恋子情太重,何可容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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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焦母的择媳标准是什么？
《孔雀东南飞》中，焦母对刘兰芝不满，原因是“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即说刘兰芝不知礼节，一举一动全凭她自己的意思，不把别人（主要是她这个婆婆）放在眼里。焦母对儿媳妇的要求是什么呢？两个字：“贤”“艳”。她劝焦仲卿“遣”送刘兰芝回家，便许诺说：“东家有贤女，自名秦罗敷，可怜体无比，阿母为汝求。”在焦仲卿下定决心与刘兰芝共赴黄泉时，焦母又劝儿子道：“慎勿为妇死，贵贱情何薄！”且以“东家有贤女，窈窕艳城郭，阿母为汝求，便复在旦夕”来安慰诱惑儿子。焦母对儿媳有“贤”与“艳”的标准，既要求有德，又要求有貌，要求德貌双全。我们由焦母对儿媳这两个方面的要求来考察一下刘兰芝，或许有更深层次的发现。
二、刘兰芝符合焦母的择媳标准吗？
刘兰芝符不符合焦母对儿媳既“贤”且“艳”的标准呢？
我们先看“贤”。焦母说兰芝“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说她不“贤”，这是焦母要求焦仲卿“遣去”的主要原因。不过这只是焦母的一面之词。在那个时代，作为媳妇，“贤”应包括操持家务、孝敬公婆与顺从丈夫这几个方面;兰芝在“贤”这个标准上，有问题吗？
刘兰芝“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这四句话在文中出现了两次，一从兰芝口中出，一从刘母口中出，这不仅是呼应的手法，还有强调的意味。也就是说，在操持家务、孝敬公婆和夫妻和谐方面，兰芝都得到了全方位的教育，理论上没问题。如果口说无凭的话，我们从兰芝为嫁太守的第五郎“作衣裳”中能发现确实如此。诗中说：“移我琉璃榻，出置前窗下。左手持刀尺，右手执绫罗。朝成绣夹裙，晚成单罗衫。”这一做衣服的速度很能说明开篇兰芝自述时说的“三日断五匹”非虚言，“大人故嫌迟”是真的，而“君家妇难为”确实“难为”;我们也可以由此推断，“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也是实事求是。并且，焦母对着儿子为兰芝定罪名，也只说“无礼节”与“举动自专由”，并没有讲到她懒，讲到她不会操持家务，毕竟“结论好下，事实难编”。
在孝顺公婆方面，兰芝只说“大人故嫌迟”“君家妇难为”“妾不堪驱使”，指责的是焦母的苛刻，且自我辩护“奉事循公姥，进止敢自专？”只希望“无罪过”“供养卒大恩”，如焦母指责一样，也没有具体事例来证实。然我们从诗中还是能爬梳出相关材料来证实“君家妇难为”，问题出在焦母身上。兰芝被遣，心中幽怨，然临走时还是与焦母辞别。言语上或许仍不服输，透着刚烈，让人感觉即使认输也不服气，但这一辞别礼仪她还是做到了。在面对巨大痛苦与羞愧的时候，仍不忘礼节，不得不说兰芝在“礼仪”上并非如焦母所说的“无礼节”“自专由”。
至于顺从丈夫，从仲卿向母求情、夫妻絮语、暂别立誓和双双殉情中可以看出，此处就不赘言。
从“贤”的三个方面来考察，我们能发现，从焦母对儿媳妇要“贤”这个角度来分析刘兰芝，刘兰芝倒正好符合焦母的要求。然而合归合，“遣”还是继续。
我们再从“艳”这个角度看，是否也完全符合焦母的标准呢？焦母形容她相中的那个儿媳，一曰“可怜体无比”，一曰“窈窕艳城郭”，是如“罗敷”一样的美女，姿态无比可爱。难道把刘兰芝比下去了吗？非也。且看刘兰芝被“遣”回家时的描写：“足下蹑丝履，头上玳瑁光。腰若流丸素，耳著明月。指如削葱根，口如含朱丹。纤纤作细步，精妙世无双。”与乐府诗中《陌上桑》中“头上倭堕髻，耳中明月珠。缃绮为下裙，紫绮为上襦”的罗敷本人比，毫不逊色。也就是说，刘兰芝的貌完全符合焦母的要求。然“艳”这个标准完全符合焦母的要求，为何却仍不入焦母的眼？难道焦母有貌与德不能并的观点？无貌即是有德？有貌德即有缺？这又与她口中胜赞的那个“为汝求”的美女相左！这一矛盾，殊耐寻味。或许“贤”是焦母的要求，“艳”是为满足儿子的要求？
其实有关刘兰芝的“艳”与“贤”，不仅用正面从焦母、兰芝等人言语行动中探寻，单从刘兰芝“还家十余日”便有“县令遣媒来”“寻遣丞请还”就能看出她乃德貌双全;兰芝的德与貌是公认的，不仅符合焦母的标准，甚至超过了焦母的标准。套用后世的一句话，作者这样安排便是要气倒焦母，要为刘兰芝出气：“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如此虚写，是对焦母一次更加严厉而无声的反抗！
为何刘兰芝完全符合焦母的择媳标准，甚至超过了焦母的择媳标准，刘兰芝还是被“遣”呢？我们可以从礼教的角度分析，也可以从人类心理的角度来分析这个问题。
三、刘兰芝被遣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
兰芝被“遣”绝不是因为不“贤”不“艳”，乃另有原因。原因何在？
（一）是因为“无子”？
有一种说法是“无子”。 据《大戴礼记・本命篇》与《礼记・本命》载，妇有七出：“不顺父母，去;无子，去;淫，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窃盗，去。”我们发现，“淫”“恶疾”“多言”“窃盗”与兰芝沾不上边;而焦母加于兰芝身上的罪名是“不顺父母”，前文分析，又只是一面之词，那么，只能是“无子”了。诗中并没有讲到他们有孩子，但从诗中不难推断，他们确实应没有孩子，如果有孩子的话，兰芝被遣时最依恋、最放心不下不仅是丈夫，更应加上儿女;蔡琰的《悲愤诗》不是就与儿女分别时写得最凄惨动人么？另一个问题出来了，他们结婚多久了？这个问题，诗中两次提及，一为仲卿对母亲说的“共事二三年，始尔未为久”，这应是写实;一为兰芝对小姑说的“新妇初来时，小姑始扶床;今日被驱遣，小姑如我长”，这应是写虚，主要表现时光匆匆，即西方人所谓的“快乐感即无时间感”。“共事二三年”而没有孩子，这是个问题，但焦母为何不直接以“无子”来遣兰芝，而非得套上“不顺父母”？难道“不顺父母”在前，罪名更大，理由更充分吗？而“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为理由不同样也掷地有声么？其实，“无子”可作为“遣”的现由，但必须妇女到三四十岁之后仍无子才可以“遣”，兰芝与仲卿结婚才“二三年”，以此为理由来“遣”，于当时礼法不符，因而要另找原因，于是“此妇无礼节”便被搬出来了。这么看来，“无子”应是原因之一，但似乎不是主要原因。
（二）是因为“恋子”？
我们且借鉴一下西方性心理学家弗洛伊德人类心理学理论。弗洛伊德认为，对正常家庭来说，人自出生以来，首先接触的是自己的父母，接触最多的也是父母。如果是男子，他往往把自己接触的第一个女性――母亲作为以后择偶的标准;如果是女性，她往往把自己接触的第一个男性――父亲作为以后的择偶标准。用现代的话说，女儿是父亲的前世情人，儿子是母亲的前世情人。事情向另一个方向发展，儿女会恋父母，父母也会恋儿女，尤其对于年轻丧偶的父母来说，更为显得突出。依诗歌内容，焦母应属于有恋子情结的人。诗中未出现焦仲卿父亲的形象，极有可能已经逝世，而逝世的时间，应不是很长，这从焦仲卿“共事二三年，始尔未为久”和“新妇初来时，小姑始扶床”可知。焦母极有可能丧夫不久，未能极时调整适应丧偶后的孤单生活，因而产生极度的“恋子情结”。
焦母在丧偶之前，有丈夫作为依靠;在仲卿婚前，有儿子作为依靠;而焦仲卿婚后，儿子有了自己的家，对自己各方面的照顾顺从肯定不如从前，再加上刘兰芝既貌美又有才有德，儿子恋着依着，把母亲冷落这也是很正常的，这才引起了焦母的不满。焦母找茬，言兰芝“举动自专由”“无礼节”，而不言儿子仲卿。责怪儿媳总比责怪儿子来得自由，毕竟焦母要争取的还是儿子的心。焦母也明白，仲卿是为兰芝的美貌与才华吸引，攻击只能以“德”的理由来进行。但焦母也深知儿子的喜好，因而，在安慰儿子，说要为他娶更好的人的时候，还是用“艳”与“贤”来引导。其实，只要焦母对仲卿的依恋不减，只要仲卿对妻子感情好，焦母仍然会觉得儿媳不如意，即使是她为儿子选择的 “东家”的贤女，最终也会落下兰芝的命运。
有关恋子情节，许多学者作家都加以论述过。钱钟书在《围城》中就说：“在西洋家庭里，丈母娘跟女婿间的争斗是至今保持的古风，我们中国家庭里婆婆和媳妇的敌视，也不输于他们那样久远的历史。”巴金《寒夜》中借人物之口也说：“我们寡妇的心，丈夫死后，就全盘放在儿女身上，儿女就变成我们精神上的情人。我们这颗孤寂的心，被媳妇由儿子身上挤出来，着实没地方安置。”袁昌英分析焦母道：“母亲辛辛苦苦亲亲热热地一手把儿子抚养成人，一旦被一个毫不相干的女子占去，心里总有点忿忿不平。年纪大了或者性情恬淡的人，把这种痛苦默然吞下去了。假使遇着年纪轻轻，性情剧烈而不幸又是寡妇的，那么仲卿与兰芝的悲剧就不免发生了。”在中国文学史上，最真实的莫过于陆游与唐婉的爱情悲剧。唐婉叫陆游母亲叫姑姑，用以前的话来说这是“亲上加亲”，但结果不是“加亲”却是“越加越伤心”。为何呢？有人认为是因为陆游沉溺于婚姻爱情的美好，读书不思进取，有人认为是因为陆游母亲与唐婉母亲也就是嫂子有过节，因而迁怒;但无论如何，太过于依恋儿子，太把儿子当作生活的唯一中心，才是真正造成这一“错！错！错！”“难！难！难！”的悲剧根源。
综上所述，我们以为，既“贤”且“艳”完全符合焦母择媳标准的兰芝最终还是被遣归家，缘于焦母的专横与无理，这专横与无理与其恋子的情节有关，“无礼节”“自专由”只不过一个借口而已。“无子”表面看来有理，深层分析却还在“恋子”。这首诗历经一千多年仍以其思想与艺术魅力闪耀在中国诗坛上，某种意义上讲，就是这首诗艺术化地揭示出了隐含在我们人类内心深处的这种“恋子”情节，这种集体无意识，挖掘出了人类本性的东西。我们分析这首诗的时候，多从封建家长制度的角度来分析，但有家长权势的焦母为何对兰芝看不顺眼呢？只有挖掘到恋子情节，才能真正找到原因。