焦碳煤价格的攀升抬高了钢铁的价格，进而抬高钢铁产品的价格，使以钢铁为生产投入的企业的生产成本上升。2002年12月欧委会应欧盟焦碳煤协会（Eucoke-EEIG）的申请，决定对从中国进口的焦碳煤启动反倾销措施中期评审程序。2003年12月15日，Eucoke-EEIG要求撤销其中期评审的申请。2004年3月，欧委会决定对从中国进口的直径超过80毫米的焦碳煤暂停实施反倾销措施，至此中欧焦碳煤的贸易摩擦告一段落。
在这起贸易摩擦中，我们将欧盟看作A国，中国看作B国。在欧盟做出试探行为――对从中国进口的焦碳煤实施反倾销措施之后，中国分析了双方所面临的情况，在国内对焦碳煤的需求增加的情况下，减少了出口许可证的发放，这可以视为一个强硬信号，欧盟在收到这个强信号之后计算自身得失被迫暂停实施反倾销措施。在这个博弈过程中，市场供求的变化有一定的影响，但是，明显地，中国政府根据当时的博弈情况所做出的强硬姿态对这场博弈的结果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案例二：中美汇率摩擦④
人民币汇率问题源于美国的双赤字和美元汇率波动。2004年美国的贸易逆差达到6700亿美元，占GDP的5-7%，财政赤字达到4130亿美元，占GDP的4%，双双创历史新高，这引起美国各界对人民币汇率问题的关注。
关于人民币汇率的问题，经济学界的观点虽然不尽相同，但基本认为人民币存在一定程度的低估，但低估的程度，则看法不尽相同，对由此而引起的人民币改革的问题，各方意见分歧就更大。虽有大量证据说明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增加并非由于人民币汇率的低估造成，但迫于国内压力，敦促人民币升值还是提上了美国政府的日程。美国政府官员，包括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财政部长斯诺，以及总统布什都曾公开表示，希望人民币升值。美国国会为人民币汇率问题举行了大量的听证，并接受了人民币被低估的说法，指责政府在人民币问题上对中国太过软弱，要求政府向中国施加压力。
人民币汇率的问题也反映了美国利益集团的活动。由于经济结构的转型以及在经济全球化的竞争中竞争力的逐渐丧失，美国制造业面临着日益严峻的失业问题，中国入世以后对美出口的增加使问题变得越发严重。因此，美国制造业利益集团借以人民币低估为借口寻求政府的贸易保护。
为此，美国的两名参议员格雷厄姆和舒默共同起草了一项议案，提议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27-5%的关税。随后这两名参议员对中国进行了访问，在访华期间两人依然保持着强硬的姿态，希望人民币汇率最终迈向完全自由浮动，同时表示不会撤回向国会提交的提案。而同时美国财政部也暗示，可能会在即将出台的报告中将中国确定为汇率操纵国。如果这样的话，双边的贸易摩擦将会进一步加剧。
面对美国方面的压力，中国在2005年7月将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上调2-1%，并不再单一钉住美元汇率。此后，人民币汇率持续升值，至2007年1月12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首破7-8，自汇率改革以来升值5-8%。虽然国家对人民币未来走势并未明确表态，但是多家国际机构都认为，2007年人民币加速升值的趋势不会改变。
中国在这次汇率改革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灵活性，主要的原因之一也是为了协调中美贸易关系。由于中美贸易逆差过大，美国内部财政赤字问题严重，再加上美国国内利益集团的支持，迫使人民币汇率的升值对美国政府具有极大的价值。在中美逆差持续扩大的情况下，美国政府在迫使人民币汇率升值的问题上表现出来了坚定的态度，甚至设定了最后期限威胁对中国的商品征收27-5%的关税。美国是中国产品出口的重要市场，中美汇率谈判破裂会对中国的出口造成重大损失，考虑到人民币汇率的升值对中国的出口影响可能并没有想象中的大。权衡利弊，我国在汇率问题上做出有限的让步不失为明智之举。
四、结 论
国际贸易摩擦中，采取主动行动的国家会对另一国进行一定程度的试探，试探的过程为一种旨在获取对方更进一步信息的手段。A国采取的试探策略在于获取B国的真实类型，以便根据对方国家的类型采取行动。A国的策略有效的两个基本条件是本文提出的p>p* 且q
注 释：
①制定相关的法律迫使本国在其他国家采取挑战策略时必须应战，这种信号就相应为强信号。而如果只是简单进行诸如非正式的声明，那么就可以认为这属于一种弱信号。
②由于λ是先验概率，为A国对B国类型的一种先验的判断，一般来说这种判断基于B国以往的行为，这是一种共同知识。
③案例来源：北京WTO事务中心法律部《中国焦碳煤在欧洲市场的命运变迁》，由北京WTO事务信息网转载（www.bjwto.省略/Article_Show.asp?ArticleID=758）。由作者整理。
④案例来源：根据新浪网专题《人民币升值，汇率改革破冰》（finance.省略/nz/lnrmbzzsz/），和讯外汇资料《中美汇率之争：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stock.省略/invest/detail.aspx?id=1586263）整理。
主要参考文献：
[1]Mayer,Wolfgang. Theoretical Consideration on Negotiated Tariff Adjustments[J]. Oxford Econ, 1981, March 33.
[2]Stephen P. Magee, William A. Brock, Leslie Young. Black Hole Tariffs and Endogenous Policy Theory: Political Economy in General Equilibrium[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3]Gene M. Grossman, Elhanan Helpman. Trade Wars and Trade Talks[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5, 103(4).
[4]John A. C. Conybeare. Trade Wars: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Rivalry[J].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7.
[5]David M.Gould, Graeme L.Woodbridge.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etaliation, Liberalization and Trade Wars[J].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8, 14.
[6]向钢华,王永县．军事威慑中试探策略博弈分析[J]．系统工程, 2005(9)．
[7]Zagare F. Reconciling rationality with deterrence a re-examination of the logical foundations of deterrence theory[J]. Journal of Theoretical Politics, 2004, 16.
Tactics Behavior in Trade Friction
Zhu TongLi Lei2Abstract: This paper sets up a three- stage signaling game model to analyze the attack and defense behavior in trade friction. After researching on the four types of equilibrium and the conditions for the effective application on the probe strategy in trade friction, we’ve made some explanations for two cases in real world. This paper indicates that it is feasible for the challenger to take the probe behavior to obtain the defender’s type under primary condition given out in this paper. Otherwise the result of the probing will not have any useful implication. The defender needs to send out the appropriate signals considering both the choice of challenger and the payoffs of himself.
Key words: Trade friction; Signal game; Pooling Equilibrium; Separating Equilibrium
[ 收稿日期： 2007-10-23 责任编辑：潘德平 ][中图分类号]F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306(2007)12-0098-08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