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述《明实录》对武当山的记载及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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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明实录》作为明代惟一的一部国史，对武当山的历史从政治、经济和文化上进行了多方面的记录，反映了武当山及其道教在当时的显赫地位。武当山因为《明实录》的大量记载，其地位获得国史的空前重视，声望得到很大的提高。同时，《明实录》在记载武当山历史时，也显现出其史料所具有的特殊价值，有许多史实为武当山志或他史所无，甚至对其他武当山史志中的某些错误有证伪和纠正的作用，证明了作为国史的《明实录》在某些来自国家的信息的记载上具有很高的权威性。

关键词：明实录；武当山；史料价值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1）12－0105－08

武当山及其道教宫观是明朝政府大力建设、极力推崇的道教圣山和“朝廷家庙”，自太宗以后，历代皇十分重视，既给予极高的政治地位，也给予丰厚的经济支持。关于武当山的记载，明代留下了不同层次、不同体裁的史志书籍：有任自垣的《敕建大岳太和山志》（下文或简称任志），王佐的《大岳太和山纪略》、凌云翼及卢重华的《大岳太和山志》（下文或简称凌志）、方升的《大岳志略》等山志，有谢《均州志》等方志，有王士性的《广志绎》，谢肇的《五杂俎》、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朱国桢的《涌幢小品》、黄溥的《闲中今古录摘抄》等野史笔记，有陈子龙编辑的《明经世文编》、黄训辑录的《皇明名臣经济录》等政书，有王世贞的《州山人四部稿》、刘若愚的《明宫史》、傅维麟的《明书》、雷礼的《国朝列卿记》、查继佐的《罪惟录》、谈迁的《国榷》等私修明史，有《万历续道藏》等道教经典，有徐弘祖的《徐霞客游记・游太和山日记》、谭元春的《游玄岳记》、袁中道的《珂雪斋近集・游太和山》等游记，更有明代列朝皇帝专史《明实录》。在上述所有记载武当山的著述中，《明实录》为当朝官修的国史大典①，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

《明实录》所载武当山的史料固然比较丰富，约2万字，而专载明代武当山历史的山志如《敕建大岳太和山志》、《大岳太和山志》字数更多，均为20余万字②。与之相较，实录的记载字数显然要少得多。然而，《明实录》对武当山记载的价值，并不在于其史料的丰富，而在于其作为国家史书对武当山地方史的高度关注，因此，通过《明实录》对武当山记载的探讨，可以观察武当山历史在明代国史中的显赫地位。当然，《明实录》中的一些记载，则为武当山志和其他野史、杂史所无，故也有相当独到的史料价值。

关于武当历史和文化的研究，学术界已有大量的成果，专著方面，有黄兆汉《明代道士张三丰考》③，江百龙、冯崇岩《武当拳之研究》④，梅莉《明清时期武当山朝山进香研究》⑤，当然最详细和系统的还数王光德、杨立志的《武当道教史略》⑥。论文方面，有张良皋《中国建筑宏观设计的顶峰――武当山道教建筑群》⑦，顾文璧《明代武当山的兴盛和苏州人的大规模武当进香旅行》⑧、杨立志《武当山道教文化》⑨ 等，而以杨立志主编的《自然・历史・道教：武当山研究论文集》所收论文较为密集⑩。然综观此前论著，尚无人从《明实录》的角度对武当山历史与文化进行研究者，故本人在此试作探讨。

一、《明实录》所关注的武当山内容

《明实录》共载武当山的内容为132条（每一条代表某日中的一件事）。也就是说，《明实录》共记载了武当山132件历史事件。数量虽不算多，但置诸宏观历史上观察，应该还是有相当份量的。

《明实录》各书所载武当山条数见表一。据表一，武当山在明代前期受到的关注较少，而中后期受到的关注增多。若以宣宗以前为前期的话，那么武当山在实录中出现16条，而大部分出现在《太宗实录》中，多达9条。这是因为太宗时正在进行大规模的宫观建设，作为国史的《明实录》给予了应有的关注。然而，由于宣宗以前明朝所遇到的事情较多，洪武朝的大杀功臣，太宗朝的靖难之役和随之而后的告密及清洗，营建北京等，导致国史对武当山的关注分散和忽视。从英宗开始，除穆宗和熹宗两朝对武当山的记载较少，其他各朝对武当山的记载都比较多，最多的是宪宗朝和世宗朝。宪宗时，武当山宫观进入了维修期，因此《宪宗实录》对武当山宫观的维修给予了相应的关注，同时，较为频繁的涉及武当山的人事任免，以及度牒额数问题成为《宪宗实录》关注的焦点。世宗朝，由于皇帝极度佞道，对武当山的祥瑞灵异特别看重，因此政府对武当山开展了大规模的宗教活动，或遣官致祭，或频繁任免官员以加强对该山的提督和管理，导致《世宗实录》相关记载的加多。神宗朝与世宗朝的长度相仿，但对武当山的记载锐减一半，说明朱翊钧对其祖父的修玄活动并无兴趣。神宗皇帝主要对派出矿监税使、搜刮民财感兴趣，因此《神宗实录》主要记载了宦官在武当山的权力扩张过程，以及外朝官对宦官的颉颃活动。《明实录》可以说是反映了历史的脉博和动态。

若从内容上来观察的话，《明实录》对武当山的记载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见表二）。据表二可见，《明实录》有关武当山的记载，基本上分为四大类，即宫观建设与维护，经费与供给，宗教与迷信活动，以及行政建置与人事安排。

第一，武当山宫观建设与维护方面，共31条。《明实录》通过上述内容的记载，对武当山道教宫观的建设和维修情况进行了重点的介绍，在明代惟一国史上，留下了显赫的记录，基本上准确反映了武当山在明代的历史，提高了这座地方名山的历史地位。对武当山道教宫观兴建的记载，以《太宗实录》为最早，该书卷129载：永乐十年六月，“建湖广武当山宫观。命隆平侯张[信]、驸马都尉沐昕董其役。”营建工程持续了六年半，基本上完竣。自英宗以后，特别是宪宗时期，武当山宫观进入了维修期，关于这方面的记载开始增多。《英宗实录》卷129载：正统十年五月，“提调太岳太和山湖广右参议李倜奏：‘太和、南岩、紫霄、五龙、玉虚、净乐六宫俱渗漏，请预烧砖瓦为修理计。’从之。”《宪宗实录》卷291载：成化二十三年六月“庚午，诏湖广均州盐钞、农桑、丝绢并皮张、鱼油、翎鳔折银，悉留修理大岳太和山宫观。”

表二

武当山的建设和修理，都动用了卫所的军士。《太宗实录》谈到了在武当山修建宫观的士兵人数，仅发湖南辰州、沅州、五溪等九卫的官军就达12000余人。《宪宗实录》卷36载：成化二年十一月癸酉，提督湖广军务工部尚书白圭、总兵官抚宁伯朱永等奏：“自正统十四年以来，始将（襄阳、荆州等卫所，均州、竹山、房县、上津、郧县、谷城、光化等千户所）各卫官军调遣麓川、两广等处征进，及于太岳太和山等处修造”，结果导致城池空虚，千斤刘得以乘隙为乱。以上均说明军士在修建和维修工程中承担着重要工作。

武当山的维持和发展，需要有源源不断的道士进入各道观，而僧道数额在明代是受政府控制的，《明实录》记载了朝廷特许的度牒数额。《英宗实录》卷9载：宣德十年九月甲午，“茅山华阳洞灵官汤希文奏乞如龙虎山、大岳太和山例，给道童八十九人度牒，以备焚修。从之。”这条记载间接说明了武当山当时的道童度牒限额是89名。《宪宗实录》卷116载：成化九年五月戊申：“给太岳太和山各宫观道童一百四十名度牒。”武当山在度牒上还有特别的优待。

武当山的维护还包括治安管理，包括禁止樵采和捕治盗贼。《宪宗实录》卷281载：成化二十二年八月癸酉朔“甲戌，敕禁太岳太和山樵采，并复其侵占田地。时本山道士奏武当山多被民开垦樵采，请赐护敕，并敕所在官司禁治，及拨还民之侵占者。从之。”同书卷265载：成化二十一年乙酉，“太岳太和山有盗入神殿，窃金银供器数事”，提督太监韦贵、潘记、布政司右参议李谦皆涉渎职，命宥免，刻期严督捕盗。

第二，武当山经费与供给方面，共30条。作为编年附传体裁的国史《明实录》，并未对武当山的修建经费和维修经费给出具体而准确的数字，然而，在它关于皇帝和朝廷恩赐武当山道观和道士经费和钱物的记载中，还是透露出这方面的信息。《宪宗实录》卷38载：成化三年春正月丁丑，“命给湖广太岳太和山宫观油蜡，每三年一给，令襄阳府于夏税内折办四万五千九百三十六斤。”卷236又载：成化十九年春正月癸亥，“定给湖广太岳太和山官香蜡，自成化十九年至二十一年止，蜡二万三千四百三十余斤，香一万三千八百四十余斤，令于襄阳府夏税折收给之。”《武宗实录》卷162载：正德十三年五月甲寅，“以长芦运司盐五千引给太和山道众典祀”。看来，武当山的经费，包括油蜡、香烛、道士衣食，都由政府在夏税、盐课中拨付。《明实录》还记载了武当山宫观的维修费用，如《穆宗实录》卷33载：隆庆三年五月壬子，“提督太和山太监柳朝乞留岁收香钱银四千三百余两，修理本山。上从之。”

武当山道场的国有和官办性质，使得这里的官员和道士们花钱奢侈，文官争相弹劾，攻击他们靡费不赀，实录记载了这些意见。《孝宗实录》卷177载：弘治十四年闰七月己巳，内阁大学士刘健等抨击显灵、朝天等宫，泰山、武当等处，修斋设醮，费用累千万两，要求“绝异端无益之费”。孝宗嘉纳之。同书卷198载：弘治十六年四月丁未，户部奉旨会文武大臣及科道官抨击“近年费出无经，如妆造武当山等处神像，费金不止千数，各寺观修斋赏赐等项，岁费银不止万数”。由于靡费太甚，因此官员要求裁减其经费和人员。据《孝宗实录》卷25载：弘治二年四月壬子，巡抚湖广都御史梁指出：“永乐中武当山食粮道士不过四百，近至八百余人，道童亦有千余。乞照额放免，以省冗食。”孝宗从之。政府还常常从武当山应拨费用中，挪作赈灾经费。《世宗实录》卷36载：嘉靖三年二月辛酉，“以湖广民饥，发太和山香银二千两赈之，从巡按御史马纪请也”。

第三，宗教与迷信活动22条。《明实录》记载了朝廷遣官至武当山祭真武大神的活动。《宣宗实录》卷14载：宣德元年二月乙丑朔乙亥，因为初即位改元，遣永康侯徐安、安乡伯张安等祭告祖陵、皇陵、太岳太和山、先师孔子等。《孝宗实录》卷11载：弘治元年二月丙辰，命恭顺侯吴鉴、保定侯梁任等赍香帛祭祀“大岳太和山真武等神”。这种遣官致祭活动，到世宗朝愈演愈烈。《明世宗实录》卷220载：嘉靖十八年正月己亥，因为世宗准备回承天谒陵祭告，严嵩进拟仪式称：“南阳遣官祭武当山之神”。到武当山致祭活动，以世宗朝最为热衷。直到神宗和熹宗即位，仍然遣官祭武当真武等神。???

据《明实录》记载，祥瑞灵异的内容，则以太宗和世宗两朝实最为崇信，因此两朝实录记载尤祥。《太宗实录》卷262载：永乐二十一年八月甲子，礼部左侍郎胡进瑞光图及榔梅、灵芝，具奏云：“今岁万寿圣节，大岳太和山顶金殿现五色圆光，紫云周匝，逾时不散，山石产灵芝、榔梅，结实特盛。往年于礼部尚书吕震率百官进贺，曰此‘圣寿之徵也。’”太宗答道：“朕岂不自知德之凉薄，不敢恃此。为卿等惟尽心庶政，辅朕不逮，以上答天眷，下民贻福足矣。此不足贺。”多少还有点自知之明。然而，崇信道教的世宗就不同了，对祥瑞灵异之事十分迷信。据《世宗实录》卷438载：嘉靖三十五年八月壬寅，他问礼部：“古之用芝草入药者，今产于何所？求之可得否？”尚书吴山等称灵芝是祥瑞之物，只能等到民间贡献，世宗忍不住“诏有司采诸玄岳、龙虎、鹤鸣、三茅、齐云及五岳，仍访之民间”。

第四，行政建置与人事安排以及人物生平方面，共49条。《明实录》所载最多的是有关武当山的人事任免，其中包括提督武当山的行政官员、提点武当山宫观的道官和司香武当的宦官的任免。关于提督武当山的行政官员的任免，一般多以湖广布政司右参议提督太岳太和山事。《英宗实录》卷313载：天顺四年三月“甲申，升湖广襄阳府同知李梦芳为湖广布政司右参议或参政，提督太岳太和山事，支正四品俸，以九年考满也。”最后一次记载的是《神宗实录》卷193：万历十五年十二月癸亥，“以湖广右参政兼佥事詹贞吉调补本司右参政，提督大岳太和山兼管抚民，及分守下荆南道”。关于提点武当山宫观的道官，实录也有一些记载。如《宣宗实录》卷35载：宣德三年春正月丁酉，“以太岳太和山玄天玉虚宫提点任自垣为太常寺丞，仍掌玉虚宫事。”关于司香武当的太监，常常不安本分，将手伸向军队，扩张权力。据《宪宗实录》卷270载：太监潘记“主太岳太和山香火”，却声称自己“权轻不能服人”，要求“兼提督正伍官军，操守城池”。兵部建议“宜命记专焚修，无以他事分其志”，但“诏特许记请”。孝宗即位之初，对此类过分的要求有所裁抑，据《孝宗实录》卷2载：成化二十三年九月壬寅，“上即皇帝位，遂颁诏大赦天下，诏中明言“提督大岳太和山潘记……不许分守地方”。然而，武宗上台后，又大力推行司香太监兼守湖广行都司事宜。据《武宗实录》卷7载：弘治十八年十一月辛丑，“命太监韦兴往太岳太和山司香，兼分守湖广行都司地方”。直到万历末年，这一情况仍未改变。《神宗实录》卷532载：万历四十三年五月己未，“命司礼监左监丞张时调内官监左监丞，着太和山提督兼分守湖广行都司等处地方”，还特别强调“写敕与之”。

在宦官扩张权力的情况下，便发生了外朝官与宦官，以及宦官支持的道官之间的激烈冲突。《神宗实录》卷417载：万历三十四年正月辛未，“湖广襄阳知府冯若愚，偕推官程启南以公事道经太和山净乐宫，其所辖界也，循例入谒，遇道官赵本深、袁进贤等醉忤无礼。若愚杖之。提督本山太监王勋嗾令本深等击钟聚众呼噪，若愚等疾驱得免，犹为飞甓中额出血。勋贪横无纪，贿收无赖羽流万计，若愚为政清严，素与勋忤，勋至是乘机修报，乃先上其事，诡称若愚乘与进宫，欺蔑龙牌，怒本深等力阻，痛决几毙。”神宗“以惩责道士，亦守土官所得行之法，乃戒勋宜钤束道众，安静山场，不得忿争多事”，并未对太监给予实质处分。

从上可见，《明实录》对武当山历史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记载，反映了武当山在明代特殊的地位，也说明《明实录》具有反映武当山历史与文化的重要史料价值。

二、《明实录》所载武当山的特殊史料价值

首先，关于武当山在明代的名称，许多记载均作“大岳太和山”，古籍如《敕建大岳太和山志》和《大岳太和山志》等???，今著如王光德、杨立志《武当道教史略》??? 等，然而，整部《明实录》中，既有“大岳太和山”，更有“太岳太和山”，而且以后者居多。据笔者统计，称“大岳太和山”者16处，而称“太岳太和山”者42处，若单以“大岳”和“太岳”相比，前者共出现16处，而后者出现多达48处。笔者所据《明实录》，是清初明史馆馆臣为修《明史》而抄写的本子“馆本”，是现存最早且完整的《明实录》版本。清初无任何皇帝名“大”，无需避讳，而且书中大量存在的“大”字，也证明此本并未避“大”讳。因此《明实录》中所使用的“太岳”一词，不能简单地认为不对，而硬要锁定在“大岳”一词上。据《太宗实录》卷200载：永乐十六年五月“壬戌，大岳太和山产芝千数百茎。隆平侯张信悉采以进。”而该书卷207却载：“永乐十六年十二月丙子朔……武当山宫观成，赐名曰太岳太和山。”又《大岳太和山志》补遗《艺文・记》中收有副使徐学谟的《游太岳记》一文，标题就叫“太岳”???。笔者以为，究竟明代封武当山是“大岳”还是“太岳”，仍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武当山在嘉靖年间，被佞道的世宗皇帝赐名为“玄岳”，此在凌云翼的《大岳太和山志》中并无明确记载，只是在补遗《艺文・赋》中收录了王世贞的《玄岳太和山赋》，似乎透露了一点信息，但十分朦胧。而《明世宗实录》中出现了“玄岳”9处，并交待了“玄岳”名称的来历。据该录卷394载：嘉靖三十二年二月壬戌，“遣工部右侍郎陆杰往太和山督造玄像，赐坊名曰‘治世玄岳’”。同书卷405又载：嘉靖三十二年十二月丙子，“以玄岳工成，遣英国公张溶往行安神礼，恭诚伯陶仲文往建醮”。此后，在国史中，太岳太和山多称“玄岳”。该书卷438载：嘉靖三十五年八月壬寅，为获灵芝，“上诏有司采诸玄岳、龙虎、鹤鸣、三茅、齐云及五岳，仍访之民间”。直到嘉靖三十六年，世宗还因“杰以督修玄岳”功，荫其子陆光畿兵部左侍郎，兼右佥都御史。??? 《世宗实录》最后一次记载玄岳在卷495嘉靖四十年四月戊午：“遣锦衣卫千户任恩等六人分建万寿醮典于玄岳、鹤鸣、龙虎、齐云、三茅、王屋六山，神乐观道士十一人分赍香帛。”这些记载，显然要比凌云翼的《大岳太和山志》详细得多。

其次，《明实录》记载了一些其他史籍忽略的史实，反映出国史在记载历史时详慎的特点。明世宗佞道，曾为武当山亲撰了一篇《重修太岳太和山玄殿纪成》碑文，这篇碑文《世宗实录》并未记载，而《大岳太和山志》卷2“历代御制”则收录了世宗皇帝的这篇《御制重修大岳太和山玄殿纪成之碑》：“朕惟大岳太和山乃北极玄天上帝修真显化成道之所……” 首尾完整，撰写日期是嘉靖三十二年十月二十五日。??? 这是山志和方志的优势，然而，该山志并没有交待这块碑撰写的背景、安放的时间和所在的地点，仅仅是将该文作为一篇文章收录进来而已。《明世宗实录》却详细记载了上述情况。据卷404载：嘉靖三十二年十一月“甲寅，御制《重修太岳太和山玄殿纪成碑文》遣中书官往勒石。”这篇文章撰写的背景是：“先是，侍郎陆杰言：‘本山自兴工以来，始现霞光三日，壬子年秋七月现三公峰至金锁峰，是月又数现天柱峰麓三公峰、显定峰、苍龙岭方丈房眷，冬十月现皇崖峰涧下及三公峰，良久乃散。前此八月，琉璃厂窑中发五色祥光萦绕，而荆州府获楠木一株，围八尺有奇于宜都水中，此与永乐间瑞应何异？请降御制，勒碑于山门前。’从之。”据此处记载知，这篇御制文是刻石后，安放在山门前的。这些历史信息，远较山志要详细和具体。

由于明朝当代所编的武当山志只编到隆庆时为止，因此更多的史料和历史信息则由《明实录》记载和提供，其价值更是不可轻觑。如《明神宗实录》卷85载：万历七年三月“戊申，升吏部验封司主事陈惟直为湖广左参政，提督太岳，分守下荆南道”。此条信息，为凌志卷4《职官姓名》所无，因此十分珍贵。这些记载都是明代武当山志未及载录的内容。

其三，《明实录》所载的某些人和事，虽然并非独家记载，但仍然可以用以印证他史，而且他史一经国史的证明，就显得更为可信和真实。凌云翼等编《大岳太和山志》卷4载有《职官姓名（修山官附、提点附）》，详尽地记载了从正统至隆庆间的提督藩臣、提督内臣和创建管工官员的名单，这是以全国历史大事为视野的《明实录》所不甚注意的。然而，《明实录》中也记载了一部分官员前往武当山公干的任免情况，所载情况不仅准确，而且具体。凌志载：“李倜，河南邓州人。由进士，正统七年任。”而《明英宗实录》卷89有更具体的记载：正统七年二月壬辰朔，“升工科都给事中李倜为湖广右参议赐敕提督大岳太和山宫观。”同书卷196又载：景泰元年九月丁未，“提调太岳太和山湖广右参议李倜以年老乞致仕，从之。”不仅记载了他上任时的时间（具体到日），而且还记载了他离任时的时间和原因。

凌志又载：“韩文，山西洪洞人。由进士，成化十五年任。”而《宪宗实录》卷196载此事更为具体：成化十五年闰十月“乙卯，升工科右给事中韩文为湖广布政司右参议，提督太岳太和山宫观”。多出了闰十月乙卯和由工科右给事中升右参议的信息。该录卷206又载：成化十六年八月戊午，“命提督太岳太和山湖广布政司右参议韩文管司事。”这则信息则为凌志所无。凌志载：“李谦，人。由进士，成化十六年任。”《宪宗实录》卷208载此事为：成化十六年冬十月“癸丑，升……兵科给事中李谦湖广右参议，提督太岳太和山。”增加了十月癸丑的具体日期，以及来自兵科给事中等信息。类似的情况还有华山，凌志载：“直隶无锡人。由进士，弘治十三年任。”而《孝宗实录》卷167载：弘治十三年十月己酉，“升南京刑部郎中华山为湖广布政使司右参议，及提督太岳太和山，兼管抚民之事”，不仅印证了华山提督武当山的事实，而且还将任职的具体时间点明了。

其四，作为国史的《明实录》具有权威性，较他史更为准确，可纠正他史之误。凌志卷4《职官姓名》载：“王豫，河南祥符人。由进士，成化十五年任。”考诸《宪宗实录》卷131：成化十年秋七月丙子，“升湖广布政司右参议王豫俸二级。豫提督太岳太和山宫观，九年秩满，本山提点及佃户言其清慎有守，乞升职，仍旧理事。下吏部，言豫未经考核，称否难遽黜陟，请依所乞，升俸二级，再历三年通考。从之。”若依此载，则王豫提督太岳太和山的时间当在九年前，也就是成化元年或二年（若算当年的话，应该在二年）。凌志称成化十五年，显然有误。据任志卷2载有成化二年十月二十五日命右参议王豫与奉御韦贵一起提督军士修理宫观的敕谕，则证明《明实录》所载不误。凌志同卷载：“梅伦，直隶苏州人。由进士，成化十二年任。”成化十二年显然有误。考《宪宗实录》卷137载：成化十一年春正月“丁丑，升……左参议南京刑部郎中梅伦……右参议，……伦……湖广……提督太岳太和山”。系此事在十一年。任志卷2有成化十一年三月十六日“敕大岳太和山提调官湖广布政司右参议梅伦”的史料，则证明十一年不误，《明实录》所载具有准确性。《明实录》不仅在时间上记载可靠，而且在人名上也比较可信。如凌志载：“马诠，南和人。由进士，弘治三年任。”马诠名字误，当作马铨。考《明孝宗实录》卷34载：弘治三年正月辛未，“调……湖广布政司抚民右参议马铨提督大岳太和山，俱以剩员裁革改调也”。其他的证据见《甘肃通志》卷27《职官》：“马铨，直隶南和人。”明凌迪知所撰《万姓统谱》卷85载：“马铨，字秉衡，南和人。生有异质，博学强记，登成化乙未进士，授户科给事中。识达大体，多所建白，升湖广右参议。”这充分证明，《明实录》所载正确，较之凌志更为可信。当然也应该承认，武当山志毕竟是有关武当山历史与文化的专门记载，因此在史料的丰富详赡以及部分内容的准确上都远过于《明实录》。

注释：

①《明实录》在明代拥有独一无二的国史地位，参见拙著《明实录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

②?????? 参见杨立志点校《明代武当山志二种》，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③ 黄兆汉：《明代道士张三丰考》，台湾学生书局1988年版。

④ 江百龙、冯崇岩：《武当拳之研究》，北京体育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

⑤ 梅莉：《明清时期武当山朝山进香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⑥ 王光德、杨立志：《武当道教史略》，华文出版社1993年版。

⑦ 张良皋：《中国建筑宏观设计的顶峰――武当山道教建筑群》，中国武当道教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

⑧ 顾文璧：《明代武当山的兴盛和苏州人的大规模武当进香旅行》，《江汉考古》1989年第1期。

⑨ 杨立志：《武当山道教文化》，《世界宗教研究》 1994年第2期。

⑩ 杨立志主编《自然・历史・道教：武当山研究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 《明神宗实录》卷10，万历元年二月戊寅；《熹宗实录》卷8，天启元年三月壬戌。

??? 王光德、杨立志：《武当道教史略》，华文出版社1993年版，第158页。

??? 《明世宗实录》卷450，嘉靖三十六年九月甲寅。

??? 凌云翼、卢重华：《大岳太和山志》卷2“历代御制”，载《明代武当山志二种》，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80-281页。

作者简介：谢贵安，男，1962年生，湖北襄阳人，历史学博士，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暨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武汉，4300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