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维明教授谈东西方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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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维明是新儒家第三代领军人物，中国传统文明对世界的“扬声器”。近年来奔波于全球众多高等学府，讲授儒家哲学，并由比较宗教学、伦理学、美学的视野，来阐明儒家传统、文化中国及反思现代精神。杜维明推崇儒家文化所蕴涵的道德理性、人文关怀和入世精神，景仰儒家明其道不计其功的胸襟，以中国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为研究中心；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他开始关注经济发展并引发文化思考，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1988年担任哈佛大学东亚系主任并荣膺美国人文艺术科学院哲学组院士，1996年出任哈佛燕京学社社长。

问：新加坡政府最近一直在强调亚洲价值观。根据您的理解，亚洲价值观的具体内容是什么?提倡亚洲价值观又有什么积极意义?

答：这不仅是新加坡的问题，马来西亚，乃至日本、台湾、中国大陆也提这个问题。一个很具体的情况，就是1993年的曼谷会议。那次会议，有49个亚洲国家签署了《曼谷人权宣言》，日本没有签，可能是基于政治因素。《曼谷人权宣言》就想办法突出亚洲伦理的特色，以面对西方人权的挑战。根据我的理解，具体地说，在很多基本的价值取向方面，亚洲伦理和现代西方文明之间，有许多相异的地方。

其一是出在对人的理解上。到底人是一个孤立绝缘的个体呢?还是人际关系网络的中心点?在亚洲，大半认为人是社群的一部分，是人际关系网络的中心点。西方学者现在也慢慢了解到这个重要性，认识到即使是把人当成人际关系网络的中心点，也不一定会消解掉人格的独立尊严。就是说，人的社会性和他的尊严可以配合。

其二，究竟社会是由各种不同的冲突抗衡组成的，如卢梭所谓的契约论，还是经过长期的共识慢慢地塑造成的?东方伦理认为，社会是一个信赖系统，就是说，即使是有冲突抗衡，但也有一个很基本的信赖。没有信赖，就没有社会。儒家有一个很基本的信念，就是不能足食足兵民无信。有人间孔子，如果必须在食、兵、信之间作出抉择，要怎么办?孔子主张先去兵，再去食，但不能去信，因为民无信不立。信是非常重要的，信就是trust。整个东方社会都很重视信。

其三，政府可不可以扮演一个积极的作用?在西方一直有一个毛病，就是认为政府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罪恶，是neccessary evil。但是，在东方社会，人们认为政府可以扮演积极的作用，就是贤人政治。贤人是通过人的自我人格发展，到了个人力量增加了以后，就要对社会群体负起责任。换句话说，政治的责任感和个人的道德素养可以配合。

其四，西方自从启蒙运动以后，在很多学者认为，一定要价值中立。我觉得这跟东方伦理不一致，价值不能中立，一定要有道德的选择。

其五，就是对家庭的重视。西方的学者最近才发现，现代西方发展出来的政治理论，家庭不仅不重要，几乎不成为关切的论题。在西方，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可以谈家庭，但政治学家不谈家庭。从儒家传统，即《大学》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角度看，家庭有深刻的政治意义，家庭可以培养有政治责任感的人。另外，家庭的稳定是使得社会安定、政治清明的重要力量。

其六，笛卡儿以后的现代西方文明，有很多抗衡的，或者是绝然冲突的价值，就是非此即彼的二分法，譬如身和心、精神和物质、天和人、个人和社会，都是冲突的。但东方的思想，却是即此即彼，是这个又是那个，儒家有很多基本的信念，如本末、内外、先后、上下、浅深、部分或群体，它们之间的关系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譬如《易经》里提到的阴阳，阴阳一定是互补的，当然也有冲突，但却是既相克也相生的辩证的关系。

总之，从基本的思维模式，从人与社会的关系，从人与自然的关系，从人与天的关系，乃至对于家庭，对于人的社会角色等各方面讲起来，亚洲伦理和现代西方伦理有所不同。至于说提倡亚洲价值观有什么积极意义呢?我认为，捌昌亚洲伦理可以补现代西方启蒙心态以来，所发展的强势意识形态之不足。因为这个强势意识形态，有几个很大的失误，首先是一种凡俗的人类中心主义(SecularAnthropocentric)，就是把人的能力膨胀得很大。因为科学技术的发展，人要征服自然，而征服自然是非常不健康的。虽然荀子也讲人定胜天，但儒家真正的大传统是要跟自然和谐。

此外，西方过分突出个人主义、过分突出自由，对平等和博爱不重视。还有一个很严肃的问题，那就是现代西方并没有完全落实法国大革命提出的自由、平等、博爱三大理想。所谓博爱，其实应该叫做Fraternity，意思就是社群(Community)。在西方，这项理想一直没有得到好好的发展。当西方的宗教组织受到威胁，宗教权威没落，家庭崩溃，其社会就出了很大的问题。反过来，在回教社会或者受儒家传统影响的东方社会，在维持社群的方面，有很多积极的作用，可资现代西方社会借鉴。

问：法国大革命前的启蒙时期，欧洲出现了一批启蒙巨匠，除了卢梭之外，还有伏尔泰等人。伏尔泰甚至被称为欧洲的孔子。请问，这批启蒙大师是否受了东方思想的影响，并结合了希腊罗马文明和基督教经院哲学，产生自由、平等、博爱三大理想呢?

答：可以这样说。启蒙大师确实受到东方思想的影响，而且是很大的影响。其中法国重农学派创始人魁奈，一直在他家里挂着孔子的像。

西方认为自己一枝独秀，甚至对东方作出许多不合理的批评，是19世纪以后的事，特别是黑格尔以来。黑格尔认为，东方文明是人类的曙光，太阳光芒万丈一定在西方。这种看法，把东方文明当成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初级阶段，而西方文明是高级阶段。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失误。到现在，很明显的，提倡亚洲伦理有很大的积极意义。就是说，经过亚洲知识分子长期地、虔诚地、全面地学习西方，而没有全部放弃或摧残自己的文；化资源，可以知己知彼，把东方文化的一些长处，在经过西方挑战以后，不仅没有消灭，而且能够把有生命力的这些价值拿出来，和西方进行平等互惠的沟通。

问：东西方价值观能互相结合、相辅相成，而不是发生恶性冲突，从而为全体人类的未来福祉作出贡献吗?

答：现阶段有很多学者被杭廷顿的文明冲突观点影响或干扰，但即使文明有冲突，文明对话应该是大家努力的目标。即使将来冲突不可避免，但某种沟通理性的出现，使得冲突不会变成杀伤力太大的祸害，我想是可能的。从儒家的立场看，我有这么一个构想，就是儒家想成圣成贤的理想人格，在现代的自由民主社会，要比传统的专制社会和现代的权威社会，更能够充分发挥。这是我第一个命题。

其次，儒家有很多非价值或反价值，例如三纲就是反价值，要经过现代西方的民主、自由、科学、法制、人权、理性等观念的挑战，使儒家能够现代化，以崭新的姿态出现。假如儒家传统经过长期的磨练，接受了很多西方文明的考验，而把它的糟粕去除以后，它的精华还有生命力，跟他原来的文化生命的源头活水，有核心价值的东西没有违背。这样的话，从事儒家研究的一些人，包括政治家、学者，就有权对西方现代文明所导致的很多重要的缺陷，譬如极端个人主义、虚无主义、相对主义，进行批判。这是我第二个命题。

不过，如果我们自己的记录或成绩，还处在一个民主化的过程，儒家的资源还没有充分的发挥，或者还没有经过创造性的转化，我们并没有资格对西方自由民主做很大的批评。

地球是一个村庄，各民族之间的交往越来越频繁，世界变成了一个整体。正如李约瑟所说：“不管怎样，事情是注定了的：世界只有一个。全世界人民必须共同生活在这个由机和无线电的发明而日益缩小的世界内。”不同民族创造了不同的文明，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时有发生，有时还表现得非常尖锐。文明需要对话，对话的基础是平等、尊重和宽容。相互了解、理解、接纳、宽容、共存，通过交流和对话消除误解、隔阂、偏见、仇恨、狭隘和自私，最后达到同情、尊重和爱，进而实现大同世界，这是人类永远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