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火中的中国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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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世界上局部战争与冲突不断,而不论是在中东还是非洲,每当硝烟还未散尽,一些勇敢的中国商人就会排除种种艰险,第一时间出现在硝烟未尽的土地上,甚至会在炮火与枪林中大胆前行,去捕捉那里的商机……
伊拉克的中国商人
中国商品曾经遍布伊拉克的大街小巷,大到发电机组、铁路机车,小到服装、饰物、儿童玩具及日用小商品。战前,有数十家中国公司在巴格达设有办事处。战事一起,中国商人退出了伊拉克,但战火尚未完全熄灭,中国商人就重新进入伊拉克。
据说,战事正急时,就有中国商人在伊拉克周边国家聚集,并囤集货物,准备随时进入。
伊拉克战后的重建,美、英等国独揽了大宗生意,但中国的商人们也没放过那里的商机。
据说,战后在巴格达开第一家中国餐馆的是深圳青年刘磊。
2004年1月1日,刘磊的“中国龙”餐馆在伊拉克开业,餐馆的主顾之一就是美国军人。
萨达姆时代,伊拉克不能公开贩卖酒水,只是基督徒聚居区可以卖。中国龙餐馆开业时,刘磊在采购时偶尔发现有卖酒的,就试着买一两瓶回去,居然很快就能卖掉,后来酒的需求量越来越大,开始几箱几箱地进货,酒类的销售额每天可达几百美金。
有人称,战后首位进入巴格达的中国商人是陈宪忠。战前,陈宪忠就在巴格达做生意。2003年5月5日,他从约旦进入伊拉克境内。事先,他与国内多家公司联络,拿到了一些产品样品,准备重新开拓伊拉克市场。来到巴格达曾经工作和生活的地方,发现房屋的门窗都已毁坏,他需一切从头再来。
战后进入伊拉克的陈宪忠,至今还在那里经营他的生意。
伊拉克战争结束后,即使是萨达姆被处了绞刑的今天,伊拉克仍然是局势动荡,战火连连,几乎每天都有爆炸、枪击事件发生,无论是驻伊外国军队,还是伊拉克人、外国商人,都人人自危,随时有生命危险,在那里的中国商人也不例外。
目前,在危险系数最高的巴格达,较少有中国商人,而在相对比较安全的伊拉克北方库尔德自治地区,据说有数百名中国人。
当地一家叫“神龙阁”的餐馆,其老板自称是伊拉克目前唯一一家真正中国人做中国菜的中餐馆。由于最近到这里来的中国人在增加,他们在别处又开了一家连锁店。
战后首位进入巴格达的中国商人陈宪忠,为避乱也从巴格达来到了这里。今年5月1日,他在代胡克市建的“库尔德斯坦中国贸易中心”开始试营业。
陈宪忠根据自己在伊拉克多年的亲身经历,提醒想来伊拉克做生意的中国人要三思而后行,因为在伊拉克“利润与风险并存”。他说,来伊拉克第一要考虑安全问题,这里的局势乱,人身安全没有保障;第二要考虑找好的合作伙伴,千万别叫人给骗了,要了解对方,不管什么时代,都要做到“不见货款不发货”,这是在战乱地区做买卖不得不采取的方式,而且一旦被骗,也不要去死缠硬要,免得引祸上身;第三要考虑商品是否对路,一般地说中国商品在伊拉克不愁销路,但比较高档的商品,伊拉克人需求就不是很大。
阿富汗的中国商人
“阿富汗不仅没有工业,甚至连手工作坊都没有,什么都没有”。一位中国国际问题专家如是说。
阿富汗战后,第一批去的商人是去发“战争财”,即去那里买炮弹皮,将这些废铜废铁等战争废物运回国内,其收益不匪。
再之后去阿富汗的,就是经营其它生意了。有人向阿富汗贩卖打火机,基本是成火车皮地往那里运。
阿富汗废墟上,几乎一片空白,中国商品物美价廉,具有极大的竞争优势。
阿富汗首都喀布尔,道路坑坑洼洼,建筑物弹痕累累,入夜则黑暗寂静。2005年10月的一天夜晚,喀布尔一座建筑上闪亮起了漂亮的霓虹灯。让霓虹灯在喀布尔夜空闪亮的,是浙江商人老黄。
政权被不久,老黄就来到阿富汗做生意。在经历了文具店、家具店等生意的起起落落后,他创建了当地第一家霓虹灯制作公司,专门给高层建筑做霓虹灯招牌。
为了霓虹灯生意,老黄什么苦都吃过,什么活都干过。从制作到焊接、安装,都需他亲自上阵。他说,安装时就用一根细绳从楼上坠下拴住自己,一开始吓死了,不过后来就慢慢适应了。
2002年,湖南妹子杜芳与她的叔叔、表姐三人,用半个月时间,从北京坐火车到乌鲁木齐,经过巴基斯坦,到了喀布尔。
2004年,杜芳和表姐盘下当地一家中国人开的饺子馆,一天都没休息,一手交钱,一手交店之后,马上就开张了。此后她们虽然很忙,有时甚至感觉忙不过来,但还是自己在坚持,没有雇其他人。杜芳说:“我们两人一直坚持着,请当地人觉得不太放心,所以一直就靠我们俩。”
过度的劳累,严重催残了她们的身体。一次杜芳从外面采购回来,直接进入豆腐房磨豆腐,由于劳累加上豆腐房又小,通风换气条件比较差,她当时就昏在了里面,幸亏表姐及时发现,才没有发生生命危险。
杜芳说:当初我们刚来到阿富汗时,这里的人对中国人都热情友好得不得了,虽然当地女性出门都要穿传统服装“波尔卡”,但是他们都很尊重我们的习惯,夏天哪怕我们穿短袖上衣和裙子出去也没关系,但后来受一些不好影响的波及,我们现在每次出去即使把自己捂得很严实,其他人也会用很异样的眼光看我们,而且指指点点说一些不好的话……
作为战后较早来到阿富汗的中国人,杜芳几年间艰苦创业,不仅饺子馆开得很红火,她在那里还收获了爱情――她嫁给了阿富汗安全部门的一名警官,如今还生下了一个可爱的混血小男孩。
黎巴嫩的中国商人
2006年7月25日16时15分左右,以色列在不到10分钟的时间里,对贝鲁特南部的真主党总部大楼发起了三波空袭。徐祝明在他的“小中国”中餐馆门前,眼见爆炸声过后,一柱柱的烟尘腾空而起,好一会儿才漫漫散去。
徐祝明10年前到黎巴嫩,先在别人的店做厨师,后来自己开了“小中国”中餐馆。
“小中国”中餐馆坐落在基督教信徒集中居住的贝鲁特东区一条当地著名的酒吧街上,是贝鲁特中国人自己开的三家中餐馆之一。贝鲁特东区是基督教区,西区是穆斯林逊尼派聚居区,南区是穆斯林什叶派集中的地方。徐祝明非常不理解:为什么不能相安无事地好好过日子,每次动荡,倒霉的都是老百姓。
冲突最激烈的时候,酒吧街变得空空荡荡,有的酒吧干脆就关了门,他的酒店也没什么生意可做,他每天按中国驻黎巴嫩大使馆的要求汇报情况。
2006年7月17日,徐祝明的夫人和三个孩子离开贝鲁特,随其他中国人撤回了国内,但他还不想随家人回浙江宁波,他在盼望黎以冲突能够尽快缓和平息。
黎以冲突不断,致使很少有中国商人想去黎巴嫩做生意;即使去了,也时时为性命担忧。与徐祝明家人同时撤回国内的,有170多人,此后留在黎巴嫩的中国人就更少了,留下的多数是在黎巴嫩扎下很深根基的,比如和当地人已经成婚的人。
性命成危,生意难做,是在黎巴嫩的中国人的普遍状态。
东帝汶的中国商人
东帝汶是一个人口不足100万的小岛国,2002年正式独立,是世界上最年轻的国家,也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东帝汶虽独立仅几年,但多次发生大规模暴乱。就是这样一个贫穷而动乱的小国,也不乏有中国人来此创业、淘金。
1999年,谢薛山与一批中国人到东帝汶考察,看到当地的动荡和落后,第二天其他人就离开了,只有谢薛山留了下来。
谢薛山认为,当地的贫穷和动荡中蕴藏着商机。果然,当年联合国决定在东帝汶成立东帝汶过渡行政当局,全面接管东帝汶内外事务,谢薛山拿到了联合国价值60万美元的合同,翻新东帝汶首都帝力市在骚乱中毁坏的办公楼。
谢薛山在翻新办公楼的同时,又建了“福来酒店”,大量的联合国雇员到这里来吃饭,一盘炒饭卖5美元,一盘炒青菜也卖5美元,生意十分好做。
后来随着联合国雇员减少,酒店生意陡减,谢薛山果断将其转让给其他中国人。
2006年,对于在东帝汶经营生意已很熟稔的谢薛山，拿到了东帝汶政府发放的第三张捕鱼许可证,其后又拿到了东帝汶东部考姆码头的配套设施建设权。他还考察了东帝汶东部的田地,准备租下大片土地搞种植业,并且进行深加工。
在东帝汶,谢薛山的生意做得顺风顺水,但并不是在那里的中国人全是这样;在动乱严重时,东帝汶的中国人还得借助中国政府的力量撤回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