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中外语言研究分析与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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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西语言学是在非常相似的初始条件下开始起步的。最初的语言学工作都是文本注释性的、教学语法性的、规范语法性的。最初关于语言本质的思考都是由语言和现实的复杂关系而引起的。然而，使命和目的相同并未导致结果的相似。探讨19世纪中西语言研究实践的差异，旨在揭示出中国语言研究的一些启示。

关键词：历史比较语言学构拟历史比较法新视角

世界的语言研究有三大传统，即希腊―罗马传统、印度传统、中国的小学传统。三大传统各有特色和研究重点。希腊―罗马传统以主谓语法结构以及与此相关的词类划分为基本框架，重点研究词的形态变化；以巴尼尼语法为代表的印度传统，重点研究构词法和语言问题。尽管那时还没有语系的概念，但这两个传统所研究的语言却都是印欧语系的语言，并且在研究侧重点上是互补状态。随着自然科学和社会人文科学的发展，尤其是生物进化学说的诞生，两个传统走上了相互结合的道路；其中西欧学者在沟通欧洲语言和印度梵语之间的联系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而导致了历史比较语言学的诞生和发展。

一、19世纪语言研究的历史回顾

历史比较语言学主要研究语言的发生和发展，按生物进化的模式把语言纳入谱系关系的框架中，并构拟不同阶段的共同语，探求它们的原始形式及其后来的各种发展演变过程。早在18世纪后半叶，英国学者威廉・琼斯发现，古代印度的梵语和古代西欧诸语言之间有相似之处，于是提出了它们同出一源的假设。

19世纪初，西方语言学者开始运用历史比较法研究有亲属关系的语言，产生了历史比较语言学（早期也叫比较语法）。从而把语言研究从哲学、逻辑学等学科的附庸地位中解放出来，把语言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后来，英国语言学家威廉・琼斯（1746～1794），在进一步研究中，发现希腊语和拉丁语、梵语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于是大胆地提出“印欧语假设”，成为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先躯。德国学者A.W.施莱格尔也看到梵语和欧洲许多语言有着不可否认的共同点，第一个提出“比较语法”。他是历史比较语言学的草创者。这以后，丹麦的拉斯克、德国的葆朴、格林、俄国的沃斯托科夫等人进一步奠定了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基面。他们以及他们之后的学者，如F・施莱格尔、维尔纳、梅耶等建立了一套科学的历史比较方法，找出不同语言的亲属关系。他们的研究使语言学摆脱了过去的附庸地位，标志着语言学已成为一门真正的独立学科。

到19世纪中叶，欧洲语言学家提出了一个包括八个语族一百多种语言的庞大语系，称为“印欧语系”。语言学家通过历史比较的方法提出西欧和印度在语言上同属一宗，在文化上具有一定的渊源关系。这一发现是人类文化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为科学语言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二、19世纪西方语言研究的价值

语言学家们常说，19世纪是用历史比较的方法研究语言，特别是印欧语言的世纪。这并不是说，19世纪以前人们没有通过语言比较来进行历史研究，也不是说19世纪完全忽略了语言其他方面的研究。实际上，19世纪产生了历史比较语言学理论和方法的新观念，在语言的历史比较方面，集中了语言学研究的大部分才华，特别是印欧语言研究。

首先，从语言观上看，在19世纪初，印欧语言研究在生物进化学说的影响下，自然主义思潮在欧洲语言学界盛行一时。在一些语言学家看来，语言的存在和发展同生物有机体一样，是一种自然现象。19世纪后期，一批年富力强的语言学家即青年语法学派把语言看作是个人心理现象，并通过对例外现象的解释以及语言演变中类推作用的研究，把印欧历史比较语言学推向了高峰。

其次，从语言学史上看，历史比较语言学以严格的历史主义原则、科学的比较方法，通过不同语言的比较，构拟共同语，并以共同语为立足点，研究语言的历史发展规律，确定语言的亲属关系，进而揭示语言的历史关系。这种研究目标决定了历史比较研究的基本程序是，首先要研究个别的历史，然后在语言比较基础上构拟共同语，而共同语的构拟又能反过来修正个别语言的历史，从而促进语言的历史研究。

第三，从文化意义的角度看，19世纪西方语言学家通过历史比较法把欧洲和远离欧洲的印度大陆的语言和文化联系起来，这对“欧洲文化优势论”无疑是个打击。

当然，西方历史比较语言学研究也存在着局限性，既有历史语言学理论方向的，也有历史比较乐趣本身的，还有某些客观因素的制约。

就历史比较本身而言，它无法确定所构拟原始形式的大致时代，由于直线发展语言观的制约，采用历史比较法构拟的原始形式常被看作同一年代的语言现象。然而，语言是发展变化的，它的发展具有不平衡性和多元方向性，因而所构拟的各种语言形式不一定属于同一个年代层次。另外，语言在发展过程中，有些语言要素消失了，对于那些消亡的语言要素，西方历史比较法受到了限制。

三、19世纪中西语言研究的差异

19世纪，中国正处于清王朝统治之下，清代政治稳定，社会发展，资本主义开始萌芽，西洋科技不断引进，这些都为中国传统语言学（小学）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无论在音韵学、训诂学和文字学方面都有人做过比较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了全面发展，其成就也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同时，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语言资源丰富，语言关系复杂，特别是汉藏语系语言，语种多，分布广。中国语言尤其汉藏语言的结构特点、历史关系、文化背景等都与印欧语系语言有很大区别，这就决定了19世纪的中国语言研究不同于西方历史比较语言学。

首先，从研究方法上看，西方历史比较语言学采用历史比较法，通过不同语言的比较，构拟共同语，研究语言的历史发展规律，确定语言的亲属关系。而清代学者以客观材料为依据，使用严谨的科学考据方法，从而得出比较正确的结论。尽管这样，19世纪中国也没有产生历史语言学。

其次，从研究内容上看，19世纪，中国在音韵学、训诂学和文字学研究上都有了全面发展。研究音韵学，尤其是研究古音，其目的就是利用古音学知识来校订古书，从而为读懂古书服务。研究训诂学旨在揭示出语言和文字的关系，进而为诠释经典，阅读古书服务。文字学研究自宋代开始，清朝后达到了极盛，研究文字学有助于解决汉语语源研究和汉藏语系语言比较研究。中国这个时期的语言研究大都侧重对前人的文献作考证、诠释和评注，目的是帮助人们读懂古代文献，为经学附庸，因而也没有产生语言学理论。而西方历史比较语言学通过几种语言的比较，找出相互间的语义相同、相反或有关语音成分的对应关系，确定语言的亲属关系，然后构拟它的原始形式，重建原始共同语，目的在于说明语言事实的历史演变。

再次，中国传统的语言研究从汉字入手，分析它的形体，考究它的读音，探讨它的意义，形成文字、音韵、训诂三位一体的传统小学，其研究核心是语义问题，并且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后来，汉藏语言学家总结的“语义比较法”实际是西方历史比较法和中国传统小学研究相结合结出的果实，它和印欧语系历史比较研究中的“形态比较法”有异曲同工之妙。在建立词族的前提下寻找同源词，进行历史比较，是汉藏历史比较语言学在研究方法上不同于印欧历史比较语言学的一个重要特点。

最后，中西传统语言研究对语言的把握视角有很大不同。西方传统语言研究以“句”为语言表达的基本单位，语法成为语言研究的主体。中国传统语言研究以“字”为表达的基本单位，“字”的形、音、义研究成为语言研究的主体。到19世纪末期，西学东渐，尤其是历史比较语言学和结构主义语言学，对中国语言研究影响最深。马建忠的《马氏文通》引入西方语法研究的内容，打破了中国语言研究的传统格局，也不自觉地带来了研究语言的新视角，改变了中国传统语言研究的整体格局。语法成为19世纪末期中国语言研究的重要方面，并逐渐成为研究主体。但19世纪末期的中西语法研究也存在着差异，西方传统语法研究有词法和句法两部分，词法主要是变词法，即形态学，并由此划分词类。从根本上讲，西方传统语法研究立足于句子，研究句子的形式和意义的关系。而汉语没有形态变化，所以变词法对汉语研究没有什么可借鉴的。马氏采纳的是词类和句法两部分，从总体上看，这两部分的立足点是不同的，与西方传统语法在本质上也不一致。《马氏文通》的实用目的使作者仅仅采纳了西方传统语法的框架，而没有对“语法”作更好的理论阐释。它与西方传统语法思想存在着差异，这一点在20世纪中国语法研究中很有代表性。

19世纪中西语言研究，无论在宏观上，还是微观上，都存在着很大差距，尽管中国语言研究历史比国外早，中国古代语言研究也作出了不少贡献，但由于中国长期处于封建统治之下，闭关锁国，眼睛只盯着国内，致使中国现代语言学的产生比国外晚了一百年，直到1898年马建忠的《马氏文通》诞生才宣告中国现代语言学的产生。

相比于西方语言学传统，中国语言学的传统就其理论的浓度和完整性来说显得单薄了一点。但要注意的是，在评估中国语言学传统时我们不能混淆不同的理论框架。人们常常为中国古代没有出现句法研究以及没有一套词类范畴理论而感到遗憾。但是正如我们已指出的那样，句法及词类本来就不是在中国传统语言学理论的视界范围内，中国传统语言学思想的自身逻辑蕴涵不了这样性质的研究。相反，从中国经典时代的语言学思想出发是有可能发展出一套完整的以语义概念为经纬，以能指关系为轴心的精密的符号学理论的。然而，或许是因为可资利用的思想资源的不足，或许是因为研究手段的不合，更有可能是对语言研究的实用性要求压倒了一切，一直到19世纪中西文化开始全面交往时，中国传统语言学也没能产生出一个像印度的巴尼尼语法那样的对西方语言学产生重大影响的本土的语言学理论体系。相反，中国却很快地开始按照西方语言学传统的模式建立起了一个新的汉语语言学理论体系。但是，长期以来，中国语言学界还是一直以创立一个有中国特色的语言学理论体系为目标。

很显然，要达到这样一个目标，我们不能不重视对我们自己传统的发掘，探索中国传统语言学的思想。这是因为只有在充分认清中国语言学传统的认识取向及其方法论选择的基础上，我们才有可能循着自己的传统方向创造出有意义的新成果。中西语言学的对比研究给我们带来的启示就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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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枫辽宁抚顺 辽宁石油化工大学国际教育学院113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